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禮性”而非自由引導人們時，它制造的形格勢禁和隔膜，往往比農村廁所、遍布于小縣城的“國際飯店”“曼哈頓花園”更深。
——“公民返鄉”系列評論之八
整個春節，我都在一場拉鋸中度過，跟自己的長輩。但毋寧說，我是在對抗某些“禮性”。
在我老家，“禮性”有著備受尊崇的地位。如果說，故鄉就是個亟需激活秘鑰才能打開的系統，那“禮性”就是一把藏在世俗生活櫥柜里的秘鑰。這里的“禮性”，不只是“初歲祭耒”式的歲時祭祀儀規，也不只是見了三姑六婆得打招呼的禮貌，而主要是傳統倫常的一脈流長。只不過，在“父父、子子”之外，它還多了些技術性的精打細算。
在咱們那里，有兩個詞很能直觀體現這種“禮性”，那就是“照”和“還禮”。“照”即照應，親朋好友隔壁鄰居有了婚壽喜喪之類大事，要以登門赴宴、隨份子等方式照應；“還禮”講究的則是來而有往。都說禮尚往來，可“禮性”尚的，是一板一眼、“理性”得可怕的實用禮俗規則。這種規則，落子在以親緣為圓心的差序格局“棋局”中，將人情往來按照某個糅合了親疏、長幼、貧富等參數的公式進行量化和程式化。
在電影《老炮兒》里，“老禮兒”和“規矩”是六爺反復提及的兩個詞，但六爺追求的“禮”和“規矩”，其實仍拘泥于淺表層的“爭輩分”，而無法通向現代規則形態。“禮性”亦是如此，維護的也多是綱常的教條形式，但在小農生活習性的拱衛下，它已然成為鄉土人情世故的“源代碼”。
禮儀甚至是繁文縟節，原本不可怕，但可怕的是“禮性”對鄉土人倫的反噬。我的兩個父系親屬，斷絕了親戚關系并至今互損，就因一人覺得另一人不講禮性，還禮不循禮蹈矩，且過節時不主動問候長他幾歲的自己。
在“禮性”的樊籠下，“越獄”是艱難的。這次歸鄉，我體感尤深。
年初四，我和扯證多時的愛人“奉旨”在老家擺酒。很早之前，我們就達成共識，請親戚朋友吃個飯就OK了，不走婚慶儀式，也省掉婚車接親流程。可這立馬遭到父母的喊“咔”：“咱們這結婚都要走那形式，你別做怪種?！?
我好說歹說，終于說服他們同意簡辦，可在是否須穿婚紗、該否化妝等問題上，他們又祭出習俗大旗，我堅持從簡，結果迎來一頓“不懂禮性”的責罵。擺酒當天，我又以“呵呵”應對給每個來客敬煙的規矩，也縫合了“不懂禮性”的指證依據鏈的缺環。
婚禮是“禮性”的路演現場，也是被“禮性”精準滴灌的鄉土人情的展臺。當婚事過后，父母迅即開始對起“賬單”，念叨著“這次××送了1000元，上次他老幺考學咱送了500，下次他嫁女咱至少得送700”時，我覺得，“人情練達即文章”里的“文章”，指代的更像是那個情感出軌者。
今年春節期間，很多“返鄉筆記”體和相關新聞又引發熱議，從“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到“上海女子因江西男友家中晚餐而分手”，都以一瞥方式展現了貧困與暴富交織的鄉村圖景，也呈現出“另一個中國”的貧瘠，而那些“故鄉淪陷”的感喟也應景回爐。
事實上，每次返鄉，當寄附在“故鄉”二字上的地緣親近感，總被“農村基層”概念框定下的粗糲現實入侵；當“近鄉情怯”的氣短，總被回鄉大巴拉長為“鄉關何處”的木然，我挺能理解這些感喟。但“故鄉沉淪”本就是偽命題，因為更多時候，我們的故鄉特別是精神原鄉，已沉無可沉。
而“禮性”恒久遠，正是農村社會精神空心化的一條伏線，這種脫離公序良俗范疇的觀念禁錮，有時比農村社會的物質貧瘠更堪憂；其對自由心性的的囚禁、對異質化生活習慣的低包容度，也常是造成城鄉文化差異無法調和的直接原因。
可以想見，當“禮性”而非自由引導人們時，它制造的形格勢禁和隔膜，往往比農村廁所、遍布于小縣城的“國際飯店”“曼哈頓花園”更深。
在《對不起，你們的春節是種陋習》里，專欄作家侯紅斌說，春節期間臨時組合的冗余的（代償性）人際關系，對今人來說，不過是基于慣性而維持的負擔。而“禮性”在中國的縣城和村域形塑的人際關系，無疑是這種人情負擔的“集大成”。
“禮失求諸野”，可這樣的“禮性”，卻是在將我們的精神原鄉帶往希望迷失的田野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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