在鄉村治理研究中，引入鄉村性視角具有重要的再思價值。針對當前學界聚焦的城鄉治理統一性議題，本文提出以現代性作為統合鄉村性與城市性的核心維度。近代以來，農村與城市雖呈現差異化發展面向，卻始終共生于同一歷史時空進程，其演進的核心主軸是現代性的展開邏輯——現代性在城市場域表現為城市性特質，在鄉村場域則內化為獨特的鄉村性本質。這一基于現代性語境的鄉村性界定，正是本文展開分析的邏輯起點：既承認城鄉治理的差異性特征，更強調二者在現代性框架下的內在統一性，為破解城鄉二元治理話語提供新的認知路徑。
一、回到鄉村性：作為鄉村治理研究的知識起點
當下在推進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或許在于，人們常常是以城市的方式、思維來觀察與思考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所以城鄉融合的焦點問題恰恰是我們的統一性出現了偏差，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城鄉融合的統一性來源于政府權力和城市思維，由統一性或者假想的統一性來實現所謂鄉村振興，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因此，問題不在于我們需要跳出鄉村來討論鄉村振興，恰恰是我們沒有圍繞鄉村振興來看中國的鄉村治理問題。
不妨要回到經驗事實。有學者提出現在鄉村屬于過渡時期（潛臺詞就是鄉村最終在走向消亡），并且在這個過渡時期需要區分不同類別的鄉村。但是，需要進一步問的問題是這個過渡要多久時間？十年、二十年還是一百年？如果過渡期相當長，那我們應該面臨現實，承認現實，這個現實就是城鄉不一樣，由此其治理邏輯也理應不一樣，這是一種經驗事實。換句話說，鄉村性是一個經驗事實，這種經驗事實我們必須面對的，雖然城市與鄉村間存在著許多的關聯性，但是，有很多事實表明，農村和城市是需要區分的。
鄉村治理有其自身的邏輯。那么，我們如何進行研究分析？可以這么說，鄉村性可以作為鄉村治理研究的知識起點。鄉村社會是人類最古老的社會組織形態，作為現代社會的主導性社會形態的城市也是在鄉村社會的基礎上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同樣地，現代性的發展，恰恰呈現了農業文明對于人類社會的本源性意義與價值。作為文明一種樣態，農業文明永遠值得人類珍惜的，其實現在講的所有城市性都帶有鄉村性的味道，特別是中國城市更多具有鄉村性的底色在其中。今天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包括所謂的“烏托邦”，更多是源自于鄉土性的東西，因為我們要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們要回歸到寧靜、和諧等。換句話說，農村、鄉村、農業不是一個簡單的產業問題，是一個人類永遠值得珍惜的。但是，非常遺憾的是，今天的人們以城市思維，可能不只是城市思維，還包括城市人的傲慢偏見，將農村視為一個代表落后、不文明、不發達的空間，而且更主要的是往往以現代性城市中心這樣一種思維來批評鄉村治理的問題，從而構建一個所謂的鄉村社會治理的東西。我們長期在城市生活，受現代教育，可能是城市傲慢和偏見，也可能是這樣。其實，沒有鄉村性的思考，鄉村社會治理就同城市社會治理一樣無差別了，鄉村這個概念也只能淪落為個符號，可能連空間性的意義都沒有了。
從研究文獻角度來講，西方學術界也在不斷地反思，只不過比我們的更早一些。人們不難發現，西方學術界尤其社會學在不斷回到鄉村性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發展。今天中國應該要回到鄉村性，或者說回到這個知識起點來反思近代以來我們國家所走過的路程，特別是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鄉村社會歷史與文化傳統，較為幸運的是，在中國有著大量的未有發生大變局過的鄉村，人們有機會進行經驗的觀察，作歷史的回溯。可借助鄉村振興之際，回頭至少可以停下我們匆匆的腳步，從鄉村性出發檢討與反思鄉村治理，為未來之路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
二、何謂鄉村性：從鄉村治理看鄉村性
研究鄉村治理當然屬于一個認知活動，而鄉村性恰恰是認知活動的起點，也即是鄉村性在鄉村治理研究中應該帶有一種知識論、認識論的角色，圍繞它產生鄉村治理的相關理論、方法、價值，沒有鄉村振興的思考，鄉村社會治理就會同城市社會治理一樣無差別了。
從鄉村性來看鄉村治理的問題，我們首先應明確其定義，什么叫鄉村性？“鄉村性”與“城市性”作為一組二元對立的聯用概念，形成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美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當時社會學界為研究城鄉社會轉型帶來的諸多新問題，在辨析鄉村人群與城市人群、鄉村社會與城市社會之間差異的基礎上提出了這對概念，通過區分兩種社會形態的核心特征，為理解工業化進程中的城鄉分野提供理論支撐。一般意義上，“鄉村性”這一術語指區別于城市且為鄉村所獨有的一系列特征，與城市性構成二元對立關系。從本質上來說，“鄉村性”指的是鄉村居民以及鄉村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整體特性，“城市性”則是城市居民與城市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整體特征。在城鄉二元對立思潮的影響下，鄉村最初被視作穩定且孤立的結構，“鄉村性”與之相關聯則呈現出人口密度低、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特征。直至20世紀50至60年代，鄉村地理研究的復興使得城鄉關系被重新審視，學界開始認識到城鄉之間存在動態聯系，鄉村的變遷使得城市與鄉村傳統邊界逐漸模糊，這種模糊性進而促使“城市性”與“鄉村性”發生改變。由此，“城鄉連續體”的主張將“鄉村性”視為動態發展的概念，其定義也應更具綜合性，需從空間分布、職業構成等物質層面以及社會文化維度進行綜合考量。
現在各個學科都有很多研究文獻，人們對鄉村性問題的理解可從多個維度展開，其中多數基于地域性或是鄉村資源本身屬性的視角。地域性以及鄉村資源，它們既具有客觀存在的一面，同時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鄉村性的塑造，既不能局限于傳統牧歌式的單一田園印象，也并非純粹由社會建構而成。相反，我們更應關注鄉村性的多元化特質，正是這種多樣化的鄉村性，構建起了完整且豐富的鄉村特色呈現體系。
中國作為典型的農業大國，社會根基與鄉村性緊密相連。“鄉村性”在很長一段時間被闡釋為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傳統小農形態以及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鄉土社會”概念。中國傳統村落一直被視為一個以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為基石的生產性地域共同體。在傳統村落中，農業生產、土地資源、村民群體、鄉村生活等構成要素高度融合、相互依存，呈現出聚合共生的狀態。因此，傳統村落具有“獨立封閉社會邊界的社會實體”這一顯著屬性。當前，中國鄉村呈現出的多元性、復雜性以及開放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事實上，當人們提出“何為中國的鄉村性？”這一疑問時，背后蘊含著這樣一個假設：“村落”并非單純的地域單元，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構建，一種想象的共同價值觀。因此，我們可以更多從鄉村治理的維度來看問題。
鄉村性可以被認定為社會建構過程甚至是想象的共同價值觀取向，但是，鄉村性相對于城市性，更是空間意義上的一個現象與特征，一個鄉土社會得以存在的根。鄉村性當然是一個有關鄉村的概念，在中國，鄉村作為一個與城市相對應的概念，它有產業屬性、地域景觀、社會傳統與文化等面向。但是，對于鄉村治理來說，鄉村性更有著重要的制度特性與政策意涵，最持久的也是具有影響、最具深刻性的有三個制度及相伴隨的政策：戶口、社會福利和土地產權。所以，鄉村性在中國內在包含著制度安排，這決定著在治理上有著與城市不同的任務、面臨著不同的困難，由此存在著不盡完全相同的運行邏輯。
三、鄉村性的鄉村（社會）治理
從中國基層治理角度來看，作為一個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的鄉村，其鄉村性的意涵就表現為基于農村社會關系和制度、文化傳統價值取向基礎之上鄉村多元主體間權力和資源的一種調適。那么，鄉村性的鄉村（社會）治理又是什么？本文認為以下三個面向非常重要：
一是關系。關系是鄉村治理的邏輯基礎。討論城市治理和農村治理的區別需要明確意識到，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就是關系問題的差異性問題。為什么農村要講德治？因為鄉土社會有一個“倫理本位”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一方面以“人情原則”處理相互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又以人情往來、互助合作來增加整個社區的親密性。所以現在“三治合一”中的“德治”，其實已經表明人們認識到并回歸以“禮”為核心的“禮治”社會，因為除了法律秩序之外，“禮”是鄉土社會中另一個基本的秩序機制。“情”和“禮”構成了鄉村社會治理的邏輯基礎。當然，這種鄉村性同鄉村社會的空間的關系，同鄉村社會的農業與生活習俗相關聯。
可見，德治就是鄉土不同于城市的關系性構建，加之對關系本身知識的認識前提不一樣，農民關系和城市關系的基點因此也不一樣。現在，黨和政府認可“德治”，并給予充分的支持，使其能夠獲得合法性。這表明，一方面國家認識到鄉村治理不同于城市治理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國家對鄉土社會內生權威與秩序的承認或默認，說明了國家與鄉村之間的互動關系性，不再依靠自身單一的、直接的、命令式的管治。這背后的一切就因為藏著鄉村社會的鄉村性的面向。作為現代性的重要維度的法治自然需要同鄉村性結合，要處理鄉村性的議題，即法治秩序與禮治/德治秩序。
二是集體所有制及其集體意識。它是鄉村社會治理的正當性保證，是一個支撐性因素。盡管現在鄉村處于所謂的“后集體主義時期”，但是集體所有制及其集體意識依然成為鄉村社會治理正當性的可靠保證。鄉村性的根基在于土地，可以說城市治理是無土的治理，鄉村治理有土的治理，因此是有根的治理。目前中國農村的主要資源就是土地，而土地是集體所有。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所有鄉村均毫無例外地構建起以土地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也因此成為鄉村治理的產權基礎。集體所有制是一種財產歸社區公共所有、同時受國家控制的產權制度安排，產權具有政治性、集體性、社區性以及封閉性等基本特性。在新時代背景下，怎樣促使集體所有制契合市場化、城市化以及城鄉融合發展的需求，已成為農村改革的關鍵內容，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就不在此處討論了。
如果站在比較的角度來看，中國鄉村的集體性依然是重要的特征。全球范圍內存在著各種不同的鄉村社會類型：歐美地區的鄉村社會呈現出高度專業化的特征；南亞與非洲地區則是部落型鄉村社會占據主導地位；拉美地區則是政商精英掌控下的莊園制農村社會，后兩種農村社會目前正處于一種較為緩慢的變革進程之中。中國鄉村的集體性特征源于1958年開始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下，公社作為政府組織對生產活動與社會活動進行統一管理。1964年之后，這一體制逐步將部分管理權下放到生產大隊以及生產隊，并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才最終解體。但需提及的是，“政社合一”的體制并未在我國鄉村社會完全終結。就土地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開始推行耕地承包制度，土地產權在村社集體與農民家庭之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割。但是，無論是農業用地的產權，抑或是公共土地的產權，均歸集體所有，這本質上屬于一種“社區共同共有產權”形式，行政村與村民小組之間則共享了鄉村土地管理職能，只不過二者在職能履行側重點上有所差異。就村莊公共事務或服務而言，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財務支出本應由村社自行負擔，然而政府的資金支持力度正持續增強。就管理體制上來說，建立起在堅持黨支部領導核心下的實現村民委員會選舉實行村民自治的制度。
人民公社體制的退出以及農村經濟改革的推進，雖然使得“集體”意識形態日益弱化，但集體性仍是鄉村的重要特征。第一，“集體”仍然是村民日常生活中一個具有合法性的關鍵來源，仍然是重要的生產、生活依托以及價值歸屬，集體本身也成為村莊歷史記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二，村民有權共享村莊的集體利益，能夠直接共享集體的經濟資源以及非經濟資源。對村民來說，村莊的存留意義重大，不僅意味著集體利益分享權利得以保留，更意味著擁有了一個持續獲取收益的渠道。第三，村莊成為村民個體抵御風險得到庇護的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國家碾壓個體，面對國家，面對所謂的政府，個體無能為力，在這個時代中，唯有組織性，唯有集體性的所有制，或者共同體的東西，才能讓農民的訴求反映出來，并得到合理的解決。
三是政治與政策的話語。鄉村性的政治話語及其相伴隨著的政策話語為鄉村治理提供框架。通過對世界各國家的梳理，不難發現鄉村性的政治話語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政府內部不同部門由于各自政策需求差異，對鄉村性有著差異化的解讀與用詞，會根據自身政策導向對鄉村性作出不同界定。以美國為例，有統計顯示，美國聯邦政府下屬的各個部門關于鄉村的定義多達50余種。第二，主導性話語的變化。二戰結束后，生產主義理念在西方國家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鄉村農業生產也因此備受重視，但這也導致鄉村其他層面的社會經濟活動遭到忽視。后來生產性話題逐步轉向多元性話語。例如，從歐盟農業發展歷程可見，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的鄉村性話語開始從生產主義向后生產主義轉變，轉而重視農業與鄉村空間的多元功能屬性。再如，進入21世紀后，隨著立陶宛經濟的復蘇和加入歐盟，該國新聞媒體所構建的鄉村性話語隨之出現顯著轉變，這一轉變既反映出社會大眾對鄉村地區的感知變化，同時也為鄉村政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支撐。
中國鄉村性的政策話語同樣展現出獨特的演進歷程。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現代化話語體系在鄉村性的建構與重塑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在政府政策文本、大眾傳媒與娛樂媒體的鄉村表達中，既存在與城市格格不入的他者形象，亦有逃離現代都市喧囂的充滿田園詩韻的美麗鄉村理想范式。1949年以來，人們常常不難發現從農業剪刀差、以工補農再到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又到城鄉融合的話語及相關政策的變化。當前鄉村性話語體系中，現代化話語仍占據主導地位，但這一話語體系在我國鄉村發展政策話語中有明顯的不當表現：其價值評判偏向于將鄉村界定為落后、非理性、保守且愚昧的場域，主張實施系統性現代化改造。此類表述為激進鄉村開發項目提供了理論支撐與合法性論證，卻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鄉村社會內生動力及農民主體能動性的發揮。
前述政治與政策話語的兩個方面的變化，揭示了鄉村政策變遷及制定過程中隱含的主流意識形態，更對鄉村發展路徑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政策實踐的認知基礎，此類話語體系實質上界定了“可接受的鄉村形態”及“鄉村開發的合理路徑”，并由此對鄉村社會中的農民群體、居住者等利益主體形成廣泛影響。政策話語作為政治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關鄉村的政策話語實際含著鄉村性的政治建構，政治與政策話語的建構也因此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框架或內容本身。
四、從鄉村性再思鄉村建設與治理的理論
現在全球面臨的新問題是鄉村性又面臨著一些變化和挑戰。西歐、北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相繼興起鄉村復興與重構浪潮，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也廣泛經歷著深刻的鄉村社會變遷，“鄉村”議題也重新成為全球發展視野中的關注焦點。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正面臨著不同于傳統形態的“新鄉村”（new countryside）發展格局——現代化進程非但未能徹底消解鄉村社會，反而促使傳統村落以多樣化適應路徑回應現代化沖擊，由此引發了學界的“鄉村性論爭”(rurality debate)。如何從鄉村性再思鄉村建設與治理的理論已經成為學術界最具困擾的議題之一。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又當如何建構其理論？鄉村建設運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均有不少論述，前者主要是學者，來自鄉村建設派，后者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建樹。前者的理念在于通過鄉改造村社會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就是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與之相對，革命派雖未完全否定改良運動在鄉村建設中的積極意義，但認為局部改良無法破解中國現代化的深層結構性矛盾，主張通過系統性生產關系變革從根本上解決國家落后問題。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重塑了中國社會的政治架構與經濟格局，鄉村建設自此被納入系統性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之中。盡管存在改良與革命的路徑分野，但兩種鄉村變革思路均將現代化作為驅動鄉村轉型的核心邏輯。
那么，現在應該是新鄉村主義的時代。事實上，鄉村將成為新一輪話語體系的對象，目前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領域及社會公眾都非常關注“三農”問題，促使“三農”的概念范疇正從“發展”話語體系向政治話語體系轉變。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當代新鄉村主義思潮呈現出多元理論建構路徑，逐步形成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流派：第一個是國家發展主義的鄉村主義；第二個是民粹的新鄉村主義；第三個是后現代的新鄉村主義。
此外，我們還面臨一些理論的問題，比如國家發展主義的鄉村主義，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毫無疑問是國家主義的發展取向，特別是黨建話語體系下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理論。
五、結語
鄉村性在中國鄉村治理話語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為沒有鄉村性的思考，鄉村治理就同城市治理一樣無差別了，鄉村這個概念也只能淪落成為一個符號，可能連空間性的意義都沒有了。好在中國有著悠久的鄉村社會歷史與文化傳統，好在中國有著大量的鄉村可供人們進行經驗的觀察，作歷史的回溯。可以借助鄉村振興之際，至少可以停下我們匆匆的腳步，回頭來檢討與反思鄉村治理，為未來之路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
作者系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來源:《鄉村治理評論》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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