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毛澤東關于農業機械化的系列論述
[摘 要]毛澤東在1959年《黨內通信》中提出的“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著名論斷，是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性觀點。以農業機械化為中心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契合新中國初期國民經濟恢復的現實需要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要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初構想和求索，內含嚴密的理論和實踐邏輯，且蘊含發揚歷史主動精神、著力解決根本矛盾以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方法論意涵。新時代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堅持一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兼顧調整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加快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為解決好“三農”問題尋找根本出路。
[關鍵詞]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毛澤東；早期探索；農業機械化
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任務。習近平特別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p.274)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正是要全面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也就是要始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理念和政策措施，讓農業、農村、農民和整個國家一道實現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農業機械化是重要的基礎支撐，以至于“沒有農業機械化，就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對此，毛澤東早就明確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p.49)面臨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習近平進一步強調：“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智能化，給農業現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1](p.218)可見，農業機械化議題在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始終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不僅能夠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物質裝備與技術支撐，更能在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和推動農村發展轉型上帶來根本性變革。實際上，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早期探索，正是從農業機械化開始的。
作為當時我們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非常重視“三農”工作，特別是提出并領導推動農業機械化，為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了深厚基礎。毛澤東圍繞農業機械化形成的一系列論述，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于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思索和追求。國內學界很早就意識到，農業機械化事業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偉大壯舉之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是一個對全局最重要最有意義的問題。對農業機械化的認識，是毛澤東農業現代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理論意涵。圍繞毛澤東關于農業機械化的論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關于毛澤東農業機械化思想的形成淵源和理論貢獻。二是關于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合作化、城市工業化等命題的復雜關聯。三是關于毛澤東提出農業機械化的戰略考量及其意義。盡管已有大量文獻闡釋了毛澤東農業機械化思想，但相關研究還有進一步加強的空間。一方面，一些研究開展的時間較早，討論多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背景出發，或從黨史、思想史等角度展開，缺乏將理論闡釋與當下實踐相結合的系統分析。另一方面，相關研究重在討論毛澤東農業機械化論述的理論貢獻和歷史含義，在其內在邏輯和現實價值方面則關注較少。基于此，本文圍繞毛澤東關于農業機械化的系列論述，力圖呈現中國共產黨人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初構想和早期探索，剖析其內在邏輯的多重面向，并為當下實踐提供啟示。
筑基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之上的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是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生動場域，而農業機械化則是這一生動場域中的最立體情境。深刻理解農業機械化早期探索的內在邏輯，對于新時代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堅定不移地走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早期探索的背景考察
1959年4月，毛澤東在向全黨各級干部發出的《黨內通信》中，作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著名論斷。這一重要論斷是毛澤東農業農村現代化思想的重要內核，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早期探索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那么，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視野中，為什么會將農業機械化視作農業農村現代化全局中最為重要的根本問題呢？要理解這一問題，必須從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早期探索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恢復特別是工業化建設的需要
近代以來，加快國家工業化進程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共識和迫切愿望。新中國的成立為實現這一目標奠定了基礎。同時，國內外嚴峻形勢也迫使新中國必須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初始資金積累，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道現實難題。顯然，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掠取他國資源的工業化道路，抑或一些小國通過依靠大國援助的工業化道路，都不適用于初生的新中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黨中央提出“以自力更生為主、依靠外援為輔”的工業化基本方針，選擇效仿蘇聯實行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然而，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工業化發展面臨諸多限制，尤其體現為當時極為落后的農業生產無法為全國供應充足的農副產品等生活必需品和各類工業原料。
雖然我國農業生產在1949年后迅速得以恢復，到1952年恢復到較高水平，依然遠遠滿足不了群眾生活和國民經濟發展需要。195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為327.8億斤，人均糧食產量為570斤，而同期美國的人均糧食產量為1775斤，蘇聯為1138斤，法國為819斤[5](pp.20-25)。同年，全國農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也從1949年的370斤迅速增加到444斤。由此可見，即使經過了幾年生產恢復，農業剩余依然處于十分有限的狀態。除糧食外，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產量同樣面臨類似情況。而出于應對可能出現的災險，廣大農民普遍存在惜售思想，供應市場的農產品非常有限。1953年是我國實施“一五”計劃的第一年，對農產品供應的需求大幅增長。為應對糧食供不應求的狀況，黨中央在廣泛征求意見后決定推行計劃收購與統一供應、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的統購統銷政策，暫時緩解了工農業增長不一致、工業發展受農業制約的狀況。
然而，這并非根本辦法，落后的農業生產水平嚴重阻礙了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提升和以農產品為主要原料的工業化發展，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發展。要加快國家現代化建設，就必須徹底解決農業拖工業后腿的問題，首先就要變革農業生產。這一時期農業生產水平的落后，在直觀上表現為農產品產量較低，在深層次則體現為生產技術條件落后，如極少應用農藥、化肥等各類農資以及新式農機農具等。隨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確立，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推進，克服了農民小規模土地私有制的束縛，大規模進行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基礎設施建設，推廣新式農具和積肥、殺蟲等農業科技，使農業生產條件大為改觀。1955年7月，毛澤東在召開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擴大會議上做了題為《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應加快農業合作社步伐，從而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化順利進行，他指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6](p.432)這就在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整體層面提出了機械化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工業、農業要同時發展。”[4](p.216) 機械化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內在要求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已經開始思考系統解決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措施，其中就包含“農業機械化”的思考。1937年，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7](p.311) 這時毛澤東將“農業機械化”“農業集體化”放在一起考慮。實際上，此時他依然認為當時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是生產關系制約生產力，將生產關系作為當時阻礙農業發展的首要方面，必須首先進行生產方式變革。1943年10月，毛澤東指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是封建剝削關系，在經過第一個革命即土地革命后，還要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8](pp.70-71)將勞動力都組織在個體經濟為基礎、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即使生產工具沒有根本上的變化，生產也可以大大提高”。可見，在此時的毛澤東看來，“農業集體化”更為迫切，而“農業機械化”則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隨著認識的深入，毛澤東后來又逐漸將“農業機械化”視為與“農業集體化”同等重要的問題。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強調，要把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8](p.318)。也即是說，毛澤東此時已經設想，通過“機械化”和“集體化”改造農業和組織農民，克服農民小生產的分散性局限。
隨著新中國成立后農業互助合作的開展，毛澤東將“農業機械化”進一步提高到更為重要的層次。1953年10月，毛澤東指出：“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6](p.295) “水利、農具、肥料、耕作法，這些技術的推廣應用，現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將來進一步搞社會主義，就要靠機器（拖拉機）。”[6](p.296) 他認為，合作化有利于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但大規模農業生產則需要以“農業機械化”作為條件，或者說，“農業機械化”是“進一步搞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1954年6月，毛澤東在對憲法草案作說明時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6](p.329)可以看到，毛澤東在繪制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藍圖時，是將“農業機械化”同“社會主義化”一并作為農業發展進步總目標而提出的。
在1955年《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6](p.432)“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6](p.438)可以看出，毛澤東主張的“機械化”不僅是農業的機械化，還是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機械化，這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條件，對于社會主義建設具有根本意義。首先，農業機械化取代重體力活是實現男女平等的基礎前提。1956年10月，毛澤東在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中指出：“只有當階級社會不存在了，笨重的勞動都自動化了，農業也都機械化了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9](p.151) 農業合作化并沒有根本上改變農業生產依然主要靠體力勞動的情況，只有農業機械化才能造成根本性的變革。其次，農業機械化是鞏固工農聯盟的前提條件。1959年12月，毛澤東指出，“不搞合作化，農民必然向兩極分化，工農聯盟就無法鞏固”，“單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沒有機械化，工農聯盟還是不能鞏固的”。[10](p.254)在毛澤東看來，農業合作化和農業機械化都是鞏固工農聯盟的條件，都要重視。
（三）中國共產黨人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初構想
將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一并考慮，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思考和探索中一以貫之。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不僅追求提高農業土地生產率，從而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也追求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穩步實現農村現代化。而“農業機械化”，正是二者進行傳導的核心環節，即應用現代科技提高農業產量，同時降低農業勞動投入，促進農村其他非農產業快速發展。
毛澤東強調要充分應用包括機器在內的一切現代科技，實現農業現代化。在1959年《黨內通信》中談“機械化問題”時，毛澤東明確強調：“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4](p.49) 兩個月后，他在廬山會議期間進一步強調：“農業問題：一曰機械，二曰化肥，三曰飼料。”[4](p.78) 《1963-1972年全國農業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用20至25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以農業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化學化為中心的農業技術改革”[11](p.198)目標，要求“充分應用近代科學技術成就，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11](p.199)這里存在認識的轉變過程，即在實踐中逐步認識到機械化不僅僅是應用在人力不足的地方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樣也可以應用在其他地方通過改善經營效果（如深耕、搶農時等）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12](pp.1-2)
在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業勞動效率提高后，積極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就近謀出路，探索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就成了毛澤東思考的重點問題。1955年，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收錄的《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撰寫按語時，談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認為這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6](p.457)對此，農業合作化之后多余勞動力的出路“主要地還是在農村”，[17](p.457)即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即發展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機械化以后，勞動力會大量節省，依然不用擔心出路問題，因為“生產的范圍大了，部門多了，工作細了，這就不怕有力無處使。”[17](p.457)這意味著，在毛澤東看來，農業機械化后，隨著耕作的更加精致、農村生產規模和勞動范圍擴大以及經營部門增多，不用擔心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也就是說，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出路并非在農業本身，而是主要在于就地就近拓展更多農村非農產業，即向非農產業轉移。在毛澤東的構想中，農村副業（即非農產業）將來在農村中的比例會愈發擴大。“農村副業，就全國說來，一個很大的部分是為農村服務的，但是必須有一個不小的部分為城市服務和為出口服務，將來這部分可能擴大起來。問題是國家要有統一的計劃，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13](p.496) 可以認為，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時推動實現就地就近的農村現代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經構想的一幅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美好圖景，而這幅圖景中的“題眼”，正是“農業機械化”。
二、以機械化為中心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毛澤東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重要論斷并以農業機械化為著力點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探索，內含嚴密的理論和實踐邏輯，包括應用現代科技與注重精耕細作傳統相結合的歷史邏輯、國家支援與地方自辦相補充的主體邏輯、有步驟有計劃地逐步推行的時空邏輯以及全方位覆蓋農業生產各部門各環節的整體邏輯。理清這些內在邏輯，有利于我們準確把握毛澤東相關思考的系統性。
（一）歷史邏輯：運用現代科技與注重精耕細作傳統相結合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農業生產勞動實踐中創造并積累了以精耕細作為突出代表的豐富的農耕技術體系。毛澤東認為，推動農業機械化的同時，必須注意同原有技術工具相結合，同中華民族已經形成的精耕細作傳統相結合。
一方面，注重“洋土并舉”“大中小并舉”，克服片面求新求大的偏向。1958年3月，毛澤東特別向洛陽第一拖拉機廠提出要求：“拖拉機型號名稱不可用洋字。各種拖拉機樣式和性能一定要適合我國的氣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綜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盡可能降低。”[14](p.315) 可見，毛澤東十分注重農業機械化要同中國農民文化實際、同中國農業經營狀況實際相結合。1959年底，毛澤東又提出：“機械化要講，但也不要講得過頭。機械化、自動化講得過多了，會使人們看不起半機械化和土法生產。過去就曾經有過這樣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術、新機器，追求大規模、高標準，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4](p.125)他主張農業機械化要與“改良農具的群眾運動”同時進行，迅速有效改造農業。
另一方面，注重現代農業科學與傳統農耕技術相互補充。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62年12月批轉的農業部黨組關于全國農業會議的總結中強調：“我國的農業機械化，一定要同精耕細作的傳統相結合，一定要既提高勞動生產率，又提高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15](p.441)農業機械化和精耕細作各有其目標側重，既要加快應用現代技術，也要將傳統技術發揚光大。195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中說，“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9](p.307)通過注重精耕細作可以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他還根據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的經驗總結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要求各地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提高單位面積產量。1958年11月，毛澤東提出，“深耕細作，可能這是一條出路，加上機械化，不要搞得累得要死。”[14](p.485)此時，毛澤東已進一步明確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與減輕農民勞作負擔放在一起考慮。
（二）主體邏輯：國家支援與地方自辦相補充
經濟建設中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在推動“農業機械化”過程中，同樣十分注重這一點。1966年2月，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了一個關于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文件。對此，毛澤東給劉少奇的信中專門指示，“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產品，要為地方多爭取一些農業機械制造權，…一切統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4](pp.427-428) 1966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農業書記和計委負責人參加的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這是中央首次召開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討論研究了農機制造以地方為主、農業機械產品以小型為主、農業機械的購買以集體為主的“三主”方針的具體措施。
此外，為加強在全國范圍內推進農業機械化的協調工作，毛澤東還親自提議設立農業機械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來兼任部長，在其督促和關懷下，1959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部的決定，毛澤東高興地指出：“今年已經成立了農業機械部，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看來為期不遠了。”[4](p.101)
（三）時空邏輯：有步驟有計劃地逐步推行
對于農業改造問題，毛澤東非常注重有步驟有計劃地逐步推行。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預計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發展的大體步驟將是：第一步，先于一九五七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級的合作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間再先后轉入高級合作化；在這時期內只實施初步的技術改良和部分的機械耕作。第二步，約在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將依靠發展起來的工業裝備農業，實現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16](pp.459-460) 可以發現，這一思路并不能被簡單概況為“先合作化，后機械化”，其中前兩個五年計劃內并非不搞機械化，而是力所能及地實施技術改良和部分機械耕作，將“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放在第三、四個五年計劃，是在于給機械工業的發展預留一定時間，以滿足裝備農業的需要。并且，在大規模機械化尚不具備實施條件的客觀情況下，使農業合作化先行起步，能夠盡快緩解糧食供需矛盾。毛澤東在1955年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說：“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械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而對于實現農業技術改革的時間，毛澤東也進行了系統思考，“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6](pp.438-439)
1962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15](p.57)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966年7月召開的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確認了“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奮斗目標，并對實現這一目標作了規劃和部署。直到1977年1月，中共中央轉發的國務院關于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報告，仍在要求進一步修訂和落實農業機械化規劃，以確保在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雖然后來由于“機械化”內涵的發展和要求的提高，這一目標并未作為實際指標，但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推進農業現代化特別是實現農業的機械化，繪制了系統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取得了重要成績。
（四）整體邏輯：全方位覆蓋農業生產各部門各環節
在對農業發展的認識上，毛澤東十分注重“大農業”觀念。一是既強調糧食生產，又十分強調“農林牧”三結合。1959年10月，毛澤東在專門就發展畜牧業寫的一封信中強調，“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4](p.101)“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4](p.101)基于這一認識，他提出：“用機械裝備農業，是農、林、牧三結合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4](p.101) 二是提出了農業內部平衡和農業布局的問題。毛澤東強調農業是個整體性問題，需要利用各個領域的科學知識，“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他還強調要從整體布局出發作計劃，要求實現農業內部各部分的平衡，即“農、林、牧、副、漁的平衡”，明確提出“十二個字，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是一個農業布局問題，要使省、地、縣、社都懂得這個農業布局，有計劃地進行。”[10](p.360)
對如此龐雜的農業生產系統，農業機械化是實行技術改革的中心問題。1962年12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農業部黨組關于全國農業會議的總結中提到，“農業技術改革，中心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又說：“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大農業，而不是個體經濟的小農業，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大農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的大農業，一定要在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機械化、電氣化，還有水利化和化學化（化肥、農藥），還要有與這四化相適應的現代科學的耕作技術。”[15](p.441)
三、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早期探索的當代啟示
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黨和人民在歷史新時期把握現實、創造未來的出發陣地，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17](p.14)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的艱辛探索，為我們在新時代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繼續探索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發揚歷史主動精神，一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作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初構想，推動小規模分散農業向大規模現代農業轉型，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個時期內的探索主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傾注了極大心血。在毛澤東直接推動下，中國共產黨通過實行以農業合作化為主線的社會變革和以農業機械化為主線的技術變革，推動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事業取得重要成就，為后來國家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推動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也十分注重農村現代化建設，他認為，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要注意避免農業人口過度流向城市從而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4](p.128) 考察毛澤東關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有關論述可以發現，“出路”一詞經常被論及，包括“農民的基本出路”“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出路”“為農村資金尋找正當出路”，等等，實際上，毛澤東將農業機械化稱之為“根本出路”，不僅在于解決農業發展問題，也在于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即將之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抓手。這一實踐探索歷程，充分彰顯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決“三農”問題上的歷史主動性。
在解決好“三農”問題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高度，從中國當下基本國情農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特征出發，順應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期盼，發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劃時代號令，開創性地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18](p.255)“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19](p.192)等一系列重要論斷，將建設農業強國作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和前提條件進行戰略部署，強調“農村現代化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條件，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20]一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主動開創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生動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起點上繼續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歷史主動精神。
（二）著力解決根本矛盾，兼顧調整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在農業發展問題上，毛澤東認為要聚焦帶有根本性的矛盾，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方面同步發力，通過實行社會革命與技術革命兩個方針，推動個體小農生產形態實現全方位轉型。195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改寫的一段話說：“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兩個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21](p.264) 在這里，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合作化”和“農業技術化”的兩個方針對應著發展農業生產面臨的兩個主要矛盾，即“有計劃的增產”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之間的矛盾，以及“大量增產”同“農業技術的落后”之間的矛盾。前一個矛盾是生產關系的范疇，后一個矛盾是生產力的范疇，二者都是當時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帶根本性質的矛盾”，需要通過在農業生產領域同時開展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才能解決。生產關系的改造，使中國農業發展實現了徹底變革，為此后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了所有制基礎和基本經營體制基礎；生產力的改造，則從農業機械化這一核心指征逐步延伸到化學化、電氣化和信息化等綜合科技目標，內涵不斷豐富，發展空間也日益拓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認識到農村改革的根本著力點在于解決農業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必須聚焦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民和集體的關系、農民和市場的關系，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推進，我國面臨的耕地資源不足、水資源約束、環境壓力、氣候變化影響以及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等問題愈加突出。對此，習近平提出，要適應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的變化適時調整農業技術進步路線，“走更加均衡的農業技術進步道路，在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之間把握好平衡關系。”[1](p.42) 著力于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走內涵式發展道路，推動我國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這是由我國的資源稟賦決定的，不同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以大量資本投入為特征的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新時代以來，我國始終注重用改革的辦法、市場的手段推進農業生產方式和生產結構調整，有效實現了優化農業生產結構、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整體平衡。
（三）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22](p.36)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造成城鄉對立；而消除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則是社會主義的必然追求。近幾個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實踐未能有效解決城鄉工農關系的問題，中國只能自己探索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毛澤東十分注重通過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實現城鄉之間的良性循環，強調“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9](p.199)“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9](p.200) 始終要求處理好“工業和農業的平衡”問題。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實現這一新型關系奠定了政治基礎和制度條件。對此，習近平強調，“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既要建設繁華的城市，也要建設繁榮的農村”，[1](p.38)“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1](p.39) 這些重要論斷，實際上揭示了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深層次癥結和最直接體現，指明了改革方向和基本路徑，即必須首先著力于在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為根本扭轉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創造社會結構前提。
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內在標志性特征，就是“繁華的城市”與“繁榮的農村”并存且在發展中良性互動，即工業與城市的現代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齊頭并進、相輔相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以改革為動力，在改革中把握歷史主動，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上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百年未有之變局和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面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農業基本盤更加成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迫切需要穩住農業生產，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面對這一現實需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以實現城鄉統籌融合發展為方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主動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以農業農村經濟活力助力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筑牢了堅實底盤。
中國式現代化有著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人口規模巨大是第一個顯著特征。在這一特殊國情下，農業是近2億人就業的產業，農村是近5億農民常住的家園，這就決定了，必須始終立足我國國情，探尋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農業機械化對農業農村發展進行積極探索，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23](p.14)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早期探索，艱辛而偉大，其取得的重要成就早已為歷史所證明，而其中蘊含的發揚歷史主動精神、著力解決根本矛盾以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方法論意涵，依然具有深刻的時代價值，對當下“三農”工作提供了重要啟示。從中國式現代化偉大進程和強國建設歷史方位出發，新時代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堅持一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兼顧調整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加快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為解決好“三農”問題尋找根本出路，不斷開拓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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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簡介：解安，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城鎮化與城鄉統籌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曾，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研究”（23AZD012）階段性成果；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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