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爾茨(Schul tz)指出,農業發展過程中存在兩個階段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fo od pro blem)和發達國家的農業調整問題(farmpro blem)。速水和神門(Hay ami and Godo) 又在兩者之間加入了一個新問題——中等收入國家農民的貧困問題(poverty problem)。在發展中國家,如同現在非洲的情況,隨著經濟的起飛和收入的擴張,非農部門對糧食的需求急劇增加。但是,由于糧食產量低下、人口增長, 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總是不足以滿足人民的需求因而可能導致高昂的糧食價格并阻礙其他產業的發展, 這就是糧食問題。幸運的是,通過保持糧食產量的持續增長,控制人口增長, 中國還是成功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而中國現在面臨的則是農民的貧困問題。正如速水和神門所言,由于經濟發展后,農民因為土地資源的制約,其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必然逐步擴大。在過去的30年,中國農民的收入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絕大部分貧困農民的生活得以改善,具體表現為農村貧困率的急劇下降。由于數據的限制,這里僅給出1978年以后中國農村收入和貧困狀況的變化。農民的名義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2003年的2622.20元,25年間提高了近20倍。即使考慮到通脹因素,純收入也增加了6倍之多。同時,貧困人口和貧困率從1978 年的2.5億人(占總人口的30.7%)降至2003年的2900萬人(占總人口的3.1%)。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中國的貧困人口數字,更改變了世界范圍內的貧困人口版圖。[ 3]在過去的30年,中國是如何做到持續提高農業產量、增加農民收入的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吸取哪些經驗教訓?在查閱諸多國際文獻的基礎上,筆者試圖對這3個問題作出回答。更重要的是, 希望這些討論能對中國和其他低收入國家正在進行的農業變革以及貧困人口的減少帶來一些啟示。
二、中國農業增長的源泉
大多數經濟學者把中國農業的發展歸因于投入增加、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下面, 筆者將對這些結論逐一進行討論。
(一)實物投入
一般情況下, 土地、勞動力、資本和肥料被認為是農業的主要投入。中國的農業也不例外,很多關于中國農業發展的文獻驗證了上述投入要素的作用。雖然這些研究存在一定差異,但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性的結論:由于土地在中國屬于相對稀缺的資源, 因而土地的生產彈性普遍高于其他投入。相對于土地投入來說,其產出顯得非常敏感。期中國農業發展的來源進行分解, 從中可以發現,對于中國農業的發展來說,肥料在實物投入中的貢獻最大。根據樊等人的研究, 從1965 年到1993 年, 中國農業增長的21.7 %來源于肥料的投入,電力的投入對糧食產量增長的貢獻為12.9 %,而土地和勞動力的貢獻很少。對于中國而言,擴大耕地面積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且由于土地荒漠化和城市化的影響,耕地面積更是在不斷縮小。中國70 %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基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農村勞動力的邊際農業產出接近于零。肥料對于綠色革命來說是至關重要的?，F代品種的水稻和小麥有秸稈矮小、葉片細小特點。矮胖莖可以支撐較高的產量,而葉片細小能保證更好地接受太陽光照。這樣就為大量的肥料投入帶來高產量提供了保證。統計表明,1950—2002年,中國糧食產量和化學肥料投入的變化趨勢是相同的。①比較中國和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的氮肥使用情況, 可以發現中國已經成為在農業中使用化肥最密集的國家之一,其每公頃的化肥使用量要比非洲國家高出10倍。②隨著肥料使用量的增加,中國農業的產量顯示出邊際收益遞減的特點。統計表明,在2000年前后,雖然化學肥料的使用量持續增長,但糧食產量開始停滯不前。樊等人指出,1965—1985年,肥料的產出彈性是0.43;而陳(Chen)等人發現, 該數值在1995—1999年在全國范圍內降至0.22一般而言,灌溉地糧食產量要大于旱地產量,所以灌溉對中國農業的增長也至關重要。樊等人發現,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灌溉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約為9%,而在1978年之后則幾乎為0。1950年以后的統計表明,灌溉面積的擴張和中國糧食單產量的變化是趨同的。在計劃經濟期間,中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來建設農業灌溉系統,即使在1978 年之后,這個系統仍為中國農業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 隨著水資源的稀缺, 中國不得不停止灌溉土地面積的擴張
(二)技術
許(Xu) 指出, 1979 —1996 年, 中國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加了47%,而大多數的技術創新發生在1987 年以后。其中有兩個重大的變革:雜交種子的利用和復種體制的改變。黃(Huang)等人發現在1975 —1990年,所有導致水稻產量增加的因素中,技術變革占60%,這其中雜交種子的利用占49 %,而復種體制的改變占11 %。和許的研究類似,黃等人還發現大多數技術變革發生在1985 年以后。毛(Mao)等人的研究也顯示,1984—1993年,技術創新對于中國的大部分省份來說都是農業增長的最關鍵要素。而金(Jin)等人的研究也給出了相同的結論。根據浙江省1986 —2000 年的數據,布魯莫(Bruemmer)等人發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主要發生在1990 年以前, 而在這一時期,技術效率提高得非常快,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在這之后, 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都變得有些停滯不前了。林指出, 像中國F1號雜交水稻這類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正是由于市場需求所致。研究和教育是技術變革的發動機。樊等人發現,在1965—1993年,農業增長的19.5 %來源于科學研究。1978年的改革開放, 特別是1990年之后,為了養活日益增長的龐大人口,中國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生物技術的研究以提高糧食產量。一份對中國生物學家的調查表明,中國逐漸成為除北美國家之外擁有最高生物技術研究能力的國家.林也研究了復種體制的改變對中國農業的貢獻。他發現,在1978—1984年,多熟作物的傳播在中國農業增長的貢獻中占1.94 %, 而這一數字在1984—1987年為20.9 %。林的研究指出,耕種體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1984 年以后。
(三)制度
制度的變革與中國農業的增長密切相關。林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認為, 由于農民易于懈怠和監督成本的高昂, 計劃經濟中的人民公社是沒有效率的。林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1979—1984 年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為46.89 %。與林一樣,樊等人的研究表明,1978—1984年,中國農業增長中的38.6 %來源于體制改革, 而這一數值在1985—1993年變成了42.1%。這意味著對于農業增長來說,1985—1993年的體制改革比1978 —1984 年的貢獻更大。改革計劃經濟中的人民公社形式是一項系統的工作。20世紀50年代,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中國推行了大力發展重工業的政策, 同時抑制糧食價格以便從農業部門榨取資本積累。為了使該政策得以實施, 中國發展了一種合作性耕作形式——人民公社制度。從計劃經濟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只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一個側面。正如我們所知,改革真正的重點是價格政策。如果忽略價格政策的變化,可能會在研究中國的體制改革中得到一些矛盾的結果。
三、農業發展:價格與效率變化
(一)價格
正如舒爾茨(Schultz)所指出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總是存在糧食問題。糧食短缺通常會帶來糧食價格的升高,這會壓迫工資上漲,繼而會損害工業化政策。在1980年以前,許多發展中國家抑制它們的糧食價格以榨取農業部門的剩余獲得資本積累,使得能以低廉的價格向非農業部門提供糧食;同時以農產品出口來增加政府收入。為了保護本國工業和糾正國際收支失衡現象, 政府通常會高估本國貨幣。在這樣的體制下,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價格總是相對低于工業產品的價格。根據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計劃經濟時期,在政府的價格政策下投入品價格(如肥料等)相對糧食產出價格較高,導致農民對化肥等要素投入的數量很低,從而使糧食產量很低。由于農業產量低下和累積的經濟失衡, 該政策于20世紀70年代末被放棄。在20 世紀80 年代以后, 許多發展中國家改變了它們的價格政策,并開始像中國一樣放開了糧食價格。部分國家甚至對化肥等產品的投入給予補貼,以求讓投入品價格低于均衡水平。因此,價格政策的改革使得糧食價格相對高于投入要素價格, 農民開始增加化肥等要素的投入。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開始提高糧食的購買價格, 并補貼諸如肥料等的農業投入。統計表明,在1978—1984年,中國的糧食收購價格增長非常迅速,同時農業投入的價格變化則不太明顯。因此,在1978—1984年,工農業價格剪刀差(即投入價格指數與糧食價格指數之比)下降的速度非常之快。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可以認為,在1978—1984年,中國農業的飛速增長來源于價格政策的改革,特別是糾正了工農業價格剪刀差。正如林所提到的, 價格改革對于1978 年以后中國農業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價格的變化導致了農業資本積累的變化,所以在計量分析中,變量是存在自相關的,生產函數也應該是動態的, 而現有的分析并沒有對這一點作出說明。所以考慮到價格政策的變化因素和生產函數的動態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于中國農業增長的貢獻可能要小于林的結論。
(二)效率與人力資本
拜耶理(Byerlee)、渡邊(Watanabe)、速水(Hayami)等人指出,人力資本對于后綠色革命的農業發展是相當重要的。綠色革命使得農業生產系統比傳統的農業系統更為復雜。如化肥、農藥的使用, 灌溉的管理等,農民需要更多的知識來管理農業生產。耶理認為,在綠色革命之后,由于農民人力資本不同,南亞的生產效率不平衡開始增加,這同樣也發生在中國。許(Xu)等人發現,1985—1986 年, 江蘇省常規水稻生產的技術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率分別為0.94 , 0.88 和0.83 ,而雜交水稻的這些數值則分別為0.85,0.72和0.61。常規水稻的技術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率均高于雜交水稻。樊通過對1993 年江蘇省超過900名農民的數70據進行研究之后發現, 農民的技術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率分別為0.81, 0.71 和0.57 。通過與歷史數據進行對比, 樊認為, 在1980 —1993 年,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還是有所提高的。同樣,布魯莫(Bruemmer)等人在浙江省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1992 年以前, 該省的技術效率低于0.4 , 而之后則高于0.7。樊還使用省級數據計算了1965 —1985 年的技術效率, 發現該數值從1965 年的0.646 提高到了1985年的.843。劉(Liu)等人研究了1990 年四川省和江蘇省7 000余名農民的調查數據, 發現當時四川省和江蘇省的技術效率分別為55 %和77 ,而教育水平變量對兩省技術效率差異的解釋在統計上是顯著的。王(Wang)等人也指出,1991 年農民的平均利潤效率只有0.62,教育、家庭規模和人均純收入對于利潤效率的解釋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并與其呈現正相關。陳(Chen)等人則使用家庭數據計算了不同區域的技術效率。他們發現, 中國北部、東北部、東部和西南地區的技術效率分別是0.80 , 0.85 ,0.73 和0.69。而年齡則是影響技術效率的重要因素。結合上述研究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1)由于生產管理的逐漸復雜化, 雜交作物的技術效率往往低于常規作物。(2)1990 年以前, 中國農業的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提高, 而之后則停滯不前。(3) 中國農業生產的地域差異帶來的技術效率差距非常大, 通常西部地區的技術效率要低于東部地區。(4)對于提高中國的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來說, 人力資源是至關重要的。
(三)人口變化與人力資本積累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消滅了大量傳染病如瘧疾等,這顯著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并提高了中國人民的預期壽命,為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快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還成功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國家的人口出生率明顯下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提高了社會勞動力的比率。布隆(Bloom)等人將東亞的經濟奇跡歸功于人口的變化。蔡(Cai)、王(Wang)等人認為,中國人口的改變為包括中國農業在內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即產生了所謂的“人口紅利”。貝克(Becker)等人指出,兒童的數量和個人質量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可能使得家長們更多地投資于兒童的人力資本以提高兒童的個人質量。一些研究表明,“計劃生育”政策確實增加了家長對兒童人力資本的投資。于(Yu)等人還發現,由于人力資本與未來的高收入預期密切相關, 生活在中國農村的農民甚至愿意降低他們的糧食質量以投資于人力資本。統計數據表明, 農民的文盲率從1985年的27.9%驟降至2003 年的7.4%,同時期的平均教育年限也從5.6 年上升至7.8年。和樊、布魯莫等人的研究也是吻合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
四、貧困與環境
(一)貧苦與農民收入增長
按照速水和神門的分析, 隨著中國成功解決了糧食問題之后, 現在面臨的則是貧窮問題。中國的現狀是, 農民的收入增長滯后于非農業人口收入的增長, 而農民相對更為貧困。這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情況是一致的。雖然1978 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農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增長率還是低于城市居民。統計表明, 自1984 年以來,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大大增加?，F在城市居民的純收入比農民的純收入高出3.20倍,而這個數字在1984 年則是2.57倍。同時,農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農村住戶調查統計顯示, 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上升到2003 年的0.37 。速水和神門發現,以日本為例, 尋求農業外就業是非常有效的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法,這會縮小農民與非農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1955 年, 農民收入的72 %來自于農業, 而他們的全部收入只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7 %。到了1998 年, 這些數字則分別變為14 %和105 %。在日本,農民比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 而其中的86 %來自于非農業部分。[ 3]類似的趨勢在中國也存在,農業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從1983 年的68 %下降到2003 年的46 %,來自于農業部分的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份額已經大大減少。就像從農村向城市的移民一樣,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對于農民收入的增加是相當重要的。曾(Zeng)認為,鄉鎮企業就是一個資本和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成功案例,鄉鎮企業對于增加農民收入來說意義重大。對于在農業外就業,人力資本再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楊(Yang)以四川省的調查數據進行研究, 他發現,高學歷水平的人更愿意到距離更遠的大城市就業,以獲得更高的收入。那些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往往傾向于在當地的非農業部門工作并獲得中等收入。低等教育水平的人則通常在農業部門工作,而他們的收入也最低。趙(Zhao)、舒爾茨(Schultz)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
(二)環境污染和農業中國的水污染非常嚴重, 有大約75 %的湖泊被污染。特別是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 中國開始密集使用肥料以提高農業產量,主要湖泊的氮、磷富營養化問題急劇惡化。因為作物對化肥吸收能力的邊際遞減, 大量的化肥都流入了河流和湖泊。過于密集使用肥料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它可能損害土壤的肥力并使土地鹽堿化?；实姆纸馕?/span>, 如氨氣(N H3 )和氮氧化物(NOx) 等對地球的溫暖化產生影響。同時, 由于中國土地的邊際收益非常大, 農民往往無法抗拒開發新耕地的誘惑而破壞森林和草原, 它導致許多山區的洪水和干旱。這樣, 反過來, 土地的鹽堿化和森林的破壞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土地流失,并傷害到農業本身。中國試圖糾正這種消極趨勢并在1999 年開始了退耕還林計劃。然而, 由于糧食安全的陰影,化肥的使用還在不斷地增加, 雖然它的邊際效應已經很低了。
五、中國農業的未來
通過以上關于近30 年中國農業發展過程的討論, 我們可以發現, 30 年來中國農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對于現代農業來說, 化肥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1978 年改革開放之后, 中國對肥料實行補貼, 以刺激農民使用更多的肥料來增加產量。但這種影響正在逐漸減少, 同時政府也應該設法減少由于大量施用化肥所帶來的環境面源污染和土地鹽堿化。
2.人力資本對于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非常關鍵。為適應新技術的出現, 提高中國農民的教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3.鑒于土地資源十分有限, 僅靠農業不能解決中國農民的貧窮問題, 所以, 農民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和尋求農業外就業機會對農民的增收來說非常重要。在這一遷移過程中, 人力資本扮演著重要的角色。4.人口紅利為中國農業的增長貢獻良多, 然而,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深, 這個貢獻在不斷減少, 甚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變成負面的。為了發展一個可持續的有活力的農村環境, 現在有必要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重新思考。
作者簡介：于曉華, 男, 江蘇南通人,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和人口學博士, 德國哥廷根大學副教授;趙國慶, 男, 北京市人,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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