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村位于皖西地區，C村并非行政村，而只是一個自然村落。C村不大，共有戶籍人口140人，家庭類型以主干家庭為主，以家庭住房為單位計算有農戶21戶。村莊總體呈梯形布局，地勢略有起伏，東高西低，村莊東部主要為旱地，西部主要為水田。村莊前擁有兩口池塘，為村民的主要生活用水來源。而出入村莊的主路石子路穿過松樹林，延伸至村莊的中心。C村距離所屬集鎮5千米，有水泥路相通，距離市區約40公里。
通向C村的石子路
C村處于我國南北分界線秦嶺-黃河線的南部，長江的北部，屬南北過渡地區。地貌以低崗丘陵為主，同時也是東部江淮平原向西部大別山山脈的過渡地區。C村的土地既有水田也有旱地，其中水田共計約270畝，僅種植水稻糧食作物，旱地約140畝，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有小麥、油菜籽、玉米、大豆、大麻、棉花、紅薯等，另有山林約90畝（松樹林），人均土地面積約3.5畝。
C村語言為江淮官話，全村人口均為漢族，村莊姓氏單一，全村均為蔡姓，源自同一個宗族。根據村莊人口的姓名輩分推算，蔡氏遷入此地應該始于清末時期，僅有百年的歷史。
和全國的多數鄉村一樣，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之下，C村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尤其是隨著80、90后一代村民的成長，傳統的鄉村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較大的變遷。鄉村，日益成為久居城市的村民僅在節假日才會到訪的游憩點。
1消失的“雙搶”，遠去的傳統農業生產
“雙搶”意為搶收莊稼、搶種莊稼。C村與多數的南方地區一樣，水稻種植為三熟制雙季稻，即早稻、中稻、晚稻。但受限于氣候等原因，在夏季早稻收割之后，需要立即將晚稻的秧苗插下，而這樣的黃金時間僅有約20余天，即村民俗稱的“雙搶”時期。如果晚稻的種植錯過了這一時間段，收成將會大減。“雙搶”的完成情況基本決定了一年的農業收成。因此，這是一年之中最為忙碌的時期，全家老小齊上陣，如果農活忙不過來，還會喊來親戚幫忙。
雙搶時期，村民們凌晨三四點即起床，生火做飯，并趁著朦朧的月光，或犁田，或將昨日收割的水稻從稻田挑回自家的曬谷場。白天，在接近40℃的高溫下在水田中揮舞著鐮刀，收割他們一年的希望。一直到晚上八九點，仍然拉起電線，在滿是蚊蟲與飛蛾包圍的燈光下將水稻進行脫粒打谷。村民夜間還需要查看灌溉的水渠是否被他人堵塞或改道。那時村與村之間、村內村民之間由于灌溉水源問題而時常發生口角糾紛甚至肢體沖突，因為灌溉水源直接關系到一家人的生計。因過度勞累或在高溫酷暑之下進行農業作業而熱死的事例也時有發生。“雙搶”形成了我對于農村生活最為深刻的記憶。
2000年左右，村里初中畢業僅十五六歲的青少年開始去江浙務工。因為未成年，多數是以學徒的身份做幫工，工資較低。早些年，外出務工的年輕勞動力在“雙搶”時期，仍然會請假回鄉做農活，彌補農忙時期的勞動力不足問題。但逐漸的，隨著務工收入的提高，來回交通成本的增加，以及農業收入的停滯不前，在經過一番精心計算之后，回鄉幫忙做農活的村民越來越少。而在喪失了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后，三熟制的雙季稻也就變成了現在的一熟制單季稻，這樣村民就擺脫了“雙搶”時的辛苦與勞碌。雖然水稻的產量大幅下降，但這卻是與數量不足且體力日漸衰退的鄉村勞動力相適應的一種理性種植選擇。與此相應的，還有水稻種植方式的改變。
冬日里C村的水田
在勞動力不足的情形下，拋秧替代了原先水稻種植的插秧，機械化犁田替代了耕牛犁田，收割機也替代了鐮刀。農民在核算農業成本時，除了要扣除種子、化肥、農藥等之外，還需要支付農業機械的人工費與租賃費。雖然農業生產不再如以前一樣辛苦，但農業種植的成本卻相應增加。水田在脫離傳統的精耕細作之后，只有通過種植規模的擴大，以規模效益獲取盈利。因此，缺乏勞動力的農戶通常將自家承包的水田讓于他人耕種。水田雖然在形式上仍然為每家每戶所承包，但實際上正在向農業種植大戶集中。而旱地更是早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土地流轉。
勞動力的流失使得旱地一度出現撂荒的現象。這使得C村里的多數旱地于2013年以330元每畝的價格流轉給附近鄉村的桃樹種植大戶。僅在兩年時間內，便形成了跨越多個行政村，沿著鄉村水泥路兩側綿延十多公里的千畝桃林景觀。
旱地流轉使農民的農活減少約三分之一，而雙季稻變為單季稻，使得農活中最為辛苦的“雙搶”成為了歷史。如今，村莊里進行農業生產的主要集中于七八戶農家，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僅有約15人，且年齡基本在55-75歲之間。而C村的耕牛也從最多時期的6頭減少到現在的2頭。
C村的農業變遷基本沿襲了：年輕勞動力的外出→農業勞動力不足→農業生產方式的演變→土地的有序集中→加劇勞動力的外出這一因果關系鏈。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年，隨著年邁村民勞動能力的喪失，土地的集中程度將進一步提高，而年輕勞動力的外出至少在短期內也呈現出不可逆的態勢。
2進城入鎮，村民變“市民”
C村人口外出務工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并于2000年后成為普遍現象。家中凡是初中畢業或尚未畢業已經輟學的孩子，都被帶到江浙地區務工，尤其是鄉鎮企業遍布的蘇南。而務工的方向主要為房屋裝修、衣服加工制作、建筑工地以及工廠車間等。如今，在外務工10余年后，多數或已成為所在單位的班組長，或利用原始積累經營自己的生意，在城市中謀得一席之地。而在城市中立足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住房。
C村的住房先后經歷了土坯房、磚房、樓房的變遷。
C村保存歷史最久的土坯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村莊的住房均為土坯房。時至今日，村莊內仍殘留有幾棟土坯房，其中保存時間最為長久的已有約70年的歷史，且仍在使用。土坯房的格局基本上為四合院的形式，前側為廳屋，有兩至三個房間，后有三間房屋，兩側多為圍墻所圍合，中間形成庭院。上世紀80年代末期，村莊內出現了第一棟紅磚建設的住房，但很快，磚房即被樓房所替代，現有的21戶人家中僅有5戶是磚房。
C村最早的紅磚房
1992年至2002年，是村莊內樓房建設的黃金10年。村莊內的土坯房與磚房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即被樓房所替代。那時時興“三帶兩”的樓房格局，即一層為三間房屋，中間為堂屋，兩側為臥室；二層為兩間房屋，一個露天平臺，樓房前空曠的平地為各家的曬谷場。
樓房的建設基本形成了今日的鄉村住房格局。2002年至今的十余年時間中，C村里不再有樓房的建設。而樓房旁曾經的曬谷場也已被各類花卉苗木所覆蓋。村民仿照城市居民的生活，在自家庭院或空地上栽種起桂花、梔子花、紫薇、鐵樹等景觀苗木。在擺脫了繁重的農業生產作業后，村民更愿意花費時間提高自身的生活情趣，美化居住環境。
與十多年不變的住房格局對應的是進城購房熱潮的興起。根據對C村1980-1992年出生的15個男性村民（不含因升學戶口外遷的非農業戶籍人口5人）的調查統計來看，在這15個新生代的村民中，在城市購房的有9人，占據了60%，且住房主要在本地城市六安（其中有1人為全款購房），僅有2人在省會合肥有購房（其中有1人在合肥購房兩套），沒有在省外城市購房。
在城鎮購房的9人中，在所在購房城市工作生活的僅有5人。即雖然村民在城鎮購買商品房，但約一半的村民仍然在江浙地區務工，只有在春節時期才會回到自己的購房。這就形成了當前農村中特有的現象：戶口與孩子仍然在農村，工作生活地點卻在江浙沿海城鎮，而住房卻又在家鄉的城鎮。
在城市購房安家已成為新生代農民的住房首選。與C村相鄰的G村，則是全村均在城鎮購房，而在S鎮L村，同樣是全村的年輕人都在鎮上或市區購房。對于在外務工十余年的農民工而言，他們的工資收入早已經超越了兩三千每月的水平。具有多年工齡的熟練農民工在江浙地區的務工年收入基本維持在5-15萬之間。而在鎮上購買120平米的住房約20萬元一套，在本地市區購買80平米的住房約40萬元一套。發達地區的務工收入，相對于落后的鄉鎮及本地市區，仍然顯示出較強的購買能力。
而購房地點選擇在本地城市，很少選擇其所務工的外地，一方面出于文化與生活習慣上的考慮，另一方面則是經濟上的理性選擇。這些長年在外務工的農民工，融入不進所在江浙城市，也回不去最初的鄉村，其最終回歸的只有“故鄉”，只是并非生他養他的農村，而是所在的城市。
記得年前，有媒體報道，中央決策者將樓市消費的眼光投向廣大的農民工群體，希望他們能夠進城購房消化庫存。當時看到新聞時還嗤之以鼻，但從皖西地區的C村及周邊鄉鎮村莊來看，讓農民工進城購房或許并非天方夜譚。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刺激農民消費，化解現代工業的產能過剩并非沒有先例。2008年，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為面對家電產品出口疲軟、國內城鎮家電消費市場日趨飽和而造成的家電市場產能過剩問題，中央便出臺了“家電下鄉”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成效。而在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村消費主力的情形下，地產下鄉，農民進城，也并非只是簡單的一廂情愿。至少以皖西地區C村而言，無需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主動的承接城市住宅消費的接力棒。
3交通現代化，私家車成為農村的新興消費對象
C村交通先后經歷了自行車、摩托車、電動車、小轎車的變遷。在村村通水泥路建成通車之后，電動車進入了千家萬戶。但近年來，私家車逐漸成為農村的新的消費對象。
遇到紅白喜事時，C村私家出扎堆
在C村15個新生代村民中擁有私家車的有6人，十萬以下價格低廉的國產轎車是他們的購車首選，一如前些年的國產山寨手機一般。而臘月期間的小鎮，平日空曠的道路更是被滿是蘇E、蘇B、皖A牌照的小轎車堵得水泄不通。在距離小鎮幾百米遠時，路邊就已經停滿了私家車。小鎮道路設施建設滯后，停車空間缺乏，使得堵車不僅僅是在大城市才會有的問題，春節期間的農村小鄉鎮同樣車如馬龍。相應的，考取駕照也成為當前年輕人工作之外的重要事務，對他們而言，不一定要有初中畢業證書，但駕駛執照卻必不可少.
4結語
談到三農問題，多數的文章字里行間無不充滿了蕭條、悲觀、敗壞、末日的字眼與情感，然而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鄉土中國轉變為城鎮中國是必然趨勢。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部分鄉村的衰敗、凋敝不可避免。自人類社會以來，社會變遷就從未停止過，所不同的只是存在變遷速度的快與慢。而在當下，部分鄉村的荒蕪與空心化，是社會轉型過程的必然現象，我們既不必訝異，更無須驚慌失措。我們不能簡單的以靜態的眼光，將今日之鄉村與20年前進行比較，我們更需要站在歷史的長河中，重新審視中國農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農民工大舉進城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還有眾多的城市白領、大學生懷揣著夢想與鄉愁回到鄉村。
讓原先的8億農民繼續留守在鄉村，已經不可能。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年輕一代的農民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人口外遷之后，鄉村土地流轉隨即而來。農耕技術的推廣與新型機械的使用，使得鄉村只需要很少的農民即可滿足農業生產。現代農業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與城鎮建設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人口城鎮化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正如賀雪峰所言“正是中國農村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穩定器和蓄水池，正是‘鄉土中國’為‘市場中國’提供了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而在當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宏觀背景下，也只有將農村作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重視挖掘廣大農民的潛在發展需求，有序引導農村人口的城鎮化，才能推動中國經濟的新一輪增長。
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要發展新型城鎮化，鄉村要“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讓鄉村記得住鄉愁，并非要將原有的鄉村原封不動的進行保存，而是要有選擇的保護部分鄉村資源，在市場經濟需求的主導之下，因地制宜的調整農村生產結構，通過規模化農業生產、訂單農業、休閑農業、社區支持農業等多種模式探索，讓鄉村產業的發展充分融入城鎮經濟系統中。只有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才能改變二元城鄉結構，實現社會層面的城鄉一體。而記得住鄉愁的鄉村也是需要以農業產業的發展為物質基礎。
返鄉有感
當城市辦公室中無數的白領階層為房子與車子努力打拼時，為月光的工資而無限惆悵時，率先跳入務工大潮的農民已經在自己的鄉鎮、縣城安家落戶。十余年的汗水積累換來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城市生活。雖然他們在城市中尚未完全站穩腳跟，但這些離開學校即在城市中謀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土地對他們從未構成束縛，只有城市才是他們的心之所向。農村已經成為他們不堪回首也不愿回去的故鄉，僅有年邁的父母和留守在農村的孩子勉強維系著他們與家鄉之間的聯系。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已經深入嵌入到現代化的城市經濟體系中。除了戶口簿上所著的農業戶口外，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他們都與城市居民并無二致。也只有融入市場經濟體系中，搭上城市經濟發展的快車，農業的發展，農村的未來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中國國情之復雜，鄉村發展差異之巨大在世界上都是少見的。因此，任何一個鄉村，甚至一個地區的鄉村都無法代表全國的整體面貌，其揭露的也只是中國農村真實狀況的冰山一角。就某一地區的農村調查，而妄斷中國農村問題，無異于盲人摸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筆者由于工作與學習的需要，也曾走訪過江蘇、浙江、福建、湖南、安徽、四川、陜西等地區的農村，深知東、中、西部地區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出的梯度差異。
雖然本文主要以C村為記錄對象，但是所記錄內容是這一地區共有的現象。此文僅限于記錄皖西C村的社會變遷，尚難達到“為中國鄉村尋找出路”的使命。從功用的角度而言，或許這篇文章的建設性是極其有限的，但是我相信用文字記錄下這些默默無聞的鄉村變遷仍然是有意義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旅游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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