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中國的被建構
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的社會學家，宗教應該都是他們始終保持興趣的經典研究對象。一方面它如此地隔絕于經濟活動而具備“社會感”，另一方面他又如此“高調”存在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在農村宗教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當深入西方社會學家的宗教脈絡中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很有可能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是另為他物的。同時回到歷史我們會發現，與其說“宗教”作為一個社會事實在影響我們的生活，不如說宗教是被一個我們政治精英不斷制度化的概念。
——小編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農村宗教活動的大規模復興可能是最為“出人意料”的事情了，在一個無神論信仰為主體的國家自發掀起。中國農業大學梁永佳教授認為我們解釋這個現象必須回到“宗教”本身，而不是已經被制度化的宗教。我們很容易將宗教活動的大規模復興理解為對于傳統的再發明來建立現代社會的合法性過程，并假設在毛時代前的中國存在一個更加一致和本真的傳統需要復興。當學者則滿懷期望地將這個過程看做一個典型的民間社會訴求在面對國家的時候，某種程度上將宗教信仰的訴求和國家無神論的沖突視為社會對于國家的“抵抗”。“國家-宗教”的二元視角由此展開。復雜的宗教社會互動被簡化為一對簡單的二元關系，堅持這樣的視角的同時，也強化著中國有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設。宗教變成了一個政治或者經濟的可還原的后果而不是一個“自成一類”的范疇。
談論的宗教在中國是如何制度化的變成了必要的命題。與其急著討論宗教的意義，不如回到宗教本身的構建歷史上。這樣可以避開中國是否有宗教這個老問題。問題轉變成為不在于中國有無“宗教”，而在于“宗教”在中國是如何以某一個特定宗教（如基督教）為藍本來定義的。回到歷史，最開始這個過程發生于民國時期。模仿列強的政治模式，民國確立了迄今為止仍在奉行的經典世俗化原則，即“宗教私人化”與“政教分離”，以此將“宗教”排除在國家體系之外，并將之視為進步力量的反面。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既有經典又有強大的精英階層，因此，在民國之初就紛紛成立了全國協會，迎合國家意志，實現了政教分離。相比之中國農村宗教復興與“宗教”的中國命運下，精英力量不足的東正教、猶太教、印度教雖有經典，但都沒有獲得國家認可。最為悲哀的恐怕要數人數龐大的所謂“大眾宗教”（祖先崇拜、地域崇 拜、風水看相等）和間歇性出現的“救贖性 宗教”，如一貫道、在理教、先天道、德院等。由于既沒有經典又缺乏精英，它們紛紛被貼上“迷信”的標簽，隨時可能被國家壓制。與國民黨不同，共產黨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實行了較為嚴格的“宗教” 定義，一方面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通過全國性組織，將五大宗教團體納入統一戰線體系。
在這個制度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的差異一直被宗教研究的學者所忽視。對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大理地區的檔案研究說明，拆除宗教網絡，切斷城鄉信徒的聯系，是當時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恰恰是這種國家控制下的城鄉關系，使中國大陸農村宗教研究具有意想不到的理論價值：由于官方長期不鼓勵宗教傳播，同時不斷在農村開展破除迷信活動，使得絕大多數農村宗教活動被視為“封建迷信”，正式認可的宗教多數被限制在城市空間，不能與農村保持緊密甚至基本的聯系。中國農村的宗教復興，的確存在地方知識精英的參與，但卻沒有“精英知識”的參與。城市空間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的宗教復興，有國家和跨國力量的積極參與，如重建廟宇、教堂，重建宗教教育體系，鼓勵宗教研究，促進中外宗教文化交流，認定文物單位，以及高等院校或休閑場所的非正式傳教，宗教題材影視和書籍、雜志的流通，城市新興階層的宗教實踐等。但這些現象產生的條件在廣大農村社會基本不具備。這意味著，與８０年代以來主動參與恢復城市宗教活動和部分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宗教活動不同，中國農村宗教復興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并非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所欲，甚至可以說出乎其意料之外。
因此需要回到“宗教”本身來研究農村宗教的復興過程，借鑒莫斯在《禮物》一書中開創“禮物交換”模式。其意“絕不是要低估權力、物質利益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否認社會行動中存在著策略和計算”，其落腳點是在“只相信和鼓吹一種單純自愿的無功利的動機。禮物范式只是堅持，僅憑功利的交換或強制的分配無法建立起社會秩序所必須的團結，因為社會團結是離不開情感和道義的。”若我們僅僅將宗教還原為“政治”或者“經濟”，要么去除了道德因素，要么將道德簡單歸結為某種神秘的、發自個體內心的力量，這等于把這一社會整合的根本問題“去社會化”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索驥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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