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個熱門小視頻，題目是《火車站等車看到的一幕，一男子背著母親去打工，你被感動了嗎？》，畫面上一位三十來歲的小伙子背上背著一位老人，在排隊等候上車。時間應該是夏秋之交，等車的人大都穿著短袖、襯衫或者薄外套，而背上的老人卻穿著厚棉襖，戴著厚棉帽，可以想見老人身體非病即弱。從老人的滿頭白發推測，老人應該在70歲以上。視頻畫面展示了網友的感慨留言：“你養我小我養你老”，還配上了煽情的音樂，讓人不勝唏噓。小伙子為什么背著母親去打工？顯然不是為了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孝心，讓人感動一把，而是實在沒有其它辦法。當下農村老人普遍陷入養老困境，農村養老問題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迫切需要解決的時候了。
筆者五年前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不能承受的暮年之憂》，以我的家鄉、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的農村地區為例，描述分析了農村老人自殺現象及其成因，其中缺少養老金和醫療保障是農村老人自殺的主要原因。2016年，國家出臺了《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此后農村逐漸建立起了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農民看病的報銷比例比過去大了許多，因病致貧的現象有所緩解。近幾年，湖北荊門農村地區還出臺了一種新的惠老政策，由政府出面、新農保出錢，請護工來護理生活不能自理的農村老人，這對家有失能老人的農村家庭來說真是雪中送炭，老人的焦慮心情得到了很大的緩解，子女也稍稍松了一口氣。
但是，就筆者近期對湖北荊門沙洋縣農村地區的觀察，雖然已經全面脫貧，農民生活狀況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善，但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仍然很嚴重，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養老金金額太少，且增長過緩。就荊門市沙洋縣來說，我的母親今年87歲，2017年每月養老金是100元，現在每月是120元，5年增長了20元。村里的一位鄰居今年68歲，8年前滿60歲時每月養老金是80元，今年增加到103元，8年增長了23元。以上是沒有交納養老保險的例子。另一位親戚今年61歲，10年前開始交養老保險，現在每月領到的養老金是118元。與此相反的是，新農保的繳費最低金額從最初的每人每年100元增加到了現在的300多元；新農合的繳費金額從最初的每人每年30元增加到了現在的每人每年300元（其中包含了上文所說的失能老人護理費，其實是由農民交的醫保費中支出）。當然，與2012年之前農民無養老金的情況相比，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但與這一代農民對國家的貢獻相比，這個數字實在太少。目前領取養老金的農民，最小的都是1961年以前出生，從建國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30年，是農民為國家付出犧牲最大的30年。筆者小時候在鄉下長大，親眼見過父輩和兄姐不分白天黑夜為集體勞作的場景。父母在一年的辛苦勞作后，得到的僅僅是全家的口糧，余錢基本上是沒有的，年終誰家若能分得幾塊錢，那都是天大的驚喜。從農民的貢獻來看，這點養老金與他們的付出是不成比例的。當然有的人會提出，農民有田地，可以種田掙錢，但長期以來農產品價格偏低，而種子、化肥等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迅速，農民種田的純收入每畝每年不過幾百元，僅能保證基本的溫飽。退一步說，就算農村70歲以下的老人還能靠土地和農閑時打工養活自己，那么隨著人均壽命的增加，農村70歲以上的老人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數是種不來田地的，靠每月100元出頭的養老金，他們的生活水準如何，可以想見。
二是勞動繁重，生存壓力大。在城市，人到60歲退休后，可以過上相對輕閑的生活。而在農村，60歲到70歲算是壯勞力，是種田的主力；70歲以上、甚至80多歲的老人，只要還能走動，也大都在農田勞作，最不濟也種著菜園、養著魚塘，自食其力。并非他們天生愛勞動，而是不得不如此。60歲到70歲的人，他們的兒女年齡大都在35-45歲之間，正是壓力最大的農二代（有人把農村改革開放前出生的叫作農一代，他們的后代到城里打工的稱作農二代）。以我父母所在的村子來說，農二代大都沒有學過做農活，現在全部在城鎮打工，也都在城市安家落戶。以農民工微薄的工資，要供房子、養孩子，是根本支付不起的，因此他們年老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要不停地勞動，幫他們還房貸。農二代就算有幸在城里找到較好的工作，收入也遠遠不夠支付高昂的房價和子女教育費用，仍需要“六個口袋”的支持。7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就算他們已經幫兒女還清了房貸，他們的生活壓力也輕不到哪兒去，因為兒女沒有多余的錢補貼他們，他們必須攢錢為自己將來的日子打算。而且，在經濟不太穩定的形勢下，農二代還經常會遇到失業、房貸還不上、甚至生活費都無著的情況。這次疫情就是個例子。疫情期間，我的侄兒侄女在城鎮開的店鋪都關門歇業，前后近半年的時間沒有任何收入，而店鋪租金、房貸、孩子上學的錢卻是一分都不少交，這些開支大都由他們的父母幫助支付，我兄姐多年的積蓄為之一空。
三是缺少子女關愛照顧。60-70歲的農一代，是正趕上計劃生育的一代人，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只生一個或最多兩個孩子（當時農村的政策，如果頭胎是女孩，或頭胎雖是男孩但有殘疾，可以生第二胎）。如今這些農二代已在城里安家，不可能再回農村，而由于城里的房子小、生活成本高、代際關系難處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農一代父母很少會與子女一起住在城里。他們完成了帶孫子孫女的任務后（一般帶到上小學），大多數仍舊會回到農村。兒女在城里，996、白加黑，忙得乾坤顛倒，很少有時間和精力照顧父母，節假日回家也是來去匆匆。因此，農一代精神上、情感上受冷落是司空見慣的事。如果父母有一方不幸亡故，剩下的那個就格外孤苦。有的農二代會把孤獨的父親或母親接到城里，就像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個背母打工的小伙子。但這樣的例子是非常少見的，在巨大的經濟壓力面前，人們不得不惦量“孝心”的時代內涵。父母為了不給孩子添麻煩，大多數也會選擇留在鄉下。為了讓孩子活得輕松點，他們盡可能不去打擾孩子，為了孩子，他們什么苦難都能承受。
當前，農村老齡化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目前我國生活在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有1.2億人，占農村人口比例達到23.81%，比城鎮高7.9%，比全國平均水平18.7%也高出許多，農村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而與此相對的是，農村的養老條件遠遠滯后于城市。前文所說的失能老人護理政策有非常嚴格的條件限定，必須是臥床不起才能享受，但凡能下床走動，即使有很嚴重的殘疾，也是不能享受這一優待的。基層的養老院收費高不說，硬件設施和管理水平也大都很落后，老人們是不愿意去的。與城鎮老人相比，農村老人的生活質量實在堪憂。
關于提高農村老人的養老待遇，多年來一直有人在呼吁，也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重視，但總體來說工作進展跟不上問題嚴重化的速度。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陸杰華教授的研究，農民與城鎮居民的養老金相差達22倍，城市遠高于農村，這在世界上都屬罕見。無論是從哪方面來說，提高農村老人養老水平都是當下應該著手做的事。“老有所養”是民生大事，是黨執政為民理念的具體體現。農一代年輕時被嚴格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固定在土地上，為國家無償交公糧、修水利，為建設農村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與貢獻，農民的貢獻與工人為國家建設所作的貢獻同等重要！當初我們的國家一窮二白，農民為國家作出犧牲也屬應該，但現在國家富了，國家富裕的功勞薄上有農民重重的一筆，讓農民“老有所養”，是他們應該得到的回報，也是“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目標。在傳統的農村社會，農民養老基本上靠的是子女，因此有“養兒防老”的傳統，目的是避免老無所依。因此在改革開放前，一般農民家庭都生有三個以上孩子。1970年代晚期，農村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正值生育年齡的農一代相信“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只生一個或最多生兩個，他們把養老的大部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現在是政府履行責任的時候了。
從現實層面來說，政府在不增加額外財政支出的條件下，提高農民的養老金也是可以做到的。前面說過，農民與城鎮居民養老金的差距是22倍。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手段，統籌城鄉，改革養老金上調機制，高的少調低的多調，形成制度，將差距逐年縮小。與此同時，大力建設農村養老機構。現有的公辦養老機構只到鄉一級，滿足不了日益增長的需求。政府可鼓勵以村甚至以村民小組為單位，開展村民互助，集體養老，政府不必投入太多的資金，由老人們自行集資雇人照料，政府主要負責監管和指導。以上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除此之外，以查抄地方貪官的贓款來建設當地農村養老機構，也不失為一種辦法，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貪官貪的是當地老百姓的錢。中國農民歷來有忍辱負重、知足長樂的傳統，他們的要求并不高。根據我在鄉下的調查，農民大都認為每月有三四百元的養老金就感激不盡了！當務之急，可以先一次性將7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金上調至每月300元以上，讓他們付得起基本生活費，再逐年上調60-70歲農民的養老金，確保他們在失去勞動能力后還能養活自己，讓這些為國家建設作出過犧牲和貢獻的人有一個有尊嚴的晚年。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朝陽區委黨校教師；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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