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化新農民隨著規模化、現代農業的發展應運而生。他們的農業生產技能、經營管理能力以及資金等方面已有初步積累。但一些基層干部和種糧大戶談到，“三農”中對地、糧、技、村的政策設計中，對職業農民隊伍建設的政策設計不夠，政策上對農民職業前景的穩定預期不足，有可能造成職業農民發展“短期化”，不利于現代農業發展。
政策依賴強隊伍穩定難
去年以來，國內糧食市場價格低迷，一些地方政策性托市收購執行不徹底，仍有不少糧食至今還囤在農民尤其是種糧大戶手中。
“去年收上來的晚稻，糧食經紀人收不完。政策性托市收購也因為沒有倉容，不收了。現在還有幾萬斤糧囤在手里。價格從一塊三毛多一斤降到九毛錢一斤，損失慘重。”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上頓渡鎮東梁村種糧大戶黃才賢愁容滿面地說，如果今年糧食價格低迷情況再持續下去，政策性托市收購不給力，將影響一批農民繼續走職業化的信心。
記者采訪發現，土地流轉周期短、農田基礎設施建設有待進一步完善、部分農產品托市收購政策執行等是影響農民職業化長期規劃的因素，更直接關系著職業化農民隊伍的穩定。記者對江西554位糧食生產規模長期在50畝以上的職業農民的問卷調查顯示，他們的政策訴求也集中在這些方面（圖一）。
除農產品托市收購政策執行情況外，土地流轉不穩定等對農民的職業化前景預期有直接影響。“流轉關系難長期固定，我現在不敢在農田基礎建設和土壤改善上投入太多。”34歲的江西豐城市小港鎮青年農民張俊杰說出了多數“種糧大戶”的擔憂。他告訴記者，近三年來，他流轉的田總量從500多畝增加到近1800畝，但多數簽的都是一兩年的短期流轉合同。
“流轉必須自愿，但必須想辦法解決一些地荒在那也不拿去流轉的情況。”江西南昌新建區農業局局長孫昌平說，現在土地流轉競爭激烈，價格變動大，影響了流轉關系的穩定。
農田設施建設標準的高低和規模影響農業規模化發展和職業農民長期生產規劃。采訪中不少規模經營的農民對更大規模、更高標準的農田整理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需求。江西安義縣種糧大戶凌繼河說，他流轉的1.9萬畝田地，基本滿足全程機械化作業的高標準農田不到兩千畝。田塊小、基礎設施差的田地，每畝要增加成本近一百元。
江西南昌市新建區石崗鎮種糧大戶涂愛保流轉的田在丘陵地帶，稻谷畝產僅有800斤，這些年他賺的數十萬元錢陸續投入到農田平整、機耕道、水利等方面。他說，10年的土地流轉期限只剩下兩三年，隨著土地流轉價格越來越高，合同到期以后，他就不敢再承包了。
城鄉戶籍差異導致不能享受農業扶持政策，也影響了一些想在農業上“干一番事業”的城鎮戶籍新“職業農民”。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上頓渡鎮種糧大戶李會娥是城鎮戶籍，他在當地流轉了1100多畝土地從事水稻生產。因為農機具購置補貼只針對農村戶籍農民，他的不少補貼都是假借農民的戶口本申領的，存在“冒領”嫌疑。
采訪中，不少農村基層干部反映，近些年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比較多地來自于土地制度改革、技術推廣、農業機械化等，農業生產者所獲得的發展推動力不如其他生產力要素。
重視具體技術培訓，缺乏全面素質養成教育。由于純粹銷售肉牛利潤太低，去年參加了一次農產品營銷課的江西省豐城市泉港鎮養牛大戶黃登高準備延長生產鏈，自己屠宰并以實體店和電商相結合的方式銷售牛肉。但這一轉型應該怎么具體實施，需要辦理哪些手續，這些對于以前只懂養牛的他來說困惑不少。
記者采訪發現，目前，職業農民接受的培訓內容主要針對農業生產技能，組織管理、市場營銷、職業規劃等涉及不多。
近兩年，江西省農業部門共培訓了7萬多名職業農民。山西省是我國首批職業農民整省推進試點省。這個省部分基層干部反映，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面臨協作機制不暢、投入資金不夠、政策力度不足等問題，尤其是在基層市縣，仍需政府加強重視，進一步整合相關資源，暢通協作機制。
農村交通、網絡、娛樂以及子女教育等硬件條件，與城市差距確實太大。“除了吸引新鮮人才難，就是長期留住現有的人也比較難。工人有社保，有各種職稱職業晉升渠道，獲得榮譽的機會也比農民多。”江西吉水縣綠豐果業合作社牽頭人肖小春說，職業農民精神層面的激勵太少。
根據安徽省農業部門的計劃，安徽今年要培訓新型職業農民5萬名。培訓要求由注重“培訓從業者”向“培育事業者”轉變，重點把熱愛農業、扎根農村的農民選出來，通過教育培訓、認定管理和政策扶持等造就一批發展現代農業的生力軍。
職業化升級之路
有關專家表示，要切實推進農業現代化、保障糧食等農產品安全，今后需全面加強職業農民隊伍建設，要從政策扶持、培訓體系改進等方面穩定職業化預期，樹立職業化責任，構建職業化精神，打造升級版新型職業農民。
構建穩定的政策支持體系，提升農民職業化前景預期，擴大職業農民來源。江西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尹小健提出，在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完善統一的區域性農村土地流轉平臺體系，讓農民在收益有長期保障的基礎上，通過自愿交易出讓土地經營權，實現職業農民對流轉土地的長期穩定經營。
同時，有關農產品托市收購政策的執行和調整既要著眼于當前市場的變化，也要注意穩定職業農民的收益預期。可加快出臺土地休耕補貼政策等措施，并將之與糧食等大宗農產品購銷政策相結合，實現“農產品結構性調整與農民職業化收益保障”的雙贏目標。
江西省農業工程職業學院書記譚酬志介紹說，近兩年學校有上百名畢業生到農村創業，趨勢值得關注。今后國家可以制定引導政策鼓勵扶持大中專畢業生到農村創業。
部分基層干部表示，可參照城鎮自主擇業者參保方式，試點將社會保障制度向職業農民群體延伸，解除有較大貢獻的職業農民發展后顧之憂。
建立“職業農民”標準體系，構建明確的職業責任、職業精神。隨著國家政策層面對培育職業農民的重視，目前各地實踐中也從“生產經營型、職業技術型、專業服務型”對職業農民進行了劃分，但仍需在定義性條件和標準方面進行明確，對職業農民群體的社會責任、職業道德規范等方面也要做出系統的規定。
職業農民培育機制體制亟待完善，需進一步確立責任主體，形成培養合力。江西永豐縣農工部部長傅偉等基層干部提出，應改變由農業部門“兼職”培訓職業農民的現狀，確立職業農民隊伍建設的責任主體。整合現有涉農培訓資金和項目，引導政府各部門、社會各層次培訓機構形成合力培訓職業農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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