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視角下的雙案例分析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一個議題。當前，關于農村集體經濟與共同富裕關系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農村集體經濟與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相關性涉及面廣，研究主題具有極強的理論性和時代性。如何正確認識與把握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推動農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方面的研究尚需進一步深化。特別是，當下的研究與討論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在促進農民農村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的關鍵機制與重要作用。實際上，共同富裕不僅要求發展的可持續性，而且強調共享的可持續性（郁建興和任杰，2021）。盡管已有研究揭示了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政策路徑依賴與政府短期政績導向（夏柱智，2021）、集體成員公共參與積極性與獲得感不高（林雪霏和孫華，2021）、資產開發路徑單一與產業化經營滯后（陸雷和趙黎，2022）等問題，但農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制與實現路徑尚未引起足夠關注。
有鑒于此，為回答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如何促進農民農村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時代之問，本文以山東省起南村和中郝峪村為例，采用歸納式雙案例研究方法，在揭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困境的基礎上，從可持續發展視角出發，試圖探討農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制與實現路徑。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關注農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可以為理解農村集體經濟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和內在機理，建立既能體現集體優勢又能調動個體積極性的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以及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二、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一）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多重困境
總體而言，發展集體經濟，往往面臨“誰來發展”、“如何發展”和“如何持續”的問題，本文將這些問題概括為主體困境、經營困境和福祉困境。
1.主體困境。集體經濟組織建設是實現農民組織化的一個可行途徑。然而，在實踐中，集體經濟組織普遍面臨政府或資本單邊主導引致村集體與村民之間利益關系失衡、難以形成發展合力等問題。發展集體經濟的主體困境可從國家視角、集體視角與農民視角來觀察。
2.經營困境。推進鄉村產業振興是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然而，隨主體困境而來的治理問題制約了集體經濟組織在集體產業發展、資源開發利用和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等方面的主體作用的發揮。與此同時，發展集體經濟受到缺乏優質經營項目與經營人才的制約，難以形成因地制宜的發展模式。
3.福祉困境。為維護集體成員權益、實現共同富裕，集體經濟組織應在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提升村民福祉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在集體經濟組織缺乏穩定持續的經營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村莊公共物品供給能力不斷下降，這為基層治理帶來了消極影響，也會進一步加劇發展集體經濟面臨的主體困境。
（二）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盡管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已引起廣泛關注，但相關研究往往僅關注其經濟維度，對何為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尚未形成基本共識。在實踐中，發展集體經濟、實現農民共同富裕也往往被簡化為或等同于提高集體經濟收入的單一增長目標（張立和郭施宏，2019）。為克服僅著眼于集體經濟發展的經濟維度的局限性，從發展的現實需求出發，本文將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界定為通過良好的治理機制和制度安排處理好集體經濟發展與村落社區發展的關系，以實現集體經濟與村落社區協調發展、成員共享發展成果的可持續性，它包含三個維度，即經濟維度、社會維度和治理維度。
首先，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維度強調集體經濟增長的必要性。集體經濟組織可通過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發展集體經濟，提高村社服務供給能力和社區財富水平。針對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經營困境，這一維度體現了集體經濟發展的競爭性與穩定性，即如何實現集體經濟更有效率、更穩健的增長。
其次，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的在于造福社區，為本集體及其成員提供公益服務，提升集體成員的獲得感和滿足感。這一社會維度注重發揮集體經濟在提高村社成員福祉水平中的作用，體現了發展集體經濟的包容性與平衡性。
最后，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主體困境表明，發展集體經濟存在“治理赤字”問題。集體經濟在經濟維度和社會維度的可持續性目標的實現，需要集體成員的主動參與。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維度是指參與集體經濟發展的各行動主體通過積極有效的交流協商，形成有助于促進集體經濟增長的規則。這體現出集體經濟發展的韌性和協同性。
（三）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機制
本文從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視角出發，將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機制概括為促進集體經濟有效治理的主體生成機制、推動集體經濟提質增效的價值共創機制和實現集體經濟發展價值的收益共享機制。
三、研究設計與案例描述
本文采用歸納式雙案例研究方法，選取山東省淄博市兩個行政村作為研究對象，對數據資料進行多維度、多階段的采集與分析。綜合考慮案例的典型性是運用理論抽樣策略進行案例選擇應遵循的原則。山東省淄博市是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發源地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啟了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之路（魏道南和張曉山，1998），在探索新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發展模式和實現機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長期以來，受地理區位、自然條件、人口結構等因素影響，淄博市農村資源利用程度較低，農業產業基礎薄弱，農民增收渠道單一，村集體缺少經濟發展活力。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淄博市積極盤活村集體資源、資金和資產，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生態觀光、數字農業等鄉村新產業新業態涌現，發展成效顯著，集體經濟收入不斷增長。
本文以中郝峪村和起南村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以下考慮：第一，從兩個案例村的初始發展條件來說，村集體都經歷了從“空殼村”向“典范村”轉變的發展過程。這為探究集體經濟從共創到共享的長效發展機制和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理提供了現實樣本。第二，兩個案例村的帶頭人均以改革和創新作為發展集體經濟的出發點，不斷整合自主發展資源、提升內生發展能力，體現出發展集體經濟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第三，兩個案例村是在國家推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之前或作為第一批試點實行股份制改革的，在實踐中兩個案例村自主開展市場經營活動，自行培育經營管理團隊，主要依靠自身積累實現滾動式發展。第四，兩個案例村的集體經濟發展實踐具有示范效應，是探索集體經濟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典型代表。案例村有效破解了發展集體經濟面臨的三大難題，而且帶動了周邊甚至省外其他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四、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機制的案例分析
（一）主體生成機制推動集體經濟有效治理
1.村莊動員：形成集體發展共識。將村民組織起來形成發展共識，推動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集體行動，需要村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在國家政權建設和農村社會轉型背景下，村民集體認同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基于對案例村的觀察，筆者發現，這種對集體主義的認同主要基于四種治理邏輯。利益治理邏輯基于經濟利益而形成，傳統治理邏輯以傳統鄉土文化中的宗族觀念和互惠互助為特征。對這兩種治理邏輯，學界已多有討論。此外，筆者調研發現，隨著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推進，帶頭人的所想所為與國家政策倡導的一致性，強化了村民的集體主義認同感，形成了政策話語的治理邏輯。而在部分村民缺乏認同感的情況下，村民輿論會對不合作者形成某種約束或制約，由此形成基于村莊輿論的治理邏輯。上述四種治理邏輯體現在參與價值創造的村莊行動主體特別是帶頭人與村民的互動之中，共同構成了集體經濟價值共創與收益共享的行動基礎。
2.多方參與：整合自主發展資源。村莊有效治理需要資源保障，這既包括由土地盤活、資金整合、人才聚合等形成的經濟資源，也包括無形的非經濟資源。在整合經濟資源方面，為破解集體經濟發展中資源不足和缺乏發展后勁難題，兩個案例村在國家推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前或作為第一批試點開展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人，讓資產變成股份，村民成為股東，村民可按所持有股份參與集體經濟收益分紅。此外，情感資源等非經濟資源是推動多元主體參與集體行動的一類重要資源。筆者將集體經濟發展中的情感資源描述為集體成員在集體經濟價值形成與創造過程中感受或體驗到的情感。它既是集體成員作為村莊治理主體的一種社會資源，也是村民對集體行動滿意程度的體現。
（二）價值共創機制帶動集體經濟提質增效
1.資本積累：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利用、整合、配置集體自有資源，提升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能力，可以打破集體經濟對舊有系統結構的依賴。在起南村，村民收獲的小麥和玉米的銷售環節曾被控制在經紀人手中，村民在農業產業鏈中處于劣勢地位。為擺脫這一處境，村集體選擇了“先發展、后分紅”的思路，通過轉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使發展集體經濟所需的資本得以逐步積累。同時，以資本積累延伸產業鏈，將發展集體經濟嵌入產業鏈和價值鏈，擺脫了糧食銷售環節控制在經紀人之手的困境，促進了三產融合發展，實現了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革。與起南村不同，中郝峪村為有效配置資源，提出了“四輪分配”方案。十幾年間，中郝峪村基于自有發展資源，因時制宜地調整資源配置與使用方式，推動了村莊建設和產業轉型升級，提高了集體經濟的發展韌性。
2.系統建構：重塑經營發展模式。為了實現農業農村產業結構變革的價值主張，整合外部資源并動員外部主體協同參與價值創造，起南村立足本地資源，與山東省農科院開展深度合作，引進優質品種和生物治蟲等農業技術，建設數字化、標準化的現代農業高品質試驗田和優質小麥育種基地，打造智慧農業平臺。這些系統性舉措重塑了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實現了質量、產量雙提高。在中郝峪村，村集體系統性重塑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是以公司化統一運營方式實現的。村民根據各自能力和稟賦參與管家工作，形成了共同打造與保護中郝峪村鄉村民宿品牌形象的合力。這種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踐意義在于，村集體與村民的角色得到重新定位，價值共生共創的集體經濟發展生態得以構建。除了發展特色美食、打造鄉村民宿和傳承傳統文化，中郝峪村還將農事體驗、定制化服務、生態康養等多種元素融入鄉村旅游產業，為推動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開辟了自我革新與突破的新道路。
（三）收益共享機制促進集體經濟價值實現
1.收益分配：體現村社發展價值。已有研究表明，當前農戶與其所在集體內的其他經營主體之間的利益聯結較為松散，農戶依然以傳統資產收益為主要收入來源，大多局限于單純的產品或要素交易，少有機會參與村莊產業發展。這是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基本村情。筆者調研發現，不同于當下一些研究所注重的以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思路，注重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的比例是案例村提高村民收入和獲得感的有效途徑，這有助于推動利益相關方之間形成更為緊密的利益聯結。在村集體的收益分配中，兩個案例村主要通過為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運營、衛生清潔和其他服務工作的村民定期發放工資方式實現村集體經濟收益的初次分配。值得指出的是，在中郝峪村打造全村合伙機制的勞動分工格局中，本村村民與外村村民建立合作聯結并向外村村民提供與本村村民相同待遇的做法，體現了他們對實現公平正義的規范性理想及其實踐回應。
2.公益服務：提高村社福利水平。實現農民共同富裕不僅包括增加村民收入這一個維度。全面推進村莊建設、實現公共服務的村民共享，同樣是共享集體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方面。案例村的實踐表明，實行以提高村民福祉水平為導向的收益分配制度，可以提高集體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水平，平抑按勞分配和按股分紅后因村民之間收益不均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例如，在中郝峪村，村民享受的福利待遇主要包括免費三餐和免費醫療養老保險等。一方面，免費三餐是村民福祉最直觀的體現。從全國來看，村莊開辦“幸福食堂”“長者食堂”的做法并不少見。與其他地區村民食堂通常只面向60歲以上老年人的做法不同，中郝峪村的村民食堂是面向全體村民的。另一方面，中郝峪村村民對集體經濟發展成果的平等共享還體現在村集體為全體村民繳納醫療養老保險方面。受訪村民特別是上了年紀或者健康狀況欠佳的村民說：“如果在其他村，可能（自己）生活都有困難，現在可好了，也不怕生病，也不怕吃飯。”這種與“其他村”相比、“我們村”發展集體經濟帶來的村社福利水平的提高，為加強村社成員的歸屬感、成功實現社會整合提供了條件。
（四）對案例村的進一步比較與討論
不同于已有文獻大多強調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維度，并將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簡化為提高集體經濟收入的單一增長性目標的做法，本文的案例分析表明，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多維度屬性。首先，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良好的治理機制和制度安排。案例村基于利益治理邏輯、傳統治理邏輯、政策話語治理邏輯與村莊輿論治理邏輯，提高了村民對集體發展的認同，提升了集體成員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其次，針對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經營困境，兩個案例村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踐體現出集體經濟發展的兩種典型路徑（趙黎，2022），在價值共創、自主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了集體經濟更有效率、更穩健的增長。最后，針對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福祉困境，兩個案例村均在發展與富裕的基礎上建立了合理的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機制，體現出集體經濟組織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作用（陳錫文，2022）。
雖然發展道路不同，但兩個案例村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建立起擺脫困境的發展集體經濟的主體生成機制、價值共創機制和收益共享機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集體經濟的有效治理、提質增效和價值共享，體現了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所蘊含的多重維度和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形式的多樣性。盡管兩個案例村發展集體經濟的實踐具有“地方性”，但這種“地方性”實踐可以為相關政策的完善和實施提供“地方性”經驗的支持。這是本文案例分析的價值所在。
五、結論與啟示
對于發展集體經濟何以促進共同富裕這一時代之問，應從系統性視角來理解。筆者希望本文關于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所蘊含的治理、經濟和社會三個維度的分析，有助于拓寬和深化人們對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認識，為發展集體經濟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促進集體經濟有效治理的主體生成機制、推動集體經濟提質增效的價值共創機制和助力集體經濟價值實現的收益共享機制，既是實現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制，也是集體經濟從“共有”走向“共富”“共享”的轉化機制。本文通過揭示案例村從集體經濟“空殼村”蛻變為“典范村”的作用機制，進一步闡釋了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和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內在邏輯。在破解主體困境、經營困境與福祉困境的實踐中，發展主體的持續在場、價值共創過程的可持續與收益共享的可持續相互作用，構成了一個開放的、互為強化的動態發展循環，形成了村民與村集體合作共生、協同發展集體經濟的價值生態。這既是集體經濟發展主體參與互動與各類資源高效整合的互構一體化過程，也是推動集體經濟實現由“共有”向“共享”轉化、以收益共享實現村莊善治的過程。
本文通過案例分析提供了一種推動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地方性知識”。筆者希望這種源于“地方性”實踐的“地方性知識”對豐富新型集體經濟理論具有參考價值。為了使集體經濟在推動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增強村莊自主發展、自主創造與自主治理的力量，建立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至關重要。從長遠看，集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并非一個靜態的結果，而是一個集體經濟穩定發展與持續善治的動態過程。只有從理解集體經濟的發展困境出發，才能對這樣一個事實形成共識，即處于改革深水區的集體經濟亟須探尋一條可以實現持續穩定發展的道路。對這條道路的探索，源自人們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與對社群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并且應以農民真正成為集體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參與者和受益者為依歸。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成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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