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集體化，是蘇聯幾千萬農民的噩夢。
農業集體化，使蘇聯幾千萬農民淪為農奴。
農業集體化，是蘇聯一千五百萬人致死的直接原因。
農業集體化，是斯大林極權專政的得意之作。
斯大林導演的農業集體化，烏克蘭人民深受其害。
一、烏克蘭要一個說法
2000年11月24日至29日，走向自由民主的烏克蘭在首都基輔的“烏克蘭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檔案：在1932年至1933年，僅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的烏克蘭，就餓死了700萬至1000萬人!每天餓死2.5萬人。有學者指出，當年的官方檔案并不完善，實際上每天餓死3.2至3.3萬人，總共餓死人數占烏克蘭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
2003年年初，時任烏克蘭總統的庫奇馬簽署法令，將每年11月的第四個周六定為“饑荒紀念日”。
2008年11月25日，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萬人的追悼紀念集會上發表演說，他認為1973年前的檔案曝光，這一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前蘇聯對烏克蘭的種族滅絕罪行。“每分鐘有十七人餓死;一天大約死亡二萬五千人。比法西斯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還要多?！?
在餓殍遍野的時候，斯大林把搜刮出來的小麥向美國出口了4萬噸，以吸取西方資金，表示蘇聯的“強大”。
烏克蘭政府起訴種族滅絕罪的舉動遭到俄羅斯政府的強烈反對。俄羅斯的普京政權認為，大饑荒不僅僅波及到烏克蘭，蘇聯其他共和國的許多農民也遭到了大饑荒帶來的重創，包括俄羅斯人和哈薩克人，僅哈薩克斯坦也有230萬居民因饑荒被餓死，人口凈減少將近四分之一。據蘇聯官方統計，從1929年到1937年，因集體化和饑荒死亡人口達1450萬人。
烏克蘭是重災區?還是普通受害區之一?人們要求俄羅斯公布歷史檔案。但是俄羅斯當局還羞羞答答，進行遮掩，不肯把罪惡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隨后不久，烏克蘭外交部代表彼得?多岑科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時，要求聯合國承認1932年至1933年發生在烏克蘭境內的大饑荒，是針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他說：“前蘇聯政權人為造成了烏克蘭大饑荒，1932年至1933年間共有1000萬無辜的烏克蘭人因饑餓而喪生，死亡人數占當時烏克蘭總人數的25%?！庇行v史學家認為，從1930年起蘇聯領導下的烏克蘭地方政府為征集公糧，開始沒收農戶家中的糧食，這種行為直接造成了烏克蘭境內發生大面積饑荒。在因饑荒喪生的1000萬人口中，甚至包括400萬兒童。發生在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饑荒被認為是烏克蘭20世紀發生的最殘酷事件。饑荒從烏克蘭東部和中部開始蔓延，短短兩年時間內共奪去了上千萬人的生命。當時烏克蘭中部和東部的人口因為饑荒而減少了一半。
烏克蘭政府指責俄羅斯阻撓烏克蘭在國際舞臺上討論大饑荒問題，企圖掩蓋歷史真相，不尊重歷史。烏克蘭政治學者利特維年科說，烏克蘭把大饑荒事件國際化的目的是想要人們不忘記歷史，并讓人們了解歷史真相。烏克蘭這樣做并不反對俄羅斯，而是譴責斯大林政權。利特維年科說：“據我所知，無論是烏克蘭總統，還是烏克蘭的各種政治勢力在談論大饑荒問題時，都從來沒有提到過要俄羅斯賠償損失的問題。”
2003年11月，聯合國承認了1932年至1933年發生在烏克蘭以及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大饑荒。烏克蘭方面確信，如果沒有當年的大饑荒，那么烏克蘭的總人口將是目前的兩倍，將達到一億。
后來，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譴責上個世紀30年代的烏克蘭大饑荒事件是針對烏克蘭人以及反人類的犯罪行為。歐洲議會認為，蘇共政權應該對烏克蘭大饑荒事件負責。歐洲議會的決議說，斯大林政權當時違背烏克蘭農民的意愿，殘酷無情地推行蘇聯集體化農莊運動，結果造成大饑荒。歐洲議會同時呼吁前蘇聯國家公開上個世紀30年代有關大饑荒的檔案資料，以便人們知道歷史真相。
在這之前，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議會大會也通過了相類似決議，并譴責了蘇共政權制造烏克蘭大饑荒是犯罪行為。多年來，烏克蘭政府積極推動國際社會承認大饑荒是蘇共政權針對烏克蘭人的民族滅絕行為。
世界上已有幾十個國家支持烏克蘭政府的立場。美國國會2008年通過決議，譴責斯大林政權制造大饑荒針對烏克蘭人實行民族滅絕。美國國會的決議說，為了消除烏克蘭農民對當時的蘇共集體化農莊政策以及共產黨占領的抵抗，斯大林獨裁政府人為制造大饑荒，并關閉烏克蘭邊界，結果造成1932年到1933年期間近一千萬烏克蘭人餓死。
烏克蘭的人口歷來占蘇聯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約3000多萬人。1989年統計為4100萬;同期蘇聯人口2.2億;蘇聯解體前人口2.8億，烏克蘭為5100萬人。如果像莫斯科當局所說的，“大饑荒”不是針對烏克蘭，全國都一樣的話，當時蘇聯的大饑荒至少餓死5000萬至6000萬人!即使把蘇聯其他地區罹難的人數減少1000萬，另外的十四個加盟共和國(包括俄羅斯)最少死亡人口在2000萬，加上烏克蘭的一千萬人，最保守計算，1932年至1933年的集體農莊運動，蘇聯的死亡人數在3000萬以上。
二、大饑荒由何而來?
這場大饑荒由何而來?它的原因有四條：一、列寧遺患——流氓革命徹底破壞了蘇聯的經濟;二、是斯大林規定人民全部加入集體農莊造成的;三、讓城里的流氓到農村隨便殺人搶糧;凡是家有糧食的富裕戶，都被打成“新富農”，沒收土地房產，槍斃或者流放。
“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黨立即實行經濟上的“軍事共產主義”，對糧食則實行壟斷制、征收制。著名學者沈志華在其主編的《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中揭示，這種“軍事共產主義”，實際上與“軍事”并無必然聯系。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稱：“糧食壟斷、面包配給制和普遍勞動義務制，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是一種實行計算和監督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彼?，“軍事共產主義”，在列寧看來，是一種基本國策，并不僅僅是戰時的權宜之計。為了對糧食實行完全徹底的壟斷，國家派出大批征糧隊到農村，農民賴以為生的口糧都被奪走。這種“軍事共產主義”于是引發劇烈的社會矛盾。蘇聯各地農村都爆發了農民起義。喀瑯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動。這使列寧感到蘇維埃政權面臨“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為穩定局勢，為度過危機，于是有所謂“新經濟政策”出臺?！靶陆洕摺睕Q定以糧食稅取代糧食征收制，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在工業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松綁。“新經濟政策”使危機暫時緩和。
然而，“新經濟政策”是在嚴重危機逼迫下的不得已之舉。列寧不喜歡它，繼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當危機似乎度過，當局勢已經穩定，當對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當專政的鎖鏈已鍛造得更堅固，當人們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沖動，“新經濟政策”就該廢除了。自實行“新經濟政策”始，斯大林們就想著早日廢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終于公開宣布：“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于是，重新實行的，還不是此前作為“列寧模式”的“軍事共產主義”，而是比“列寧模式”更嚴酷、更無視人民生存權利的“斯大林模式”。
烏克蘭餓死了700萬人的慘劇，就是在“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后發生的。1932年12月，斯大林在烏克蘭地區發起了一場實質是種族滅絕的行動。先是烏克蘭地區的農民，幾乎都成了富農，成了“階級敵人”。繼而宣布沒收該地區的所有糧食和生產資料。每一粒糧食，包括種子，都收歸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奪走。無數支搜糧隊在烏克蘭地區橫沖直撞。他們闖進每一戶人家，墻角、床底、屋頂，所有可能藏匿幾粒糧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東西都搶走。于是，饑餓很快來臨。餓得要死的烏克蘭人試圖逃往外地，但決無可能。烏克蘭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鎖。一些餓得發瘋的孩子不顧一切地想沖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將他們打死。饑餓的人們大量聚集在鐵路兩側。道路雖然被封鎖，但這畢竟是道路，畢竟是有可能成為生路的道路啊!然而，他們終于成堆成堆地死在鐵路兩側。許多人死了，兩眼還順著鐵軌望著遠方。
搜糧隊走了。搜尸隊來?；蛟S，是搜糧隊直接變成了搜尸隊。他們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為每處置一具尸體，可得到200克面包。而這在那時的蘇聯是很大的誘惑。于是他們便十分積極地搜尋尸體。他們把那些皮包骨的尸體，像垃圾般地扔進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當他們搜尸時，那些還有一口氣的人，那些餓得鼓脹的肚皮還在起伏著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樣扔進了坑中。畢竟，搜尸隊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時候。那還活著并且還有最后一絲氣力的人哀求搜尸隊：“我還沒有死!我想活!”搜尸隊的回答是：“今天就走吧，省得我們明天再來!”一位幸存者哽咽著描述她目睹的情景：當搜尸隊離開萬人坑時，那上面覆蓋的泥土還在蠕動。
斯大林從烏克蘭搶奪的糧食，出口到了西方，換取斯大林需要的外匯，總計有數百萬噸。
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之前，蘇聯曾出現過3種試驗型集體農莊，即“公社”、“共耕社”和“勞動組合”。早先，蘇共鼓勵建立的形式是“公社”(一切歸社員公有，連伙食也由公社供給)，而農民卻寧肯選擇另一種形式“共耕社”(家畜以至土地、耕畜等都不需集體化);由于“公社”要依靠政府補貼、“共耕社”也不利于農產品的抽取，所以蘇共后來改為支持“勞動組合”，這種形式遂成為集體農莊的主要形式(當然是配合著某種特定的收購和分配制度);但農業集體化運動之前的數年內它的發展始終處于停滯狀態，至1928年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1.7%。
蘇聯自1929年開始強行推動農業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遭到了農民強烈的反抗，大批生產資料被毀，例如，在統計數據相對可靠一些的家畜數量方面，集體化過程中三分之二的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豬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蹤了。因此，蘇共采取了極其殘酷的強制、甚至武力手段來剝奪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體化的農民，在這一運動中有數百萬農民被處死或驅趕出家園、其財產則被沒收。運動也造成農業生產的急劇下降，農業產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農村因此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間就有數百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不僅是自上而下強加給農民的，而且實際上是依靠近于“國內戰爭”的手段和“大饑荒”才把農民“征服”了的。雖然農村集體化的目標最后是實現了，但農業產量卻多年下降，直到1938年才略微超過1928年的水平(仍未恢復到戰前水平)。
1926年以后，蘇聯出現糧食危機。斯大林坐不住了。1927年12月2日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斯大林的一手操縱下，作出了盡快發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1929年11月聯共(布)中央決定加快農業集體化的速度，向各州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任務。對各類地區規定了完成集體化的期限：主要產糧地區(北高加索、伏爾加河中下游)，要求在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產糧區(烏克蘭、中央黑土區、西伯利亞、烏拉爾、哈薩克斯坦)，要求1932年春季基本完成;其他地區(中央非黑土地帶、白俄羅斯、中亞、南高加索)，則要求在1933年末基本完成。于是集體化速度大大加快了。1929年10月，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7.6%,1930年為23.6%,1931年為52.7%,1932年為61.5%,1933年為65.6%,1934年達71.4%。蘇聯在1934年宣布農業集體化基本實現。
1933年1月，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大農業的軌道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2000多萬農戶被20多萬個集體農莊所取代。集體農莊的生產由國家選派的干部按國家統一的計劃進行生產，農民推動了經營管理權。國家把農具全部控制在自已手中，到1932年共建立了2502個機器拖拉機站，為集體農莊提供農機服務，農莊則用農產品支付報酬。1933年1月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政治部，首要任務是：“保證集體農莊和莊員無條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特別是要同盜竊集體農莊財產的行為作堅決的斗爭”;“堅決反對隱藏‘剩余產品’而不交售給國家的現象。”
在全盤集體化運動中，蘇聯實行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消滅富農的政策。規定沒收富農財產,轉為集體農莊公積金，作為貧雇農入莊費(共約4億盧布)，并把富農驅逐出本區、州(邊疆區)，不準加入集體農莊。
蘇聯農業集體化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實現的，在全盤集體化運動期間，富農殺害牲畜、縱火、暗殺、組織動等等破壞活動屢見不鮮。為了促使集體化運動開展，蘇聯在分配土地，供應機器和拖拉機、種子，減輕賦稅，發放貸款等方面，給予集體農莊以優待。從1929年起，蘇聯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從組織上、物質技術上幫助集體農莊鞏固和發展。
在斯大林“為集體化的飛快速度而斗爭”的口號下，2.5萬名城市工人、干部下鄉強行搞集體化。
當時有這樣一個口號：“誰不加入集體農莊，誰就是蘇維埃的敵人”。
強制政策不僅用于對付“富農”，也擴大到了對付中農和所有不愿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民。
“富農”們被掃地出門，財產被沒收，有的被處死，有的被驅逐到邊遠地區。
更為嚴重的是，對“富農”的界定沒有一個統一標準，雇過工的、有動力機械的、有小加工場或店鋪的、有3頭以上耕畜的、參與商業經營的、平均收入在300盧布以上的，都當成“富農”，他們連加入集體農莊的資格都被取消。大規模集體化開始的時候，“富農”占農戶總數不到3%，即將近60-70萬戶，實際執行過程中，總共消滅了120萬戶，占到總數的6-7%，有些地方甚至高達15%。
同年，蘇聯宣布實行農產品的義務交售制，規定集體農莊的首要任務是向國家交售農產品，糧食的交售額占產量的32-43%。
通常，國家規定的糧價要遠遠低于生產成本。國家通過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和義務交售制，可以有保障地得到所需要的糧食和農產品。這是集體農莊制度的最大“優越性”。
斯大林把農業看成是國家工業化的手段和工具，而農民則把集體農莊制稱為“第二次農奴制”。
蘇聯政府于1932年12月31目頒布命令，在國內恢復身份證(沙皇時期實行過)制度，沒有身份證便不能遷徙，而農民卻沒有身份證，只能像他們的祖先那樣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
不愿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絕望中屠宰牲畜，毀壞工具和焚燒谷物。1933年與戰時困難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欄數驟降1/2至2/3。糧食總產跌入低谷，直到1935年才開始復蘇。在全盤集體化期間曾經出現了農業生產嚴重下降的情況，在此期間，農業總產值下降了23%，其中牲畜頭數減少了50%。
集體農莊唯一的“成就”就是在農產品的征集或所謂“收購”上達到了預期目標。與集體化運動同時發展形成的收購制度規定，集體農莊首先要滿足國家的交售任務(當然是低價的)，并規定農業的種植計劃;在這些方面農莊本身沒有自決權，農民所有的人力和財產實際上都被國家征用了。其結果是，在農產品總產量下降的情況下，其“上市量”卻增加了4倍以上。
1932—1933年，烏克蘭糧食歉收，斯大林派出專員，動用警察強制收糧，導致400多萬人餓死，數百萬烏克蘭公民死亡，約占烏克蘭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造成伏尸遍野人相食的慘劇。
造成烏克蘭大饑荒發生的重要原因，還是蘇聯當時錯誤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所致，和中國發生在所謂“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的慘劇形成的原因幾乎是同出一轍。我們不妨看看烏克蘭大饑荒形成的部分真正原因：
其一，蘇聯加速工業化的需要。以高價的工業品來換取由政府人為壓價的農副產品，形成如中國的“剪刀差”，讓農民失去了種糧的積極性，使農產品的總產量銳減。糧票價值遠超過糧食的價格，最突出的時候，用于購糧的糧票是糧食的六倍價格，面粉在黑市上的價格是國家定價的40倍;蘇聯政府最失去人性的地方是，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出口糧食以換取發展工業的機械設備。即使是在饑荒最為嚴重的1933年，糧食出口仍沒有停止。
其二，強迫農民進入集體農莊。蘇聯政府不顧各民族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使用行政手段強行推行全盤集體化。對反抗集體化的農民扣上“富農”的帽子，加以鎮壓或流放。強制農業集體化的后果是農業生產的嚴重破壞。有著“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原本絕大多數的自耕農加入集體農莊后，連自留地、小牲畜和家禽也一并公有化了，烏克蘭耕種面積大大地縮小。
其三，黨同伐異，鎮壓富農讓農業生產雪上加霜。當時被蘇聯人稱作富農的農民，也只是在過去幾年里靠勤勞而致富的一個群體或者是因不滿當時政策而被強扣“富農”帽子，他們一般又都是農活的好把式。強行推進集體農莊，遭到了農民強烈的反抗，大批生產資料被毀。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蘇聯政府不斷分化當地農民，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鎮壓暴動農民，有數百萬農民被處死或驅趕出家園。
其四，蘇聯宣傳機構和官方人士封鎖大饑荒消息的能力實在是太強。最富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蘭蒂因在饑荒最嚴重的1933年采訪蘇聯報道而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他在一篇報道中說“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辈痪?，又在另外一篇報道中寫道：“有關烏克蘭饑荒的報道實際上被夸大了，是對蘇聯的惡意宣傳”。
第五，集體農莊虛報糧食產量，并按照上報的產量上繳國家糧食，留給農民的只能是少得不能再少了。
還是斯大林的名言可以解釋這一事件之所以發生的真正原因：死一個人是場悲劇，死幾千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了。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從1930年起蘇聯領導下的烏克蘭地方政府為征集公糧，開始沒收農戶家中的糧食，這種行為直接造成了烏克蘭境內發生大面積饑荒。在因饑荒喪生的1000萬人口中，甚至包括400萬兒童。發生在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饑荒被認為是烏克蘭20世紀發生的最殘酷事件。饑荒從烏克蘭東部和中部開始蔓延，短短兩年時間內共奪去了上千萬人的生命。當時烏克蘭中部和東部的人口因為饑荒而減少了一半。
烏克蘭歷史學家認為，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是當時蘇聯政府把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多余”糧食，都用來償還購買進口工業設備的貸款。當時市場上糧食價格大幅度下滑，也導致蘇聯政府對糧食的需求直線上升。另外，1932年至1933年大面積縮減耕地而導致的糧食歉收，也是造成這次饑荒的原因之一。
“許多農民被先后打死啦”;“鄉村幾乎被摧毀了!”這是2008年遠東軍區79歲的中校軍官亞歷山大·巴夫洛維奇的活。他說自己一家人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
這位中校的童年生活在富饒的伏爾加格勒，他說：“1932至1933年集體農莊運動開始，蘇聯農民更大的苦難也就從那時候發生了。那一年深秋，從城里派出大批工作隊下鄉。他們一家一戶的搜查，翻出來一點隱藏的糧食，也要把全家人槍斃。糧食被全部搜查出來掠奪走?！?
“十月革命的破壞，經濟大蕭條，到處是饑荒。無產階級沒有吃的，只能喊口號和兇殘的革命了。列寧不得不放寬政策，鼓勵農民增加糧食生產，使原始商品交換稍有恢復。至1932年前，半數人能夠有飯糊口，半數人仍然在挨餓受凍。這還是不錯的新經濟時期?！?
“這時候已經進入冬天了，氣溫在零下25℃--30℃。寒冷異常，村莊里被槍殺死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僵尸。半年的長冬，我每天出去尋找尸體和新被屠殺死、餓死的人。那時候宣判執行槍決的人家，部分逃跑出來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尋找死人吃來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經成幫結伙了。每當村莊里向外拋新死的人時，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在那兩三年間，為逃避殘暴的紅色政權躲藏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依靠吃死人尸體的才活了下來?！?
巴夫洛維奇一生特別痛恨列寧和斯大林滅絕人性的政策：“被槍決打死的人和活活餓死的人，太多太多了!蘇德戰爭期間，蘇聯人都沒有那個時期的遭罪、挨餓、困苦，朝不保夕。萬惡的斯大林，在1933年逼迫大家走集體農莊的道路，搶劫糧食造成大饑荒、大災難?！?
“除了城里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外，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黨員，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配合行兇搶劫，他們可以保住自己的糧食財產。村莊里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能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
他的太太卓婭說：“我家在毗鄰新西伯利亞的阿勒泰地區，1933年同樣的罪惡政策也施行到我們那里。父親被定為新富農。全家人被掃地出門，房屋財產全部沒收。父親逃到深山里，免遭處死?！?
“母親帶領我們13個無家可歸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濕陰暗的地下室里。后來孩子們陸續長大了一點，就送到了孤兒院。父親東躲西藏還是被抓住，強迫他到軍隊前線送死。還算幸運，父親由于能干、會做飯當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燙傷了雙腿，才活著回來了……?！?
以上兩人在不同地區的經歷，也是蘇聯1932年至1933年大饑荒的幸存者的自述，暴露了蘇聯大饑荒的真相。
伏爾加格勒是蘇聯(今日俄羅斯)最富饒的地區。伏爾加河又稱為蘇聯的母親河。在這個廣袤大地、富饒的地區大批地餓死人，大批屠殺鎮壓善于耕作的農民。
在蘇聯歷史上，曾發生過幾次大饑荒，其中，尤以烏克蘭為甚，在全蘇因饑荒而死亡的人口中，81.3%是烏克蘭人。20世紀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烏克蘭一共發生過三次大饑荒，而規模最大、后果最為慘酷的是1932年到1933年的饑荒。由于官方沒有統計數據，或者早就銷毀了數據，死于大饑荒的烏克蘭人數只能進行估算，有人認為具體人數在250萬到480萬之間，也有人認為有700萬到1000萬。
蘇聯解體以后，在烏克蘭有不少人認為，當年的大饑荒是蘇聯統治者故意制造的、針對烏克蘭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這種說法未必站得住腳。就種族、宗教、文化、歷史而論，無論在哪一方面，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系都如此密切，人們很難相信蘇聯領導人(何況他們不全是俄羅斯人)會對烏克蘭進行“種族絕滅”。之所以出現大饑荒另有原因。
一是當時蘇共推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為保住政權，打贏內外戰爭，從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蘇俄政府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內容包含了禁止買賣糧食和余糧收集制。1920年底國內戰爭結束，戰時共產主義體制卻延續了下去，被征收的農村對蘇維埃政權產生了抵觸情緒，轉化為不愿意種糧或者盡可能少種糧、故意縮減耕地的不合作行動。農業急劇萎縮，1920年的谷物總產量比戰爭前減少了一半，棉花產量僅為戰前的6%。1918年春已發端的糧食危機開始放大，最終在1921年釀成一場波及蘇聯17個省份的大饑荒。
大饑荒的第二個原因是斯大林政權不顧一切地強制推行集體農莊政策，并強行收繳了農民手中的所有糧食。蘇聯在30年代為了實行工業化，大筆借債購買進口機械設備，蘇共政權把從農民手中收繳的糧食拿到國際市場出售償還外債，但當年正好趕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下跌。這樣，他們就需要從農民那里收繳更多的糧食。
在推行農業集體化期間，大批蘇共黨員被派往農村，“動員”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為了抓緊階級斗爭，蘇維埃政權把大批擅長耕作、富于農業經驗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把他們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其直接后果是餓死。未被流放的農戶，因為擔心被劃成富農，也不敢耕作，這更使1932年烏克蘭糧食產量暴跌。政府能從農民那里征得的糧食自然遠遠低于先前預期的數字。
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什么叫“盜竊集體農莊財物”?農民占有糧食即是——這東西只有集體農莊才有，你不是盜竊，你手中的糧食從何而來?根據這個法令，到1933年1月為止，有7.9萬農民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處死刑。為了懲罰“不合作”的農民，在禁止農民占有收獲的糧食后，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又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全部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制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并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此外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了搜糧隊，沒收農民的余糧、口糧和種子糧。這幾項措施實施后幾個月，到1933年春天，在全烏克蘭范圍內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饑荒。這迫使蘇共和烏克蘭政治局發出了一些補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饑荒地區運去32萬噸糧食，但同時自烏克蘭向外運出糧食的行動仍未停止。當年春天在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大部分地區出現的干旱(真正的，不是宣傳的“自然災害”)又如火上澆油，加劇了饑荒的嚴重性。為了不讓烏克蘭的局面影響到全蘇，蘇聯政府禁止災民向外流動，烏克蘭以及頓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斷，禁止人們到這些地區旅行。任何未經許可便試圖離開烏克蘭的饑民都作為“階級敵人”被逮捕。
為了掩蓋歷史真相，蘇聯政府絞盡腦汁。他們甚至想到拉攏、利用沃特·杜蘭蒂。美國人沃特·杜蘭蒂曾在1922年至1941年間擔任《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其間，他因在1929年對斯大林進行過一次獨家專訪而聲名鵲起。1932年，他又撰寫了有關斯大林政府“五年計劃”的系列報道而被授予普利策獎。普利策新聞獎是美國新聞界最權威的獎項，有如電影界的奧斯卡獎。在為沃特·杜蘭蒂的采訪“提供各種方便”的過程中，蘇聯政府做了哪些手腳我們已不得而知，但采訪后，杜蘭蒂竟在一篇報道中說，“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后來，他又在另外一篇報道中寫道，“有關烏克蘭饑荒的報道實際上被夸大了，是對蘇聯的惡意宣傳?！钡谝粋€月后，良心發現的杜蘭蒂卻向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位外交官坦陳，“在過去的一年中，全蘇聯很可能有高達100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于饑荒，其中烏克蘭有數百萬人。”
那么,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是怎么爆發的呢?
首先,是其強行推行“農村集體化”的結果。蘇聯的大饑荒發生在1932年至1933年間,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蘇聯的“一五”期間,斯大林強制推行農村集體化運動,“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斯大林語)。當時被當作集體化的敵人消滅的不僅是富農,還有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農民,甚至貧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禮拜的人。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對那些不愿意搞集體化的農民戶主實行大逮捕,后來這些都被槍決了。到了1930年初,國家強行把幾千戶“富農家庭”裝上運送牲口的平臺火車,拉到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地帶,任憑他們死活。為完成這次1000多萬人的大遷移,國家專門招募了25000多名年輕的黨員,經過兩周的培訓,組成“二萬五千人大隊”。這支大隊專門負責遷移“富農”和組建集體農莊。大隊的成員殘忍、冷酷而又干勁十足,把被他們管理的農民當成“制造反革命陰謀、意在阻撓社會主義勝利的階級敵人”,他們毫不懷疑自己工作的正義性,“用機槍圍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農民開槍”,認為自己“是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戰士……是在同富農和破壞分子戰斗”。
1930年的3月初,“二萬五千人大隊”把一半以上的農民趕進了集體農莊,他們把村子搞得一片混亂,民不聊生,民憤越積越大,四處潛伏著反抗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只好下令停止集體化行動,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指責工作人員沒有實行“自愿”的原則。在此之后,集體農莊減少了一多半,但是在莊家順利收割之后,集體化運動就又一刻不停地開始了。.|集體化的低效率、急劇擴大的余糧收集、干旱以及1932年的欠收,造成了前蘇聯可怕的大饑荒。這次饑荒就是在整個歐洲史上也是空前的,1932年至1933年間,有700萬人死于饑荒,按人口的比例算,這已經相當于中國大饑荒的規模了。一位前蘇聯的官員后來對饑荒的慘景進行了繪聲繪色的描述:“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們在饑餓中死去。我看到婦女和孩子們肚子浮腫,皮膚發青,盡管目光已失神無彩,但他們還沒有咽氣。到處是尸體、尸體,裹著破羊皮的死尸,腳上是骯臟的毯子,農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
其次,斯大林政權的胡作非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33年饑荒時期,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執行了兩項重要任務。首先他們將饑餓中的烏克蘭人同外界隔絕起來,不讓往災區運送糧食,而烏克蘭人也不準離開住地。所有的火車被克格勃占據著,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被趕下火車,甚至一些烏克蘭的國家干部也未能幸免。人吃人的現象到處發生著,非常普遍又非常正常。由于刑法中沒有人吃人的懲罰條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的手中。與此同時,克格勃還在執行著第二個任務,嚴密封鎖有關饑荒的消息,讓饑荒中的人們在密不透風的環境中死去。
更為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災難發生后,蘇聯當局真相處心積慮的隱瞞。
如此驚天動地的大饑荒要想把它掩飾起來,使外界一無所知,幾乎是不可能的。透過層層鐵幕,人們還是隱隱約約地知道了一點大饑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現了關于蘇聯發生大饑荒的報導。斯大林政權為了掩蓋罪惡,就精心安排外國政要和一些記者參觀訪問。消費品官方接待,宴會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一些“波將金的村莊”在外國人還沒到之前就已經安排的非常妥貼了,被欺騙的西方人就出來為斯大林政權說話。曾兩任法國總理的愛德華·赫里歐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后,駁斥了“資產階級刊物關于蘇聯發生了饑荒,提高工作時間的謊言”。另一個西方人貝爾納爾·索伊說:“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他故作幽默,歪著脖子不住地發出質問:“莫非他們是被什么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里面給填起來的?”
斯大林政權掩飾饑荒的另一個方法是,把一切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災難的責任全部推給“垂死階級殘余分子”和國外的反蘇勢力。在每天都有大批人餓死的日子里,克格勃夜以繼日地揭露“階級敵人”和“反革命陰謀分子”的破壞事件。被他們揭露出來的階級敵人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獸醫;有被指控集體謊報氣象預報的工作人員;有被懷疑破壞了拖拉機并往種子里摻草籽的人員;還有沒完成任務的集體農莊主席。烏共中央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菩柹踔列颊f,在國家許多機關部門“發現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克格勃接二連三地揭露出農村的破壞陰謀,為斯大林所認定的“陰謀無所不在”的理論提供了肥料,使其越發肆虐的瘋長泛濫。一個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官員堅持說,那些沒被驅逐浄的富農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組織了“對糧食供應和播種工作的破壞活動”。
作家米哈伊爾·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抱怨說:“(頓河地區)集體農莊經濟遭受了巨大損失?！彼勾罅謩t回答說:“親愛的肖洛霍夫先生,貴區那些尊敬的農民企圖破壞對城市和紅軍的糧食供應。這種破壞行動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顯著,但它并不能改變如下事實:尊敬的農民們實際上在進行一場反蘇維埃政權的饑餓戰爭……”把農民的饑餓說成是反蘇維埃的戰爭,這樣的話也只有斯大林才能說得出來?？v觀發生在前蘇聯歷史上的這次大饑荒,前后經歷了由強行推行集體化而造成大饑荒,人為地阻隔災區人與外界聯系而加重災難,制造假象欺騙世人掩蓋罪惡,把一切罪行都推到“階級敵人”和“反蘇勢力”頭上。
三、親歷者的敘說
最有發言權的，似乎并不是那個為斯大林樹碑立傳的所謂《簡明教程》，而應該是農業集體化的親歷者。遺憾的是，這些親歷者大多已經作古，碩果僅存者也已到了耄耋之年。那么，這些飽經風霜的老人，會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且聽他們一一道來。
2001年俄國出版的《國家災難：農業集體化》一書。書的副題為：親歷者的回憶和檔案材料。書中收錄了93位親歷者的口述材料和有關檔案材料。
阿列克謝·費多羅維奇·潘克拉托夫(1907年出生)說道：
“父親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貪黑地干活。一提起集體化，他總是長吁短嘆，說說停停，他認為集體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勞動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里剛剛提起集體化的時候，許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業。村里什么人都有，有貧農、中農、富農。沒有牲口的都算貧農。他們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給富裕農民做活。這些貧農后來就把東家的產業給沒收了。沒收了財物、牲口、糧食、土地。誰也不在意東家還有五六個小孩。村里的人都可憐財產給沒收的主兒，因為誰都知道，他們的這份家業，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勞動辛辛苦苦掙出來的。
父親家的財產也給奪走了。他們還算走運，流放得不算很遠，還在同一個區。后來又讓他們回到村里，參加了集體農莊。說是搞錯了。其他的富農就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是用運牲口的車廂拉走的。只準帶一點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業都毀了。集體化之前村里的生活很平靜：莊稼收割完畢，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糧食滿倉。鄉親們都相互信任，門也從不上鎖，沒有人會去拿別人的東西。親如一家?？杉w化一來，什么全亂套了：牲口和糧食全成了公有的。許多房子的門窗都釘死了。場院也是空空蕩蕩。加入農莊之前，許愿說大家都會過上好日子。那些窮點的主兒立馬就相信了，紛紛加入農莊?？筛辉舨幌嘈?，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掙來的家業。有人進行對抗，毒死牲口，燒掉糧食。后來就管他們叫‘人民公敵’，落得個流放甚至槍斃的下場。
集體農莊的活兒是從早干到晚。一個勞動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糧食。這當然不夠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農莊的東西。認為這不算偷。是自己勞動得來的，那就拿吧。后來‘麥穗兒法’出來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里裝糧食，立馬就是‘人民公敵’。罰你的款，還要吃官司!農莊不知怎么搞成什么都平均分配。可干活和干活不一樣啊!懶漢就養成了坐享其成的習慣，不干活也照樣分東西。這樣一來，大家都情緒低落。經營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還有戰爭期間和戰爭以后，都鬧開了饑荒。那往往是全家餓死，甚至全村死絕。我們當然也可以離開農莊?？缮夏膬喝ツ?什么地方好?再說我們也沒有身份證。只有一個可以證明集體農莊莊員身份的勞動手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就養成了種地的習慣。其他什么都不會干?！?
葉蓮娜·馬洛費耶夫娜·賴因尼克(1904年出生)說道：
“我們家6個孩子：三男三女。我們從小就干活。給父母幫忙。我們知道是在替自己干活，所以沒有人叫苦。我們是中等家庭，養了4頭奶牛、5匹馬，還有豬、羊、雞。具體數字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父親和哥哥不光忙自家的活，還要給比我們富的主兒打工。我們的房子大，而且結實?？傊覀儾⒉桓辉＃且膊桓F。從來沒有餓過肚子。
我也是從早干到晚，不是牽著馬翻地或者播種，就是忙家務。糧食都是手工收割。晚上喂牲口，擠奶。把父親和哥哥抓去同德國人打仗。他們都犧牲了。我們當時多難啊!不過也挺過來了。后來我出嫁，到了另外一個村，叫葉洛夫卡。村里有個公社。名字我不記得了。不過我們日子過得挺好。我和丈夫甚至在公社里還蓋了新房。公社有25戶人。都是中等業主。富裕戶都不入公社。我們村壓根就沒有窮人。我們把土地合到一起，還給富裕戶打工掙糧食。公社里沒有懶漢。我們公社甚至還買了兩輛卡車，燒的是樺木劈柴(當時沒有汽油)。(按：這里提到的“公社”，是蘇維埃政權初期一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
我們的公社搞了五六年。后來布爾什維克把公社解散了。把我們往集體農莊里轟。他們說集體農莊是自愿參加，卻挎著槍來把東西全沒收了。四鄰八方的窮人都到集體農莊來了。他們沒有什么可失去的。
集體農莊里干活立馬就困難了。我們原來也沒有偷過懶嘛!可這里什么都一塌糊涂，把馬和牛也折磨死了。原來我們公社的汽車很快散架了，因為沒有人維護。馬車也壞了，因為那是木輪的，沒有人修理，也不買新的。
我們的農莊主席是城里來的工人。他先前連土地都沒有見過。獨斷專行，跟誰都不商量。一切都毀了。雖說我們夏天從早干到晚，冬天還派我們去伐木。伐木的活兒比死還難受。春天還得去放木排。
集體農莊成立以前，我們村當然有富農。只有一家，他們也沒有趾高氣揚，碰到我們都打招呼。他們也有我們那樣的汽車。甚至還買了一臺脫粒機。我們看了都覺得很新鮮。后來他們為全村人打小麥，收取一點費用。集體農莊一成立，就把他們家的財產奪走。還把他們弄到村子外面去槍斃了。然后把尸體扔到坑里，再填上土。當時說他們的家產都是暗地里靠我們的血汗積攢起來的。可我們知道，人家是拼命干活，所以才致富的。”
集體化前后，可謂冰火兩重天，這也許是絕大多數口述者的共同感受。這不僅僅是某個家庭或者某個村莊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達里婭·馬克西莫夫娜·伊佐托娃(1909年出生)說道：
“我父母對農奴制記憶猶新。我出生時，他們替地主干活。我們經常饑腸轆轆。一場火災燒毀了我們的家。我們就來到西伯利亞。我們是全村來的，有12戶人家。在新西伯利亞近郊的伊萬諾夫卡村落戶。這里野物很多。到林子里去揀蛋，一揀一大堆。大家都蓋起了用主墻一隔兩間的平房。開始置起自己的家業。三年之后，每家都至少養了6頭奶牛。牲口也不少。我們算不上很富，不過也稱得上生活富裕。給孩子做的甜食五花八門：奶油甜面包，8字形小甜面包，抹上果醬的卷邊烤餅。我們自己織布縫衣服，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還自己動手準備嫁妝。
30年代的饑荒到來時，我已經結婚成家。我和丈夫已經在集體農莊里干活。是強迫我們加入的。奶牛統統沒收?，F在想起來都感到后怕。但凡是殷實農戶，土地和生產資料全部沒收。最讓人想不通的是，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家業，統統沒收。人們開始患上浮腫病，上面來人大肆搜刮，只留一點點種糧，口糧不給。自家的菜園成了救命稻草，可哪有工夫侍弄?起早貪黑，全在農莊里干活。每星期給我們發半拉大面包。穿的都是棉襖。像樣的大衣商店里有的是，可農莊莊員哪有錢買?
成立集體農莊那會兒，瘟疫流行。死人無數。其中以嬰兒、特別是吃奶的嬰兒居多。因為產婦生下孩子，兩星期后就得給農莊出工。我就死了9個吃奶的嬰兒。是集體農莊把很多人害死了!我一個閨女已經兩歲，患麻疹死了。我丈夫伊萬在我們共同生活了10年后病死。他是天生的憂郁性精神病患者。我成了孤身一人。
整個戰爭期間我都在當擠奶工，后來在葉雷卡耶沃改嫁，1945年生了個兒子。我早已退休。連我的兒子也退休了。我們在集體農莊就沒有聽說過退休金。只要還能動彈就一直干活。我們一天也沒有歇過，也不知道什么叫休假。什么海濱、療養院，只在電影里見過，出國就更別提了?！?
從親歷者的描述中，我們得知，歷史上的蘇聯農業集體化是充滿了暴力和血腥的。集體化前后，可謂冰火兩重天，這也許是絕大多數口述者的共同感受。原本欣欣向榮、安居樂業的農村，轉瞬之間成為啼饑號寒、生不如死的人間地獄。幾乎每個人所講述的都是一場悲劇。這不僅僅是某個家庭或者某個村莊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許多受訪者都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要沒收農民的生產資料和土地?為什么集體農莊莊員一貧如洗?為什么要對他們實施暴力?
人們不得而知的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念念不忘砸爛舊世界。上個世紀20年代末，他們終止新經濟政策，不惜使用暴力，強制推行全盤農業集體化。將全體農民推入痛苦的深淵。集體化成了地地道
道的針對農民的種族滅絕，而且受害者是農村的最優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創精神、最能干和子女最多的農民。代之而起的是集體農莊莊員，這種人對自己的勞動毫無興趣，像農奴一樣從屬于集體農莊。蘇聯農業從此一蹶不振，成為國民經濟中的軟肋，拖累了整個經濟，給國家的發展埋下隱患。最后已經到了靠石油出口換糧食的地步。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狂跌不止，蘇聯遭遇嚴重的收支平衡和財政體系危機，進而發展為全面經濟危機。
上面的幾篇口述史材料，均摘自該書作者列昂尼德·洛帕京和納塔利婭·洛帕京娜撰文介紹了成書過程。在蘇聯歷史文獻中，都把農業集體化說成是農民通往物質富裕和精神完善的康莊大道。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有些作者開始講到集體化是人民的悲劇，也是蘇聯農業連年衰敗的初始原因。無論是蘇聯時期還是后蘇聯時期，歷史學家都對集體化親歷者的講述不感興趣，并未將其當成研究集體化的文獻資料。1996年，該書作者出版了《同時代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內容為庫茲巴斯高校學生所記述的爺爺奶奶回憶片斷。作者在對數十則這樣的講述進行分析時，發現20年代出生的人在談到某個時期時，用語不夠規范。例如，他們都不說“沙皇時代”，而是說“德戰以前”。他們不大用“1941年戰爭以前”這樣的說法，而用“集體農莊以前”代替?？梢娂w農莊對蘇聯人造成的心理沖擊已經超過了慘烈的衛國戰爭。作者由此受到啟發，決定對克麥羅沃州的幾個村落作專項社會調查，任務是對于尚能記得集體化的居民逐一進行口頭采訪。任務順利完成，后將調查結果整理成書。
另據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暮靄》一書(2005年出版)披露，集體化運動中，受到清洗的農民及其家庭成員為500余萬人。運動中被定為富農的農民，分別被處以極刑、關進集中營、流放至偏遠地區，最好的下場也是逐出集體農莊的地盤，另作安置。有一封信敘述了集體化運動中被逐出家園的農民的悲慘遭遇，信中說：“遣送時正值隆冬季節，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嬰兒和懷有身孕的婦女，他們被塞到運牲畜的車廂里，人摞人，婦女就在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來，又把他們像狗一樣地扔到車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臟又冷的板棚里……
虱子肆虐，又凍又餓，數以千計的人像狗一樣被棄之不顧，任由命運擺布，沒有人愿意去關注他們……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兒童死去?！?
早在1932年8月，斯大林就曾親手擬定一項法令，其中規定：凡從已收割的小麥地里偷走麥穗者，即可判處監禁、勞改和死刑。甚至農民在老鼠洞里刨出糧食，也要判刑。
耐人尋味的是，集體化的真相，親歷者的口述，人們是在70年之后方才見到的。原來，蘇聯時期告密成風，大搞文字獄，鉗制輿論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于普通蘇聯人來說，寫回憶錄，記日記，就所發生的事情開誠布公地發表意見或者把意見記錄下來，那都無異于玩火，后果不堪設想。重者成為“人民公敵”或者精神病院的“病人”，輕者仕途受挫或學術生涯大受影響。在那種情況下，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回憶錄，口述歷史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因此《國家災難：農業集體化》這本書的面世，就顯得難能可貴。
蘇聯農業集體化發生于上個世紀30年代初，后來的歷史證明那絕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失敗的道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