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自主的知識體系構建，意味著還不那么自主，或者缺乏自主自覺。結合個人研究談點體會。近幾年推動田野政治學構建，主要有兩點：從田野實踐中獲得自主性，從理論構建中獲得知識體系；將田野帶入政治學，用政治學概括田野。
自主是一種立場，反映了主體在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過程中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獨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
立場是出發點和目標，是一種歷史方位。立場的獲得是一個過程。人一開始并沒有自己的立場，更多的是以他人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只是隨著人的成長和人的自覺才建構起自己的立場，有了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現代社會科學發生于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中國學者更多的是學習和追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將中國的社會科學置于前所未有的歷史方位中，并獲得立場自覺。這就是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自主的知識體系。習近平總書記“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方法、方案。”現在談立場、觀點和方法較少。事實上，當下的立場處處可見，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與其遮遮掩掩，不如公開挑明。有不同立場是正常的。重要的是交流、溝通、寬容，而不極化。
立場是知識生產的起點，體現著知識生產為誰生產的根本性問題。中國立場意味知識生產以中國為出發點，所要生產的產品是為了滿足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需要。這種立場的獲得需要在充分掌握現有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反思才能獲得。反思的重要來源是實踐和事實。
立場是一種歷史方位。任何知識生產者都處于一定的歷史方位中，所生產的知識都會受到其立場的制約和影響。
現代社會是人們相互聯系的“世界歷史”。一方面，知識生產產品的傳播會進入世界；另一方面，知識生產者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東方專制主義曾經是西方人對東方國家政治的基本判斷，集大成者是德國的魏特夫。這一觀點在一定意義上有其認識價值。但僅僅用這一觀點概括東方和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從而得出“西方是自由的，東方是專制的”結論便失之偏頗。針對這一觀點，本人基于中國事實提出東方自由主義的觀點。
知識生產者除了國家立場以外，還有社會立場。知識生產者是社會中的一分子，通常被稱之為精英，由此有了精英和大眾之分。相對知識精英來看，農民大眾無疑是知識較少，理性化程度較低的社會群體。但農民大眾也不是動物一般的存在，他們的行為也會有自己的思考和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但中國是由眾多的中國人構成的，其中農民占有多數，農民工在創造中國奇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從知識生產看，很少有對農民工的行為作學理解釋。本人由此提出“農民理性的擴張”，從積極的意義認識農民這一長期被認為是“保守者”的作用。如果沒有大眾立場，便很難生產出這樣的產品。
自主的知識生產，除了立場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種生產能力。如果沒有生產能力，生產的產品不能為人所接受，自主性也難以體現出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但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和自主的知識體系，需要不斷提升自主的知識生產能力。
一是提升設置學術議題的能力。學術議題是知識生產所生產的對象，是學術討論的問題。問題是學術研究的起點。從一般的知識生產和傳播看，出題目者處于高位階。老師出題目，學生應答，判分為標準答案。但標準答案并不能概括所有。長期以來，西方得以在社會科學領域處于領先地位，重要原因是具有強大的議題設置能力。但應該看到，西方學者設置的議題有相當的限度，并不都是超越時空為他人所需要追逐和接受的。西方的政治權力資源的配置以普選制為條件。選舉必然涉及到選民的構成，選舉、種族、性別等成為西方政治學的重要議題。而這些議題并不能構成中國政治學的主要議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提升議題設置能力，一方面要立足中國，另一方面要面向世界，設置能夠引起廣泛關注的學術議題。
二是提升范式建構能力。人們的思想意識一旦形成，很容易被固化，形成固定不變的認識范式。現在寫論文的規范是建立分析框架。殊不知分析框架也容易將人的思維格式化。一種議題能否接受，與認識范式相關。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個別西方人看來是新殖民主義，這在于殖民主義范式的規范。中國近年來為走好新時代的群眾路線，開展群眾工作，發動群眾共同締造自己的美好家園。但與西方的社會動員、社會運動、社會抗爭等理論很難“接軌”。重要原因是西方相關理論蘊含的是個人權利本位的自由主義范式。中國學者以中國實踐為對象設置議題，需要進一步建構相應的認識范式，促進思維方式的轉變。群眾路線、群眾工作、群眾動員的認識范式在于促進個人與集體的融合。
三是提升學術認識能力。建構認識范式，需要以事實為依據。只有通過事實才能改變人的思維定勢。中國特色哲學社會要以中國為觀照。如何認識中國，則有待探索。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何以中國？一是超大規模，二是超長歷史。兩大特性帶來相應問題。一是規模問題，地方差異性大，發展不平衡。二是歷史問題，新與舊的歷史糾纏。由此產生相應的學術議題。如社會的多樣性與政治的“大一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周期律等。
四是提升學術表達能力。有了立場，還需要通過學術邏輯和形式加以表達。在毛澤東看來，“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毛澤東的這一論斷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定義顯然不同，但還需要從學術上加以論證。東方專制主義論斷的重要論據是治水社會。這種治水主要是由政府發動和組織的大型水利工程。但在中國，除了大型治水以外，更多的是小型治水。這種治水更多的是當事人的自主行為。在東方中國，存在著廣泛的社會自由，并構成東方自由主義傳統底色。
五是提升方法選擇能力。方法是知識生產為達到目的使用的工具。知識生產使用何種方法，應該服從和服務于生產對象和生產目的，避免方法論拜物教。衡量學術成果，在于解決了什么問題，提出了什么觀點。西方的社會科學經歷了一個方法不斷完善的過程，從規范研究到實證研究，從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中國的社會科學不僅起步晚，而且經歷了一個曲折階段。在社會科學發展中，面臨著多種方法選擇的問題。這種選擇應該基于研究的內在需要。從總體上看，中國正處于歷史大變革之中，定性方法是基礎性方法。只有在科學的定性研究基礎上，再選擇定量研究。
六是提升學術判斷能力。知識生產需要有國家立場，但面臨的是世界知識市場。一方面它要從人類知識寶庫中汲取知識資源，另一方面它要面向世界，讓更多人了解和接受。知識生產者因此需要有自主的學術判斷能力，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是簡單照搬還是創造性轉換，都要自主判斷，科學選擇。國際期刊發表是知識生產國際化的重要載體，但不是評判知識生產成果的唯一標準。這在于國際期刊也有自己的立場和偏好。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2023年10月14日在長春由《開放時代》雜志舉辦的“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知識生產”研討會上的發言，經作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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