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現代國家治理視域內，以鄉村治理和建設現代化為取向的鄉村振興，是其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鄉村振興與“三農”問題的通盤把握
首先，中國的鄉村振興和現代化建設離不開“三農”概念，需要放在如何彌合二元經濟、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通盤戰略里來認識和把握。總體而言，“農業”的發生領域就是“農村”，相關社會成員就是“農民”，進一步形成了“三農”概念。
我們一向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人類社會的供給體系中，具有不可動搖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各個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也觀察到：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展，農業作為產業，又面臨相對弱勢的問題和一系列的矛盾。
我國領導層在前些年就強調了農業、農村和農民需要得到“反哺”，其內在邏輯就是農業的比較利益是相對低下的，它在各產業中間是居于弱勢地位的。“三農”問題的合理解決，需要得到必要的統籌規劃和政策支持。
在這個視角上，實際上政策規劃首先涵蓋的是所謂“大農業”，需把種植業、養殖業以及在很多場合中政府管理部門所稱的“農林牧副漁”放在一起來說——在這樣的廣義農業概念下，中國總體制度安排的進步，體現在改革開放以后，肯定了聯產承包為基礎的責任制，支持了生產力的解放和三農的發展，多年間已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基本制度框架。
但是，農業得到一定發展之后還必須解決其規模化問題和升級打造問題，當中涉及種田大戶、農場的作用及其發展。
其次，在實物形態上必須解決設施化的升級發展問題，從“大棚”開始，現在已見有各種各樣的設施升級狀態。此外，還要強調積極對接“互聯網+”的高科技化——這是生產力解放中我們必須抓住的一個潮頭因素，發揮互聯網+農業的“后發優勢”，目前在這方面已有明顯體現，即不用等待所謂的“梯度推移”，窮鄉僻壤也可以在有了通訊信號供給以后加入這個潮流。
對此，華為公司所做之事很具啟發性：它用自己的設備供給能力和服務能力，使通訊信號能夠覆蓋撒哈拉以南這個最欠發達區域，結果跨越門店銀行建設階段，發展出當地的手機銀行系統，服務于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在中國本土，我們也要在“大農業”概念之下，積極推進要素融合，發展鄉村區域的“互聯網+”。
在中國彌合二元經濟的過程中，城鄉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新型城鎮化所內含的人本立場上的訴求是要使農民致富。
當然，農民在總人口中間的比重是呈下降趨勢的，但始終還是存在著務農的社會成員，這些成員要融入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而且，未來幾十年間的城鎮化推進中，還應使幾億農民有序地實現市民化——從現在看粗線條地講，未來幾十年，中國至少還有3~4億人口要從農村轉為城市常住人口，應使他們盡可能順利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市民”待遇。
同時，留在農村區域的這些社會成員，他們所關聯的產業要納入全局的可持續發展中，同樣也需要實現升級。這種一體化發展中產業的升級和鄉村的振興，其實是一個事情在兩個角度上的表述。
鄉村的振興，并不排除非農產業在其中的結合和滲透，在鄉村區域，實際上必然還有其他的百業：手工業、礦業、商業、旅游業、服務業，是必須相互呼應和融合發展的。
農產品供應鏈的“一條龍”，從田頭的產出物開始一直聯系、對接到中心區域、大城市、五星級飯店里的餐桌需求，這樣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優化，應該形成一種合理的產業集群。
一般情況下學術界現在談產業集群，很少把它與農村放在一起，但是我認為不妨把這個產業集群概念更廣義地覆蓋到鄉村區域，對接鄉村振興。
現在有些創新事物看起來會跟“農”的概念打通，自然而然也可能形成新的產能，比如這些年大力發展的光伏電廠，有的電廠建在戈壁上，兩三年間，大量的光伏電池板下面長出了綠色植物，這就出現了發展養殖業的可能性。類似的這些事情，我們不妨把它看成一個產業集群概念之下需要進一步探討優化的問題。
但畢竟在鄉村概念下，基本面上首先還是農業的現代化、農業的升級發展。中央的指導方針非常清晰：我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上，才能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支持高質量升級發展。這樣，在農村發展的大視角來看，不同的區域，農業方面相關的不同市場主體、企業，都需要得到投融資的有力支持，還要緊密結合這種支持的政策設計，考慮相關的機制創新。
在結合中國基本情況的制度創新、政策優化支持鄉村振興這方面，我覺得至少有三個著眼點必須加以強調：
第一，農業的投融資必須以市場化、專業化、對象化為基本取向，并且勢必需要納入中國的配套改革和全球化潮流。
第二，農業投融資需要匹配合理、可持續的政策支持。
第三，對這些農業、鄉村振興相關事項討論投融資問題，要特別注重推行機制創新，在制度的配套改革過程中，把制度、機制的改進和政策的優化結合好。
關于鄉村振興、扶助三農中的市場化、專業化、對象化和配套改革整體化
從市場化視角來看，政府的農業投融資要符合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尊重市場資源配置的機制起總體決定性作用。當有企業介入農業規模化經營、集約化經營的投融資時，要充分運用和保障市場主體的自主權，在競爭和合作中爭取做好、做大、做強。從專業化視角來看，要強調各項農業的投融資以高標準的專業水平為取向，注重提高績效。
從對象化視角來看，各項農業投融資要有效地針對投資項目的特點，切合種植或者養殖的客觀情況，形成盡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的供給管理解決方案。可行性的研究、金融工程式的一些定制，都要抓好優化落實適應特定對象的供給，這正是對應中央所說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高”的理念。在現實生活中，一定是要求有定制化的解決方案，而且要求這種方案盡可能地高水平——能夠處理每一個具體項目上帶有挑戰性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以此為背景，我們要推進配套改革的整體化，比如說和農村的產權制度等改革相呼應和協調。農村改革已推進了幾十年，在進一步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方面，這個問題的挑戰其實是相當嚴峻的，必須和農村的社會治理變革相結合來處理。
在實際生活中，隨著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機制升級，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提高完善程度，以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為底盤的農村區域（區別于城鎮區域、工礦區域等建成區的國有土地所有制）要素合理流動之路越走越窄。
因為從經濟性原理上分析，集體所有制的決策機制是以集體成員為一個圈子，實現一人一票的決策機制，這就導致這個圈子所掌握的集體所有的土地是一人一份，但是這個圈子的邊界是在不斷變化的——比如村里的姑娘嫁出去或外村的姑娘嫁進來，這時候怎么變動這套原則、機制下的土地分配呢？在實際生活中，這些事情關聯的各種矛盾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所謂的集體決策、一人一票，越來越變成一個更小群體的、在這個圈子中有主導權者的決策，而這個決策如果出現偏差怎么糾正？和外部的生產要素流動怎么對接？越來越成為難題。
對此就需特別說到我的一個觀察，就是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深圳作為特區，它確實在這方面有著非常值得肯定的前沿的積極探索。它利用特區的立法權，解決了把深圳轄區之內所有的土地都法定為國有土地的問題，即那里只有一個總體的國有土地所有權，沒有集體土地。
那么原來相關的利益關系人（最直接的是原來居住的農民，現對他們稱為“原住民”），在原來的集體所有土地里所占的份額將以“兩級談判”形成的解決方案兌現為利益：一級為政府牽頭與社區的談判，另一級為社區與原住民的談判。政府并不直接與原住民談判，而是通過兩級談判來消化矛盾，最后形成一個解決方案。
這樣的土地終極所有權，在深圳就是歸于一個制度化屬性——國有土地。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之下，這就可以解決終極所有權清晰的問題；而使用權怎樣跟隨市場機制的培育發展來進行流動、交易、劃清邊界、貫徹商業文明所要求的一整套規則等等的問題，在實踐中便可以與時俱進地加以解決并推進整體化的配套改革。我認為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經驗將對我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今后的走向帶來重要啟示。
關于鄉村振興、扶助三農中投融資的政策支持體系
農村振興、農村國土開發建設發展，需要匹配合理、可持續的投融資政策支持。這方面要承認農村概念下、“三農”領域里的“市場失靈”具有其特殊性，而且往往比工業、服務業更明顯。公共政策對三農的扶持，要對市場失靈做出相應的彌補和矯正。
比如說農產品領域里的“巨災保險”配套機制，農副產品“大小年”這種經濟學里所說的“蛛網運動”式的價格明顯變化，對經濟生活和相關利益人帶來困擾，應如何緩解？對于這方面的投融資風險防范有很多具體的挑戰問題。
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一是要使政策設計及其施行機制的設計合理，才能落到實處，發揮好政策的保障作用。在我國的“豬周期”變化中，財政上已經多次遭受到了挑戰。當年推出的“能繁母豬財政補貼”，用意很好，但實際執行過程中扭曲非常嚴重。
實踐探索中其包含著非常深刻的啟發：如何把一個好的政策意向處理好而盡量避免扭曲，在現實生活中是一種帶有挑戰性的事情，但是我們別無選擇地要面對挑戰處理政策設計和實施機制的問題。
二是，對農戶規模化經營的引導、扶助與鄉村振興的支持，亟應合理化綜合施策、因地制宜。對“三農”特殊的金融支持包括以財政為后盾的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以及鄉村振興中產業引導基金和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縮寫，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特色小鎮PPP開發模式尤其值得重視，我認為特色小鎮不能一哄而起，但是這個方向絕對不能否定。諸如此類的問題涉及食品安全，種業發展，污染防范和治理，涉農小微企業的發展，農業、農村、農民相關的一條龍服務體系，以及生態農場、林下經濟、設施農業、農業科技開發和成果產業化應用等，所有這些概念之下，各項政策的合理設計和動態優化，都是我們要解決好的問題。
三是，需要探討休耕輪作制度和政策的合理化。解決中國的土地板結和退化問題，除了盡量控制化肥、農藥的使用等之外，早已有研究者和有關部門，探討在我國實行休耕輪作試點方案、進行合理設計和推行的問題。
這些政策的設計和實行，應當在相關部門的配合下形成一個協調配套的政策支持體系。支農是國家大政方針，支農在各個部門都有相應的資金投入和管理，這些資金往往越用越帶有碎片化的特征，涉農資金多頭管理、交叉重復、使用分散，一直以來都是涉農資金管理中的突出問題。因而迫切需要資金的整合，對推進中遇到的種種既得利益阻礙，必須“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把問題解決好。
關于鄉村振興、扶助三農中投融資的機制創新
在農業和相關事項投融資方面，政策支持伴隨著機制創新。在問題導向之下，應該積極考慮的有多個方面：
一是統籌城鄉發展制度創新。比如，關乎國家與民生的“糧食安全”的“基本農田”怎樣保證？過去說的“18億畝紅線”，其實不是一個十分準確的數目，但它表現的是“糧食安全”要有一個本土的基本農田最低限度保障支撐，這也就必然引出了城鎮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本農田的“占補平衡”概念。
這方面的制度創新、機制優化，實際上可以對接到普惠化的諸多訴求。如重慶地票制度的試點，非常值得總結和深化認識，積極推廣經驗，擴大試點范圍。
重慶的地票試點，簡單來說，是跟市場對接，將遠離城鄉接合部區域的農民實施土地集約化措施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整治宅基地復墾、小田變大田（減少田埂面積）增加的農田，區別產出當量做了五檔確認以后，進入地票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對應于城鄉接合部“占地”的“補地”機制，為農民自愿有償退出部分農村宅基地開辟了一個制度通道，也基于“準市場”機制，把遠離城鄉接合部的農民拉到整個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滿足美好生活訴求的進步過程中。
而城鄉接合部得以憑地票解決原來矛盾特別突出的用地有效供給的問題，匹配政府的土地收儲制度，從容地通過增加土地供給滿足建設需要，結合投融資項目推進城鎮化建設。這實際上帶動的是城鄉一體化共享、共榮的發展。
二是合理激勵農業領域的企業投資。其實很多企業覺得自己有相對優勢，可以在鄉村振興、農村開發中一顯身手；這也必然和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對接——股市、債市、知識產權市場都要對接到這樣一個有制度規則公平正義、培養長期行為的市場中去。
三是充分發揮財政主導的農業綜合開發資金和產業基金的乘數放大效應。它的實現需要對接政策性金融的概念。財政用的公共資源是政策性資金，要區別對待以體現政策，即要體現內在的特定的突出重點，也要兼顧一般的屬性。政策性資金要對接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杠桿式放大——這就又跟商業性信貸金融對接了。
四是循環經濟模式的創新——涉及我們所說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的開拓。這里所說的循環經濟，目前已有一些良好的經驗模式，如廣西的恭城，當地農民過去形成了一定的養豬習慣，而且政府亦鼓勵更多農戶養豬。豬糞放入沼氣池，可以產生沼氣能源，替代原來破壞植被的砍樹燒柴行為，每隔一段時間，清理出的沼氣池里的沼渣、沼液，成為很好的有機肥，這些肥施到果園里，產出高品質的果品，這樣的產出又可以對接到有“客戶體驗”價值的農家樂采摘、旅游……形成循環經濟鏈條，當達到了一定規模化運營時，就需要政府和企業的積極合作，進一步推進特定的連片開發性質的項目建設。
總體而言，鄉村振興與城鄉一體化、新型城鎮化并行不悖，城鄉接合部的建設應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對此，政府方面一定要掌握好“規劃先行、多規合一”基礎之上的政策配套、細化優化。國土開發實施后一旦發現通盤規劃犯錯誤，如要再改正，成本是極高的，甚至有的時候是難以再把它改回來的。
總之，應把所涉及的城鄉一體化看作一個大系統，在將其運作對接市場機制的同時，結合政府政策手段的扶持和引導。這些年大家已經接觸到的訂單農業、農產品期貨、巨災保險、政策性擔保、財政貼息、支持片區綜合開發的特色小鎮、特色開發區等等，都可以做得更加積極而且有聲有色。在這方面還得不斷總結經驗。像PPP這個在實際生活中受到高度重視、但也引出不少爭議的創新事項，我們應該明白，它是中國支持超常規發展戰略勢在必行的一種機制創新。不應認為這兩年強調其規范發展，就是要對它叫停——PPP不可能叫停，這是符合事物波浪式發展規律的階段性處理，當前面有了大發展局面以后，穩一穩，是要尋求其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此外，我認為還亟應注重總結在鄉村區域已有多年的希望工程、母親水窖、農村小學營養餐等公益項目的經驗與教訓。要積極引導志愿者組織、非營利的環保組織、公益慈善機構等，使他們進一步得到培育和發展，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也是國家現代化意義上具有共性的“第三部門”必須發揮的作用，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鄉村治理方面應該覆蓋的重要領域。
在中國和外部世界對接的“命運共同體”式發展中，面向“三農”的國際合作和新技術革命，也非常有前景。“一帶一路”上的生態農業園區、農產品與相關產品的加工基地、物流中心、“冷鏈”及“互聯網+”、大數據時代創新升級的市場營銷等，這些項目與投融資安排需密切結合，我們應在現實生活中積極探討它們的進步和發展。
（作者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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