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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守英等:東亞鄉村轉型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啟示

[ 作者:劉守英?陳航?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3-12-09 錄入:曹倩 ]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人們對鄉村的關注視閾拓寬。對已經歷過轉型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東亞經濟體進行再審視,理清東亞轉型中鄉村變遷的基本特征,對當下中國的鄉村振興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東亞鄉村轉型的主要特征

重新審視東亞經濟體鄉村變遷的典型事實,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東亞鄉村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城鄉轉型的路徑。按照經典路徑,通過加快城市化將人口集聚在城市,農民轉變為職業農民或者產業工人,實現鄉村轉型。這一路徑由于過于注重城市化,忽略了鄉村和村莊本身的發展,導致鄉村和農民的衰弱。

重新審視東亞鄉村轉型的事實發現,東亞經濟體同樣經歷農業份額下降以及鄉村人口減少,卻沒有發生土地規模化、農業專業化、農民職業化以及傳統村莊的普遍終結,而是在小規模農地經營基礎上實現了農業工業化,農民通過大量的兼業活動走向職業身份的多角化,村莊也因經濟活動的豐富以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實現體面存續。

這一發展道路使東亞城鄉差距沒有持續擴大,農民和鄉村、農業也沒有“斷根”,村莊依然是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重要載體。由此可見,東亞城鄉轉型模式并非依靠單向城市化模式,而是注重城鄉均衡發展。

第二,規避城鄉差距擴大的關鍵是賦予農民在城鄉多樣化的經濟機會。東亞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出現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究其原因,東亞并非依靠持續提高城市化率的唯一路徑,而是伴隨城鄉轉型,城鄉經濟機會不斷向農民持續開放,農民收入渠道不斷拓寬。在農業收入份額下降、非農收入份額上升的一般規律下,通過鄉村基礎設施的完善、城鄉聯系的加強以及鄉村產業的發展,農民從事各類經濟活動的機會增多,農業之外收入日趨穩定增加。

此外政府也重視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例如日本的農民年金制度、中國臺灣地區的農民健康保險和老農津貼制度等,促使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顯著增加,加上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分享,使農民的收入來源呈現多樣化趨勢。

收入多樣化的背后是東亞農民的職業和身份特征的多角化,他們既沒有走向職業化或專業化,也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和鄉村,而是從事農業之外還兼顧在城市或鄉村的非農工作。這一職業身份的獨特特征使得農戶既分享了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各種收入機會,也在鄉村獲得了各種收入機會,有效規避了城鄉差距的擴大困境。

第三,促成要素組合升級而非單一要素替代促進農業發展。人多地少的稟賦特征及根深蒂固的小農傳統,使得東亞推進規模化的努力難以成功。在小規模農地經營的基礎上,東亞農業沒有走向機械替代勞動的單一過程,而是根據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不斷調整并促成勞動力等短缺要素與各類現代要素的有機結合和適度配比。伴隨農事組合、農業公司等經營主體的參與,以及各類農業經濟組織的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范圍擴大,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為各類要素在更大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提供支撐,促使農業生產方式也產生持續性變革,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報酬的增長。

第四,村莊功能的存續和拓展是東亞鄉村轉型的獨特特征。東亞鄉村的人口減少雖然造成了部分地區的過疏現象,村莊數量發生消減,卻沒有導致村莊普遍陷入凋敝或走向終結,而是通過不斷適應村落發展過程中農戶減少、非農戶增多、生產生活需求多元化等特征,村落形態發生變化并實現功能拓展,成為東亞鄉村體面的重要支撐。

一方面通過引進工業企業、建設農工園區、促成農業六次產業化等,鼓勵農民擴大事業范圍,從事多元化的生產和經營,提高鄉村經濟的復雜度。

另一方面依托政府對鄉村的大量投資,實現城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重視對鄉村的基礎設施投資,從道路、通訊、電氣、物流等多方面進行村莊風貌建設,建成以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險為主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為農民參保提供相應的補貼和優惠政策,解決了農民務農的后顧之憂。

東亞鄉村變遷及轉型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啟示

通過城鄉平衡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據測算,中國即便是城鎮化率高達70%,仍有4.5億人生活在鄉村,解決城鄉差距必須改變單向城市化思維,改變農民收入結構單一、收入來源受限的局面。借鑒東亞經驗,著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不僅要破除制約農業收入增長的藩籬,促使農民務農的單位土地報酬提升,還要在城市和鄉村賦予農民更公平的經濟機會,促進農民農外收入形式的多樣化,同時也要注重對農民的轉移支付,保障農民享有均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實現農民分享財產性收入。

促進農業產業革命提升農業競爭力。中國農業同樣受制于東亞小農傳統,土地細碎化現狀難以打破,單個農戶固守落后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過程中投資力度小,抵抗風險能力較弱,農業競爭力不強。可借鑒東亞在小規模農地基礎上實現農業工業化的經驗,采取相應制度安排營造更好的農業要素市場環境,引導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和現代生產要素進入鄉村,以農業技術進步、經營方式創新以及合作組織發展為突破口,促成現代要素和傳統要素的配比優化和協調一致,實現在農業領域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

通過城鄉權利開放富裕農民。東亞經驗證明,農民的完全職業化并非最優選擇,更為根本的是促進城鄉權利朝向農民的持續開放,給予農民更多元的經濟機會,使得農民能通過各種途徑增加收入來源。同時兼業化的小農需要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依靠強大的基層農民組織,引導各類要素進行有機配合,激勵農民參與多種形式的合作生產和共同經營,提高生產效率并實現組織內的共同利益。

通過村莊的體面實現村莊在鄉村振興中的載體功能。根據東亞經驗,要順應村莊形態的自然演變及鄉村居民的需求變化,促進鄉村功能的拓展。一方面引導鄉村內部組織發生變化,實現對鄉村資源的有效統籌,并充分引導各類社會、經濟組織進到鄉村,發揮增加就業、激活經濟等的作用;另一方面不斷促成以農業為核心的產業融合發展,根據鄉村的資源稟賦特征著力培育適合本地的非農經濟,實現鄉村經濟的多樣化和復雜化。此外,政府要持續保持對鄉村的公共投資,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鄉村的體面發展。


(作者劉守英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陳航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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