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后鄉村家庭倫理研究是在傳統鄉村家庭倫理改造未完成、新型家庭倫理建設具有局限、當前鄉村家庭倫理處于困境的情況下蓬勃興起的。改革開放打破鄉村固有的組織結構和慣習，鄉村家庭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承受巨大壓力以致倫理規則的規范力量被嚴重削弱，鄉村家庭倫理面臨現代轉型的諸多問題。圍繞不斷出現的問題，鄉村家庭倫理研究內容不斷豐富，研究視角不斷拓展，研究深度不斷增加，但是與鄉村社會的整體轉型對鄉村家庭倫理的要求而言，研究還需要在整體性、系統性、針對性和對策性上進一步增強。
關鍵詞：改革開放；鄉村家庭倫理；背景；視域；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發生了千年未有之變局。鄉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經歷了劇烈的轉變。在此過程中鄉村家庭的結構、功能、價值、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際關系準則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鄉村家庭倫理難以依據已有的準則協調好各種倫理關系。它需要不斷地調整完善自身，以建構不同時期的話語體系，滿足社會對家庭的期待。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啟了鄉村家庭倫理研究批判反思、融合重構的過程。
1、改革開放40年
鄉村家庭倫理研究的背景
傳統鄉村家庭倫理改造未完成。批判和改造鄉村家庭倫理一直是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任務和目標。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雖然對封建家庭倫理進行了猛烈批判，并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家庭倫理主張，但當時是革命年代，生產力沒有發展，小農社會經濟結構沒有變化，“只有法律條文上規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不可能觸動當地原有的家庭結構。……對舊婚姻家庭制度的變革還有賴于其他經濟、文化方面的全面社會變革”[1]。新中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頒布為新的婚姻家庭倫理關系確立提供制度保障。隨后進行的農業改造和合作化運動為新型家庭倫理關系的確立奠定經濟基礎。但也有研究認為新國家雖然志在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舊家庭進行改造，但在實踐操作層面上，不但向傳統家庭倫理和家庭秩序結構妥協，甚至還間接加以利用作為國家政權建設在鄉村社會的實踐策略[2]。這些說明，在農業為主的鄉村社會中，鄉村家庭倫理觀念并沒有因為新政權和新制度的誕生而產生變革性的、整體性的影響。后來由于極左思想的影響，國家和社會高度一體化、政治化，實行高度統一的文化權威體系。為了保障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對傳統家庭倫理采取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全面否定傳統家庭倫理和血緣親情，對婚姻家庭中的人道主義原則一概拒斥，致使傳統家庭倫理改造出現某種程度的斷裂。
新型家庭倫理建設具有局限。以男女平等為核心的新型家庭倫理雖然在黨和政府的大力倡導下確立了，但在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存在政治化和冒進傾向，尤其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后。有些研究者認為人民公社化后共產主義婚姻家庭關系開始萌芽。有文章指出：“人民公社化以后，所有的婚姻家庭問題都馬上解決了。今后必須從鞏固人民公社，加強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中，進一步為發展民主團結的家庭生活而努力。”[3]還有文章指出：“公社化后中國農村的家庭現在已根本改變了面貌。在集體生產中，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在家庭中樹立起了以民主平等對待一切成員的優良共產主義作風。”[4]人民公社化只是一場政治運動，雖然短時期內消除了家庭產生不平等的根源，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人們的婚姻家庭價值和道德觀念;另一方面，新型家庭倫理未能對傳統家庭倫理進行全面的認識、梳理和清除，一些糟粕性的東西還有存在土壤。
當前鄉村家庭倫理處于困境。改革開放促進鄉村經濟體制和文化價值方面的改變。在家庭領域，一方面，具有政治化傾向和一元化權威體系的鄉村家庭倫理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現實和人們需要，需要建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適應的現代鄉村家庭倫理。另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鄉村的確立，城鄉人力資源的頻繁流動，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社會保障的不足，使得鄉村家庭結構殘缺，家庭功能出現障礙，鄉村家庭倫理道德規范乏力，婚戀價值觀念呈現多元化趨勢，自我主義和利己主義抬頭，離婚率上升，父子關系淡漠緊張，家庭道德教育難以顧及。
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的時代因為歷史使命不一樣，鄉村家庭倫理的改造具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改革開放是一場波及領域最廣、最深刻的革命，這決定鄉村家庭倫理的改造需要進行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多重審視，由此引發鄉村家庭倫理研究又一高峰。
2、改革開放40年鄉村家庭倫理研究視域
社會主義家庭倫理理論的研究。建立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倫理關系一直是黨和政府在理論和實踐中不斷探索的命題。改革開放前30年，由于“左傾”錯誤以及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認識不足，導致婚姻家庭建設出現一些失誤。改革開放后，婚姻家庭倫理研究呈現蓬勃發展趨勢。有《家庭倫理》（章海山，1984）《家庭倫理》（蕭家炳，1996）《家庭倫理學》（朱法貞、林善良，1989），這些研究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闡明了社會主義家庭倫理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沖突與融合——中國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向及現代價值》（李桂梅，2002）和《中西家庭倫理比較研究》（李桂梅，2008）突出傳統家庭倫理的嬗變和現代價值，為汲取借鑒中西家庭倫理菁華提供重要的參考。《現代家庭倫理》（林建初,1992）《新時代的家庭倫理——尊重與關懷論文集》（戴良義，2000）以現代的視角對家庭倫理進行了人本性的解讀，豐富了社會主義家庭倫理的內容。這些研究從總體上回答了社會主義家庭倫理的源泉、基本理論和發展趨勢，為社會主義鄉村家庭倫理建設奠定理論基礎。但是中國鄉村家庭因為其生產方式、人居條件、環境氛圍和倫理價值與城市家庭存在較大差別，使得鄉村家庭倫理觀念、道德規范、家教家風等與城市家庭之間呈現較為明顯的差異。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化進程顯得艱難和漫長。改革開放40年鄉村家庭倫理道德觀念出現哪些變化，如何看待這種變化，怎樣處理家庭倫理中出現的問題和沖突，如何推動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型，圍繞這些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同領域和層次的學者進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
鄉村家庭倫理的社會文化生態學研究。傳統社會鄉村家庭倫理滲透于鄉村社會生產、生活、禮儀、建筑，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因而鄉村社會以及鄉村家庭的變化，意味傳統鄉村家庭倫理附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態逐漸被打破。一些學者從社會學、社會文化學以及人類學的視角考察鄉村家庭倫理關系和道德規范的變化以及鄉村家庭結構、功能、生計模式、關系準則、價值理念、婚戀習俗等變化，形成豐碩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著作有《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婚姻家庭的新變化》（雷潔瓊，1994）《變遷中的城鄉家庭》沈崇麟等,2009）《村莊里的中國：一個華北鄉村的婚姻、家庭、生育與性》（劉中一，2009）《農村家族問題與現代化》（呂紅平，2001）《經濟體制改革和中國農村的家庭與婚姻》（楊善華，1995）《社會變革與婚姻家庭變動：20世紀30-90年代的冀南農村》（王躍生，2006）《社區的歷程 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王銘銘，1997）《社會變遷中的中國農村婚姻與家庭研究（1950-1985）》（李飛龍，2010）《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閻云翔,2006）《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吳飛，2009）。這些研究成果從不同的視角展示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家庭人倫關系的變化，為鄉村家庭倫理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鑒資料。
鄉村家庭倫理問題研究。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家庭倫理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封建的婚戀思想觀念仍然存在，如在一些落后的農村買賣婚姻、包辦婚姻、早婚和非法同居不同程度存在[5]。另外一個是婚姻和夫妻倫理道德的偏差，如闊老板金屋藏嬌，已婚男女通奸有恃無恐，“有權人”婚變驟增，經濟婚姻勢頭擴大[6]。90年代以后，農村的青壯勞動力紛紛走出家門到城里謀生，形成持續到現在的打工潮，剩下在農村的就是所謂的“389961”部隊，農村家庭出現“離散化”現象，由此帶來家庭生產、撫育、贍養、互助、安全、情感和性的滿足等諸種功能的障礙以及角色沖突，打工潮對鄉村家庭倫理關系造成全面影響。
第一，父子倫理關系。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關注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父子倫理關系的變化及其原因以及如何進行現代的轉型。有些研究者認為鄉村孝道衰落（聶洪輝，揭新華2009）、孝道流失（武卉昕2010）、孝道文化衰落（唐瓊2010）、孝道觀念缺失（郭銳蔡普民，2010）和孝道衰微（仵軍智2012，楊振華2010）。也有研究者認為，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合謀”導致家庭代際資源分配的“養老不足，愛小有余”的下位型特征[7]。還有研究指出這是家庭基于理性化考量后，以核心小家庭輻射大家庭，形成親子軸倒置的關系格局，即從保全自我、考慮大家的價值倫理出發，以子代核心小家庭為重心兼顧大家庭的利益，形成情利一體的四代同堂家庭，是應對城市化和市場化競爭的權變性策略[8]。鄭自立從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城鎮化對鄉村孝文化傳承帶來的不利影響，提出了構建符合時代要求農村孝文化的途徑[9]。由這些研究可以看出，父子倫理的傳統樣態已經難以為繼，需要對父子倫理中新的現象進行研究界定和規范引導。
第二，婚姻倫理和夫妻倫理關系。當前農村婚姻倫理中，婚姻倫理的發展方向是建立平等、平權、自由、互愛、互助等新型的婚姻關系。但是這個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從已有研究情況看，研究主要關注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對農村婚姻家庭的影響，以及愛情、婚姻家庭中呈現的個人主義傾向導致的夫妻倫理規范變化。如一些農村青年利用結婚機會，盡可能為小家庭爭取更多的物質資源，如在晉南農村流行的“不用急，不用忙，發家致富在洞房”[10]。有學者也指出為了最大限度地爭取自己的利益，年輕人費盡了心思去提高彩禮與陪嫁的數量，結果是結婚費用節節上升[11]。也有研究認為轉型期農村社會中，婚姻目的手段化、婚姻意義個體化、婚姻責任弱化，婚姻逐步遠離了生育制度，婚姻主體追求個體性生活體驗的欲望逐步增強，婚姻的價值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2]。還有研究指出從倫理本位到權利本位的生成、轉向與演變，既是當前農村青年婚變的基本邏輯，也是當下中國鄉村社會轉型與農民價值觀念轉變的主要趨向[13]。
第三，生育倫理問題。生育在農村家庭中具有慎終追遠、家族繼替的作用，蘊含強烈的倫理使命，因而被視為家庭維系的關鍵因素之一。生育對于講求家族人丁興旺的鄉村人而言，具有終極性的價值和意義，賀雪峰把它視為“人們對本體性價值和永恒不滅意義的追求”[14]。有研究指出改革開放后，傳統孝道文化逐漸衰敗，傳統“反饋模式”養老機制鏈條斷裂之后，農民生育更加理性化，生育偏好從多子多福、一男一女、生男生女都一樣到生女兒更好的轉變，這種轉變與村莊場域的特定時空有巨大關聯，養老責任的轉變是轉變的基本邏輯[15]。
第四，性倫理問題。改革開放后農村中的性觀念有新變化，主要表現為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性行為增加，尤其是上世紀90時代以后，鄉村性禁忌被打破。性方面的研究主要關注農村性規范意識的變化和婚前性行為的增加和婚外情性的變化。研究具有區域性的特征，主要對某個地區的農村性意識觀念的調查研究。有調查顯示，農村70后開始接受婚前性行為，80后對同居、性行為不再陌生，大部分表示接受[16]。農村性觀念正在逐步開放，將婚前性行為視為禁忌的觀念已開始松動[17]。人們能夠坦然接受一些婚前性行為，對婚外性行為的寬容度也增加了。
農民工家庭倫理研究。進入新世紀后，農民工的婚姻家庭問題逐漸進入研究視野。與此同時，一些媒體報道呼吁關注農民工婚姻，對農民工婚姻家庭的研究逐漸增多。從當前的資料看，農民工婚姻家庭倫理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是農民工婚姻倫理關系影響因素研究。徐舫指出農民工婚姻面臨的難題是感情在夾縫中生長，新婚生活難經考驗，已有婚姻面臨挑戰[18]。農民工離婚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婚前缺乏了解導致婚姻基礎薄弱，文化生活匱乏是重要誘因，家庭暴力、不良觀念習慣也是造成離婚的原因之一。地域不平衡、信息不對稱、溝通缺乏造成感情淡化[19]。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還關注到社交網絡對農民工婚姻的影響，如《社會網絡與農民工初婚——性別視角的研究》（靳小怡等，2009）《社交媒體功能異化與現代婚姻兩性關系——以瀘州市農民工為例》（王飛，2016）。
二是農民工性倫理研究。農民工的性觀念呈現相對開放和寬容的趨勢，他們的性觀念和狀況也是社會非常關注的內容。有研究調查發現農民工的非婚性行為頻發，性關系非常混亂，性觀念極度偏差。這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家庭和社會的原因[20]。對于打工群體中出現的“臨時夫妻”現象，不少研究者指出這種行為是對傳統夫妻倫理規范的挑戰，從個體方面看有違法律和道德，但是又把它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將之歸為中國社會制度不健全的產物[21]。也有研究認為，“臨時夫妻”是轉型期的特有現象并將持續存在，是家庭倫理的臨時性松動，女性在這種關系中自主性凸顯[22]。對于農民工“臨時夫妻”產生的原因，有學者將之歸因于戶籍制度產生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的缺失和企業缺乏相應文化娛樂保障[23]。也有研究剖析“臨時夫妻”現象的社會心理機制[24]。
三是新生代農民工家庭倫理變遷研究。新生代農民是指80、90后的農民工群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具有更豐富的物質和精神追求，對幸福婚姻家庭的要求也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有研究者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在婚姻與家庭關系上存在自主與依賴的矛盾，婚姻和家庭利益存在傳統和現代的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仍然屈服于整體家庭利益[25]。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夫妻文化眼界的差距、社會網絡的擴大、家庭功能的缺失，導致他們的婚姻倫理關系穩定性差，情感關系弱化，親情淡化[26]。“閃婚”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婚戀中一個普遍現象。有研究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閃婚具有的婚姻倫理風險[27]。也有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早婚現象帶來的不良道德后果進行了分析[28]。
四是鄉村留守家庭倫理研究。留守對鄉村家庭的結構、功能和生態產生不良影響，導致家庭生產、撫養、贍養、情感滿足和保護功能難以正常發揮，從而引發家庭沖突和社會問題[29]。一是留守導致夫妻情義疏離。有研究認為認為，夫妻分離給婚姻關系帶來消極影響，如降低婚姻吸引力，離婚障礙減少，婚姻責任感缺乏[30]。個別學者認為，留守不僅沒有帶來消極影響，反而因為外部沖擊推動夫妻關系呈現理性整合、情感整合與情誼整合的趨向，從而使鄉村夫妻關系更為穩定[31]。二是父子倫理關系的影響。留守一方面使得留守孩子得不到父母陪伴式的關愛，感受不到濃濃的父子親情，使得親子情感存在惡化的可能；留守也造成兒童難以直接發展道德行為，難以提升道德素質，難以增強道德觀念[32]；另一方面，留守使得一些農村老人得不到應有的關愛和尊重，還要承擔隔代撫養的責任，親子代際溝通出現疏離。有研究概括出農村留守老人的親子倫理問題表現為三個方面：“反哺”形態的弱化加劇了代際傾斜，隔代撫養彰顯了親子倫理的不平等性，親子間代際溝通中存在親情疏離[33]。
鄉村家庭倫理現代轉型研究。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型是鄉村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鄉村家庭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更是鄉村家庭倫理在新時代發展完善的需要。從研究的成果看，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大方面：一是內容的現代轉型。有研究指出當前農村新型家庭倫理的重建需要遵循“原源之辨”的倫理演進規律，在現實之“原”的基礎上，重新闡釋儒家家庭倫理中的基本觀念和積極成分，使之具備現代形態和解釋力并成為農村新型家庭倫理的一部分[34]。劉中一先生則指出鄉村婚戀文化的現代建構并不是簡單的從“家庭本位主義”到“個人本位主義”的歷史性進化，而是發生于“多元現代性”背景下的“家庭本位主義”的重構再造過程[35]。還有學者提出當代中國農村家庭倫理思想之構建的基點在于平等的個體意識，構建的目標在于追求普遍的幸福生活[36]。有研究者指出要把孝道嬗變作為基本的出發點，重新建立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協調融合的新的孝道價值倫理秩序[37]。總體看來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型的致思方向是以現代獨立自由平等自主的現代觀念，破解傳統鄉村家庭倫理的依賴、等級關系，達到倫理間的義務平衡。二是轉型的路徑研究。劉中一提出在鄉村婚姻秩序的建構上，不能只重視法律、法規等現代的婚姻文化，還應該重視在鄉村社會生活中經過長期的、在各種現有的制約條件下通過人們的行為互動逐步形成的一些民間習慣、習俗的作用。……僅強調現代的婚姻道德文化對鄉村社會的調控，就無法建構符合我國鄉村社會實際的婚姻秩序[38]。張翠蓮、李桂梅從倫理制度化角度提出重塑鄉村家庭倫理的路徑[39]。
鄉村家庭倫理階段性研究。鄉村家庭倫理是鄉村變遷的風氣表征。鄉村社會的變化首先體現于家庭人際關系準則的變化。20世紀以來鄉村處于新舊勢力爭奪的范圍，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意識形態要求和革命任務，因而鄉村家庭倫理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研究每個時代鄉村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制度倫理關系，揭示其中蘊含的鄉村家庭倫理要求是主要方面。黃濱指出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文明許多內容從發展方向上與近代化的文明內涵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暫時還沒有達到西方文明所發展的高度和程度。晚清民國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家庭倫理生活逐漸開始接受近代化家庭的一些生活方式，但基本上仍然保留和延續濃厚傳統道德生活方式，傳統家庭倫理依然是千千萬萬農民家庭最基礎的道德生活規范，發揮著強大而積極的良性作用，因而需要借鑒和運用具有千年不朽價值的合理和優秀的道德文明[40]。也有學者分析20世紀上半期中國農村婚姻實態和變遷，指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締結方式、早婚和嫁娶重財對夫妻倫理關系和倫理責任的不良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惡習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取得顯著成績[41]。董瑩瑩、鄧亦林梳理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邊區的婚姻家庭新政策，揭示了當時蘇區婚姻倫理關系的基本原則，闡明中央蘇區婚姻變革對根據地建設產生的積極影響[42]。秦燕指出了邊區婚姻家庭倫理關系改造的復雜性和長期性[1]。也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時期，我國農村的婚姻家庭關系中還存在兩種思想、兩種道德的矛盾和斗爭。只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同經常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堅持下去，一抓到底，農村婚姻家庭中的共產主義因素就一定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并取而代之[43]。李桂梅、鄭自立則梳理了當代鄉村家庭倫理在倫理觀念、倫理關系、倫理責任、道德調控等方面的變遷。探析了引起變遷的深層原因[44]。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20世紀以來鄉村婚姻家庭倫理轉變的脈絡，有利于全面把握鄉村婚姻家庭轉變的趨勢以及存在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見，改革開放后對鄉村家庭倫理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研究呈現以下特點。一是研究內容不斷豐富。農村中孝道問題、留守問題、臨時夫妻、婚姻關系、性關系等被納入研究視野。二是研究視角不斷拓展。鄉村家庭倫理研究從注重道德教育逐漸延展到其他視角。如從關懷倫理、女性倫理、制度倫理等角度對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型內容和途徑研究探索；運用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政治學、生態學、歷史學等相關理論和知識，對鄉村家庭關系發展演變和生活形態進行調查研究。三是研究深度不斷增加。鄉村家庭倫理的研究向更深更廣的研究領域邁進，一方面家庭倫理研究中更注重個體和家庭精神層次和需求的滿足，另一方面研究的視角逐步拓展到社會的其他領域，融合各學科的知識和理論，為鄉村家庭倫理的現代轉型服務。
3、改革開放40年
鄉村家庭倫理研究的方向
40年來的鄉村家庭倫理研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也積累了不少的研究資料，但是鄉村家庭倫理無論作為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一個重要維度還是作為鄉村文化重構的內容，都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相關方面的研究。
鄉村家庭倫理整體性研究需要進一步增強。鄉村家庭倫理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其所表達的價值準則因為社會時代的不同價值原則和價值訴求而體現不同的文明類型。當代鄉村家庭倫理研究整體性表現為價值標準的統一性、理論視域的融合性和研究方法的綜合性。價值標準的統一性意指在家庭內部、家庭和社會之間，城鄉家庭之間和東西部家庭之間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原則建設家庭倫理文化。理論視域的融合性意指鄉村家庭倫理研究需要拓展研究視域，借鑒融合其他學科內容，為鄉村家庭倫理建設提供科學完善的理論指導。研究方法的綜合性意指要將鄉村家庭倫理放在當今社會背景下之下，采用各種方法科學客觀地探析其發展變化及其對社會家庭個人的作用影響。目前缺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家庭倫理建設中的作用和機制的研究，鄉村家庭倫理對鄉村振興的價值和作用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只有加強鄉村家庭倫理的整體性研究，明確鄉村家庭倫理在鄉村轉型過程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重新挖掘和豐富鄉村家庭倫理蘊含的價值和功能，厘清家庭倫理關系的各種準則，使倫理、情理和法治有個統一的價值準則和人格基礎，才能大力推進鄉村家庭倫理的建設，保障鄉村家庭的和諧幸福，促進鄉風文明的提升。
鄉村家庭倫理建設的系統性研究需要增強。鄉村家庭倫理既與個體人格心理有關，也與國家政策制度和社會風尚緊密聯系。從已有的研究看，一方面因為時代的局限性使得研究多數局限于某一個方面，缺乏更宏觀的視野進行鄉村家庭倫理體系構建和建設工作，另一方面，鄉村家庭倫理自身也還沒有完成理論的自信和自覺，還無法以現代鄉村家庭倫理精神自覺抵制鄉村社會和家庭中的不良現象。這使得鄉村建設中，鄉村家庭倫理始終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而在“三農”政策中，主要涉及農民的生存和發展，關于農民家庭倫理道德的方面很少且又籠統。今后的研究需要注重鄉村家庭倫理建設的系統性，其價值體系、內容體系、運行實施體系需要不斷地建構完善，只有這樣鄉村家庭倫理才能充分發揮倫理涵育的功能，為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思想基礎和品質基礎。
鄉村家庭倫理的針對性和對策性研究有待加強。當前鄉村家庭走向現代化是大勢所趨，但是不同區域的鄉村家庭現代化程度不一樣，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也不相同，因而各個地方鄉村家庭倫理中出現的問題、面臨的困境也會有所差別，尤其是倫理的問題需要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方面的相關協助才能更好解決。這決定鄉村家庭倫理研究需要從各個區域的實際問題出發，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找出具體的針對性的方法和路徑。從目前對鄉村家庭倫理的研究看，多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不夠，對策的針對性不強，使得研究成果無法在政策中得到充分應用。
作者簡介：
李桂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湖南師范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翠蓮，湖南鐵道職業技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倫理學研究》2018年第5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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