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起，昆明交通協管員開始對機動車違法停車粘貼告知單。此消息一經當地交管部門發布，即引起爭議。事實上，這一做法是否合法多年來在全國范圍內都飽受爭議。快速增長的機動車與警力不足的現實矛盾能否構成充分理由？不具執法權的協管員貼條，是否屬于“公民舉報”？“實體正義”是否可以取代“程序正義”？（1月14日北京晨報）
昆明交通協管員重獲“貼條權”，舉措未行，爭議先起。客觀而言，輿論場主張的觀點大致分為“投成派”與“反對派”兩種。在“投成派”看來，快速增長的機動車保有量與警力嚴重不足的窘境之間，存在著不可回避的現實矛盾，“協管貼條權”應是順勢之舉，尚有“用武之地”與實施的前景。但“反對派”卻認為，交通協管員畢竟不是編制內的正規軍，充其量只是起到一個輔助性執法的作用，并不能完全代表交管部門行使執法權。
隨著城市機動車保有量地持續增長，違章停車等交通亂象屢禁不止，甚至一度成為了市民投訴與交通管理的沉珂陋習，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交通執法警力卻不增反減，現有的編制執法警力已明顯趕不上執勤出警的現實需求，這也正是有關方面明知“協管貼條權”不可授而授之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話雖如此，站在交管部門的立場，卻委實不該以犧牲執法正義為代價來緩解警力緊張的現實瓶頸。即便按照有關人士的說辭，“協管貼條權”完全等同于一種“公民舉報”、一種社會監督，只是對疏導交通、維護秩序盡到一種說明、解釋、告知的義務。但具體到日常的執法實踐中，看似平常的“告知”義務卻蒙上了一層行政強制色彩，因為違章拍照等調查取證手段本就是行政處罰的程序之一，更是行政執法的核心內容與先決條件。退一步說，如果真如有關人士所言，“協管貼條權”在性質上只是一種“公民舉報”，換言之協管員像普通市民一樣只具有提供線索的義務而無權承擔調查取證的資質，那么由交警協管員貼出的告知單，不僅有越俎代庖之嫌，違章證據本身也因為收集流程的違規越權而喪失了法律效力，不足為據，對于違章車輛的后續處罰也就無從談起。
所以說，不管是從行政執法的嚴肅性、嚴謹性，還是程序權限的合法性來說，重授協管“貼條權”，舉措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執法、野蠻執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懾交通亂象的作用，反而還會落人口實，自毀執法形象與社會公信。因此，“協管貼條權”政策起步需慎行，“協管貼條權”不該也不能只重“實體正義”而罔顧“程序正義”，萬不可讓“協管貼條權”綁架犧牲了執法的公平與正義。
作者單位：四川省樂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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