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鄉約是儒家知識人建設鄉村的理想與實踐，蘊含了協商、民主、自由、平等的意味，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傳統資源，值得深入發掘和研究。需要說明的是，鄉約制度隨時隨地都在動態演變，所以異常復雜，深入的個案研究迄今尚不充分，一般性的論述難概其全。本文選取被廣泛認同和參照的藍田《呂氏鄉約》和王陽明《南贛鄉約》為對象，從協商民主的視角對鄉約制度加以審視，以見二者的契合所在。
鄉約的民主精神
締結鄉約來自人們的合意，自始就帶有鮮明的民主色彩。鄉約組織中的公職人員均由約內推選產生。按《呂氏鄉約》之制，主事人為“約正”和“直月”。約正主管平決賞罰，由公眾推選正直不阿的人擔任。“直月”掌約中雜事，同約中人不分高下，輪流擔任，一月一換。后世的鄉約發展出更多名目的職務，不過推選產生的機制卻沿襲未變。如王陽明《南贛鄉約》規定“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敢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干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約長、約副、約正、約史等職位皆由推選產生。選舉未必通過票決的形式，但必須德才兼備，能服人心者才能當選。因為鄉約的公職人員并不具備任何強制力量，其合法性的基礎只能來自公意，所以選賢舉能、民主選舉始終是鄉約堅持的原則。甚至在鄉約與保甲緊密結合的時代，儒家學者仍然堅持鄉約的民主推選，并要求以鄉約為基礎來定保甲。只是到了清代，鄉約制度被高度扭曲，原來的公職變成被政府委任的事務官。此外，是否入約全憑個人意愿，并不強制，加入了也可以退出，所謂“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只對表現不好又勸誡無效的才驅逐出約。
鄉約體現了民主（公選、輪值）與自由（自由出入）的理念。前賢于此已有所見并甚為贊許。如楊開道說：“由人民主動主持，人民起草法則，在中國歷史上，呂氏鄉約實在是破天荒第一遭。”蕭公權所謂“純出人民自動”“自動自選自治”“《呂氏鄉約》于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制”。事實上，由于鄉約帶有民主與自治的萌芽，在古代皇權專制的社會并不受歡迎，連呂大鈞的二哥呂大防都勸他修改鄉約為家儀，以迎合時俗，以免結黨之譏。不過，即使后世鄉約由完全自發自治轉為官督民辦，由于古代社會“皇權不下縣”的特點，政府對鄉約主要起監察作用，其實參與的限度很低。
鄉約的協商特質
中華文明注重社會和諧，以和為貴，主張兼容并蓄、求同存異。和睦相處才能和諧發展，所以注重合作、合一，反對對抗、分立，是處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時的重要原則。和平寬厚要以對方為重，對他人有關懷顧念之情。和諧的文化精神表現在政治實踐中，必然要求照顧到各個方面的整體和諧，解決爭端的方式，是平等協商而非激烈對抗。爭訟有違和諧，向為傳統價值所不取。鄉約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和鄉黨、息爭訟。通過推行儒家的禮樂教化，促進社會和諧，特別是地方的民事爭端，一般都能通過協商解決，所謂“和處事情以息爭訟”。
鄉約也是一個平等的議事機構，有專門的議事場所。約眾按期聚會，舉行鄉飲酒禮。鄉飲既是增進友睦、加強認同的儀式，也是一種議事機構。公議的主要內容是獎善罰惡，約內的公共事務也在會上提出，眾人平等協商，尋求解決。如《呂氏鄉約》規定：“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就是說由同約之人民主協商，決定鄉約條文的變更。再如《南贛鄉約》規定，同約中人遇到危疑難辦的事，約長必須會同約內的人幫他出謀劃策，妥善處理。遇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也是主張通過民主討論來協商解決。《呂氏鄉約》中協商處理的主要是教化、救濟和公共治理等事務，明代鄉約更為細化，加入了更多需要公議的內容。除了刑事等重要事項必須報呈官府外，通過平等協商，一般事務都能在約內得到妥善解決。
陽明學者的鄉里實踐
明代江西陽明學者的鄉里實踐，與現代意義的協商民主最為接近。作為典型案例，值得特別加以介紹。陽明學者所行鄉約，大致依照陽明《南贛鄉約》官督民辦的方式實行。官員和士人之間建立共識是鄉約順利推行的先決條件，而陽明學正是他們的共同服膺的學術和價值理念。于是官員可以讓士人放手去做，士人則有持續的熱情投入鄉里事務而不至于人去政息。
江右陽明學者鄒東廓、羅念庵等人領導的鄉里實踐最為典型。推行鄉約的儒者既上書為民請命，又能與地方家族協商合作。他們既代表各鄉里的利益與訴求，又能夠從儒家“萬物一體”的立場出發，突破階層、集團的局部利益。在賦役丈量、清除虛丁這類牽涉廣泛復雜、處理異常棘手的社會事務上，以辯理的方式進行了充分有效的溝通協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避免了此前“損不足以奉有余”的情況，所以丈量結束后“小民歡若更生”。這種基層的政治實踐，已經具備現代意義協商民主的雛形。在楊開道看來，如果不是明末起義與清軍入關，只要“少假時日，整個鄉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礎，成為中國民治張本”。至少就陽明學者的鄉里實踐而言，楊開道的樂觀設想并非無據。
傳統鄉約的局限
我們也必須承認，鄉約中自由、協商、民主、自治等精神僅僅是萌芽，而且在后世的發展中也有所蛻變、衰歇。正如楊開道所指出：“鄉約效力或者因為官府的提倡可以增加，鄉約精神也許因為官府的提倡愈加喪失，所以官府提倡并不是鄉約之福。”如明代呂坤將鄉約與保甲合一，借助皇權專制的政治力量來推行鄉約。鄉約的自由精神與保甲的嚴密組織圓鑿方枘，勉強綰合二者，則勢必犧牲鄉約的自由精神。于是“鄉約因合于保甲而施行愈廣，鄉約因合于保甲而地位愈低，神圣民權的表示，成了卑污政治的工具”。特別是到了清代，鄉約與宣講圣諭緊密結合，沾染了濃厚的皇權專制色彩，淪為一套僵化的宣講制度。不過，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鄉約也對專制制度發揮了積極的影響。例如，正是鄉約重視道德教化的精神，才使保甲嚴苛的控制有所緩和。因此，鄉約雖與現代協商民主有契合之處，但既非完全的協商，亦非現代意義的民主。在重視鄉約優秀成分的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其歷史局限性。
挖掘鄉約制度與協商民主相契合的理論和歷史資源，結合新的歷史條件，繼承和弘揚鄉約的精華，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可以降低社會運行成本，促進社會和諧。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倫理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201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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