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鄉村治理中鄉賢文化的時代價值及其實現路徑
摘要:轉型期中國鄉村治理面臨鄉村治理主體的弱化、治理環境的復雜化、治理對象的多元化等現實困境。鄉賢文化積淀了我國千百年來鄉村基層治理的智慧和經驗，對于今天鄉村治理仍具有獨特的人文道德價值以及經濟社會效益，主要包括：倡導文明鄉風的精神力量、帶領鄉民致富的先進典型、傳承地域文化的方向標、維護社會祥和的思想源泉。弘揚鄉村治理中鄉賢文化的時代價值，必須做到：重塑人本親善的鄉村治理靈魂、構建多元協同的鄉村治理主體、豐富禮法結合的鄉村治理方式、完善服務導向的鄉村治理保障。
關鍵詞:鄉村治理；鄉賢文化；時代價值；實現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保?/span>1］隨著我國鄉村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逐步轉型，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環節的鄉村治理面臨諸多難題。鄉賢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起源于過去流傳于當下、依附于某一鄉村區域內村民的生產、生活、情感、習慣及信仰之中，對鄉村居民的言行舉止發揮引領、規范及模塑等作用。作為富有標本價值和典型意義的區域文化，鄉賢文化積淀了我國千百年來鄉村基層治理的智慧和經驗，對于今天鄉村治理仍具有獨特的人文道德價值以及經濟社會效益。因此，如何發揮鄉賢文化的價值是當前完善我國鄉村治理亟需解決的問題，不僅關系鄉村傳統文化的承繼，也關系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水平。
1、轉型期我國鄉村治理的現實困境
鄉村治理是指鄉村基層公共權力對鄉村公共事務的組織與管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被國內學界運用，其研究領域逐步由最初的政治學擴展到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學乃至歷史學等學科之中。其本質特征在于通過理順基層政府、鄉村居民、農村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以實現鄉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達到善治的目的。通常，鄉村治理包括治理主體、治理對象和治理環境等三要素。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當下的鄉村已由內向型村莊、熟人社會逐漸朝著外向型村莊、陌生人社會轉變和過渡。正如費孝通先生曾言，“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2］曾經深受鄉賢文化滋養的鄉村社會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傳統文化習俗與現代文明發生沖突，鄉村治理的主體、環境和對象等都發生巨大變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1.1 鄉村治理主體的弱化
鄉村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發動社會各方力量的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主體除了鄉鎮黨委和政府、村級黨支部和村委會以及村組干部、村鎮各級社會組織外，村民也不可或缺。他們之間互補合作、彼此制約，管理鄉村各項事務，提供公共服務，促進鄉村健康快速地發展。然而，隨著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鄉村出現了社會組織碎片化、人口流動超常規化、村落空心化等傾向。鄉村治理這種主體弱化的困境，迫切需要鄉村賢達之人和有識之士的回歸。
首先，鄉村精英人才的流失。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的狀況正被逐漸打破，但仍存在事實上的差距。城市在基礎設施、文化教育、社會福利、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面都明顯優于鄉村。城鎮化的虹吸效應，引發了鄉村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流出的大多是有較高文化程度的青壯年、大學生和優秀干部等。 據有關部門統計，截止2014年底，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74916萬，占總人口的54.77%。［3］然而我國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7%，這意味著其中有17%左右的人口“被城鎮化”。而這些“被城鎮化”的人口大多是來自于鄉村的精英、能人和賢人。鄉村精英的流失不僅使美麗鄉村建設存在人才危機，也使鄉村發展面臨棘手問題。
其次，基層政府的認同度降低。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重要舉措，具有里程碑意義。 但同時也打破了原來基于征稅關系而形成的基層利益共同體，鄉村財政收入大為減少，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被弱化。還有，近年來有些基層政府政策執行力不足、一些官員的行為失范、鄉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因而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干群關系緊張。
再次，鄉村社會組織的碎片化和低效能。我國農村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農村社會組織得到較大發展，已經形成經濟型、民企型、文化型、自治型和傳統型等幾類社會組織，在鄉村建設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社會組織改變了原有的鄉村治理主體構成，對原有鄉村權力配置也產生一定影響，但他們的數量和效能總體上還不能滿足農村現代化的需求。據2015年5月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布的 “中國農村社會組織發展報告”顯示，目前我國農村的社會組織雖然多樣化，但數量、規模偏小，發展不均衡，缺乏活力、效能不高。其中傳統的宗族組織在我國大部分村莊日漸式微，僅12.67%的村莊還存在，文娛組織數量較多而質量效果不佳，給農民生活影響有限；農業合作社組織利民，但農民參加比例較低，其應有功效尚待發揮。［4］
1.2 鄉村治理環境的復雜化
鄉村治理的環境是指影響鄉村治理活動的相關條件，包括鄉村的自然狀況、社會發展水平、民主發展進程、與城市的關系等外部因素。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城鄉之間相對分割的狀態逐漸打破，城鄉之間的交流融合不斷加快，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另外，農村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鄉村變得越來越美麗。
然而， 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日漸復雜化。許多鄉村的生活垃圾污水排放隨意，化肥農藥地膜等大量投入，使農業成為最大面源污染產業；大部分地區農民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已有大幅度提高，但黑惡勢力、邪教組織等非法活動抬頭，農村的治安狀況不容樂觀，迫切需要一種人們能夠普遍接受的先進文化重塑和諧穩定的環境。
鄉村民主發展進程緩慢也是鄉村治理環境復雜化的重要表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是村民自治的核心。但是，目前我國鄉村治理中民主與法治難以有效落實。一些鄉村在干部選舉中拉關系，決策中少數人拍板，財務管理、征地補償、低保發放等管理不規范，監督機制不夠健全，農民的利益訴求得不到表達和保障，一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因此，堅持依法治理，盡快建立和完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訴求表達暢通有序的體制機制是當前鄉村治理的又一難題。
1.3 鄉村治理對象的多元化
鄉村治理是一種綜合治理，包括鄉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諸方面的內容，鄉村治理的對象多元化，由此帶來的任務繁重艱巨，難度增大。
文化是鄉村治理的靈魂，實現文化認同，促進文化傳承與創新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鄉村治理的內生基礎。然而，隨著鄉村社會的急劇轉型，鄉村居民的價值取向，思想觀念，素質技能等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村落及其文化亦面臨逐漸消失的危險。由于交通設施、信息網絡的改善，人口流動加快等，加劇了外來文化的強勢滲透，眾多有價值的歷史建筑、文化遺存逐漸消失；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貧乏，打牌、聊天和看電視占據了大多數村民的閑暇時間。鄰里間原本守望相助、抱團取暖的生活習慣被打亂，取而代之是家庭意識淡化，人情冷漠疏離，誠信危機、孝道危機；封建迷信思想在鄉村依然根深蒂固，婚喪嫁娶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等不良風氣在農村依然存在，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盛行。鄉村的魅力不僅表現于村莊外在的良好形象，更蘊含于民風內在的質樸和諧。因此，進一步加強村落文化建設，促進鄉風文明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
鄉村社會日益增多的糾紛和矛盾也是當前鄉村治理亟待解決的難題。 空前的農村變革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如土地流轉問題、房屋拆遷問題以及“三留守”人員合法權益的保護等；農村利益主體增多，社會階層逐漸分化，新興職業或階層不斷涌現，貧富差距逐步擴大。 這些問題的解決既需要鄉村基層政府深化改革，提高其服務水平；也需要一些具有公德心和權威性的個體或組織的出現并發揮作用，能代表村民心聲、真正為村民和村莊干實事、謀利益。
2、鄉村治理中鄉賢文化的時代價值
鄉賢是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產物，“鄉賢”一詞始于東漢，多指飽學之人、賢達之士，古時候成為“鄉紳”“士紳”等。在傳統中國，由于地理、技術等方面原因，形成了數千年“天高皇帝遠”、“皇權不下縣”的傳統，縣域以下的社會治理基本不受皇權的直接掌控， 各地鄉賢成為了鄉土社會的實際管理者和文化精神的引導者，在維系鄉村社會的公共工程和公共秩序，鄉村的文化、風俗，鄉民的倫理、教化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明清開始，大凡州縣均建有鄉賢祠，以褒揚他們的功績。
鄉賢文化是縣級基層地區研究本地歷代名流先賢的德行貢獻，用以弘文勵教、建構和諧社會的文化理念和教化策略。［5］鄉賢文化屬于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鄉賢所創造的具有人文價值的物質成果和精神財富。當下的鄉村治理和鄉村社會重建應該從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求資源。發揮鄉賢作用，弘揚鄉賢文化，用鄉賢具有的經驗、學識、技能、財富及人格品質等資源，教化鄉民、溫暖故土，凝聚人心、促進和諧。
2.1倡導文明鄉風的精神力量
2015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6］弘揚鄉賢文化，鄉賢的典型示范是關鍵。古之鄉賢之所以受人尊重，在于他們或德高望重、或學識過人、或技能精湛，他們的言行舉止是村莊的典范、鄉民的標桿。 當下，新鄉賢除了退休的政府官員、文人學者之外，還有返鄉的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以及在鄉的村干部等等。他們大多經受傳統文化的洗禮，又深受現代文明的熏陶；一方面成長于鄉村，同時又能熟悉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則；既能夠恪守仁義，又能改革創新。鄉賢的這些經歷使得鄉賢文化既能引領潮流又很容易為當地民眾所理解和接受。
鄉賢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具有一致性，是鄉風文明的基石。鄉賢文化來自鄉土民間，具有親民性、草根性，是廣大鄉民崇德向善的力量。鄉賢們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維護鄉村社會秩序，或發揮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為鄉村爭取資源，或利用經濟實力引領鄉民致富，或利用自己的才學教化鄉民。他們是鄉村穩定發展、社會和諧的主導力量。例如，福建是全國第二大僑鄉，2013年福建擁有海外華僑華人1512萬人，成為福建寶貴的鄉賢資源。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30多年來僑胞在家鄉的捐贈額達到242億元。這些華僑鄉賢熱衷于家鄉基礎設施建設，如校舍、老人活動場所、環保設施、交通水利設施等，成為鄉民熱心公益的典范。鄉賢們的嘉言懿行對于愛國守法、崇尚科學、勤儉節約、明禮誠信、鄰里和諧、開拓進取、奉獻社會等文明鄉風的形成起到了標桿作用。
2.2 帶領鄉民致富的先進典型
鄉賢文化既是基層民眾的潛在規范，為基層社會道德約束提供了有力武器，也是基層民眾的無形指引，是帶領鄉民致富的典型借鑒。新時期的鄉賢其構成已不同于傳統社會以功名身份為核心的鄉紳階層，他們大多是各行業的成功人士、時代精英，他們許多具有嫻熟的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前瞻性視野或開拓創新的時代品格。鄉賢們把鄉村作為自己心靈深處的精神家園，與家鄉有著割舍不斷的感情。即使有的已遠離家鄉，但那份熾烈的家鄉情，令他們不遺余力地利用自己的學識專長、創業經驗反哺桑梓，得到鄉民們的廣泛贊譽，也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近年來，我國許多鄉村特別是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村大力倡導鄉賢治村，推出了許多新舉措。如推進“金鳳還巢”工程，“鄉賢回歸”工程，成立鎮村“優秀科技人才”、“首席鄉土專家”庫等，把培育產業與樹立典型相結合。鄉賢陸續回鄉，他們不僅給當地村民爭取了特殊政策、帶來了大量資金、創辦了特色產業，打造了亮點工程，帶來了鄉民經濟收入的提升，更傳播了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據調查，福建寧化縣積極實施“明商回歸工程”，鄉賢成為推動該地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據不完全統計，鄉賢投資項目共有56個，總投資額達到90多億元。目前，以福特科光電、月兔空調、海西（寧化）電子商務城、東華山生態文化旅游等為代表的一批投資額度高、具有科技或文化優勢的項目投產或在建，不僅推動了寧化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利于生態旅游產業的發展。［7］
2.3 傳承地域文化的方向標
鄉村是中華文化的源頭，鄉賢文化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類型。光輝燦爛的農耕文明，孕育傳承了耕讀傳家、守望相助、自強不息、敬畏自然等鄉村人文道德。同時，也涵養了教化鄉民、反哺桑梓、澤被鄉里、凝聚人心等鄉賢文化。［8］地域文化賦予了生活于此的人們獨特的個性風格，鄉賢文化是具有標本價值和典型性的地域文化。在這一空間環境中生活的人們因著血緣關系的維系，分享著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承襲著共同的生活模式與風俗習慣，因而具有行為心理、價值取向的地域共識。［9］因為鄉賢文化這種同源性的特點，個體的道德水準、行為規范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自然地接受本民族和本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指引，因而身體力行地弘揚和踐行鄉賢文化的價值，并內化、積淀、滲透于本地區民眾普遍的心理之中。
弘揚鄉賢文化對于提升本地區的文化自信心、文化軟實力，激勵社會向上向善，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和價值作用。例如，浙江天臺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佛道文化、濟公文化、霞客文化等文化資源豐富。自2012年以來，天臺以“回歸工程”為重點，通過“請進來、走出去”，敘鄉情、聊文化、談友誼，激發了一大批民間商人包括在外天臺鄉賢的投資熱情，打造了特色文化品牌，弘揚了扶危濟困、懲惡揚善的精神，增強天臺的文化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走出了一條天臺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10］
2.4 維護社會祥和的思想源泉
鄉賢文化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蘊含著德治、善治的力量，是維護鄉村社會祥和穩定的思想源泉。在當前我國的鄉村治理中，基層政府是主導，但鄉賢作為體制外精英也起著重要的中介或輔助作用， 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間接控制與管理。 鄉賢與村委會在鄉村公共事務中各抒所長、互相彌補，共同治理村莊，促進鄉村社會和諧。
近年來，在城鎮化為代表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社會受到沖擊，出現一些難以預料的矛盾，如項目建設征地拆遷、土地補償及土地流轉以及宅基地調整等問題。許多村落建立了鄉賢參事會、“鄉賢工作室”、“鄉賢調解室”等，由經濟文化能人、老黨員、老教師、老干部等當地有聲望、有能力、威望高、口碑好，熟諳并熱心村中事務， 處事公正公平， 為村民所信服的鄉賢充當協調員、“和事佬”或“大老支”，并且在全國各地鄉村形成了一些口碑好、形象佳、效果好的調解品牌。 如浙江諸暨老楊調解室、上虞“百姓（興）調解室”、柯橋“楊大媽愛心服務隊”， 以及江蘇徐州豐縣的梁寨鎮20個行政村建立的“鄉賢工作室”等。 他們通過發揮其親緣、人緣、地緣優勢,既充當一些政策方針上傳下達的“傳聲筒”，同時在消除村民與村民、村民與村干部、村民與開發商之間的誤會、隔閡，起到了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3、 鄉村治理中鄉賢文化時代價值的實現路徑
以上可知，鄉賢文化對于當前的鄉村治理具有道德倫理、地域文化、特色產業、和諧穩定等方面的重要人文價值、經濟意義和社會效益。但是，傳統的鄉賢文化也有一些不良傾向。有的鄉賢依仗其經濟權勢、知識技能、年老資歷等優勢在參與治理中容易假公濟私、仗勢欺人、扮演“家長”角色，實施“全能式”管理，引發鄉民的諸多不滿和矛盾糾紛。這與基層鄉村治理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顯然不相適應。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指出：“要繼承和弘揚有益于當代的鄉賢文化”。因此，當前我國鄉村治理中，傳承發展鄉賢文化，必須堅持揚棄原則，在繼承的同時，提煉符合當代需要的物質的、精神的以及制度性的資源，進行轉化創新，增強文化的引領力和服務力。
3.1 重塑人本親善的鄉村治理靈魂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靈魂。鄉賢文化是以研究鄉賢為主要對象的文化，鄉賢本身就是某地域的德行高尚之士，富有才學之人，具有人本親善的特點。良好的鄉村治理必須是服務于最廣大鄉民利益和需求的善治。針對目前鄉村空心化、村落文化式微、道德滑坡等趨勢，必須弘揚發展鄉賢文化，重塑人本親善的鄉村治理靈魂。
保護、挖掘和有效地利用鄉賢文化資源。必須發現、搶救、保護好當地歷代鄉賢的文獻、文物，如廟祠、故居、碑志等故物，這些物質遺存是鄉賢事跡的載體、生活和思想的見證，承載著鄉賢們的人文道德力量，直觀生動且踐行性強。 因此，可以考慮設立鄉賢堂，或開設名人廊，或重建鄉賢祠、鄉賢故居、鄉賢紀念館等，或編寫鄉賢教材、創作鄉賢之歌等。通過保護鄉賢的物質遺存或挖掘、收集、出版鄉賢文化書籍，宣傳鄉賢的學識與人品、愛國愛鄉扶危濟困的事跡等，這是對鄉民或青少年進行道德教育的歷久不衰的鄉土資源。
定期開展以鄉賢為主題的活動或講座。開設鄉賢文化課堂或講座，把宣傳鄉賢文化、傳承鄉賢精神作為重要內容，注重優秀道德典型精神的弘揚。建設鄉賢文化廣場，定期舉辦以鄉賢為主題的活動，對身邊的好人好事進行宣傳，評比出村鎮好鄰居、文明家庭、致富創業能手、優秀干部等先進典型。邀請鄉賢主講道德講堂，培育“好家風”、“好鄉風”、敦厚民心民風，激勵真善美，讓文明禮德蔚然成風。
在地方建筑、文化景觀中融入鄉賢文化元素。浙江上虞的做法值得借鑒，他們在曹娥江十八里景觀帶、大龍山景區和其他城市建筑、景觀中以碑刻、雕塑等形式注入鄉賢文化元素，［11］鄉民在游覽或不經意的路過時心情放松，更易潛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印象深刻；而且凸顯地方文化特色，賦予旅游景觀耐人品味的靈魂，有利于增強區域文化的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
3.2構建多元協同的鄉村治理主體
鄉村治理應該是多元主體通過協商合作的方式對農村社會事務和社會生活進行規范和管理。如前所述，鄉村治理主體已經多元化，除了基層鄉、村黨委和政府、村干部、村組織之外，還包括村民，尤其是鄉賢在鄉村治理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但隨著鄉村治理環境的日益復雜化以及市場經濟的影響、鄉村治理主體弱化嚴重且缺乏協同。因此，當前鄉村治理應該遵循協商、合作的原則，發揮鄉賢的模范、規引作用，強化各主體之間的協同治理理念，加快形成平等參與、良性互動的協同治理網絡。
把農民組織起來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鄉村的組織化程度是衡量鄉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因此，必須完善鄉村的組織體系建設，發揮鄉賢和骨干力量在其中的作用。包括社區服務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以及文化組織等，如建設文化活動中心、圖書館等文化設施，成立舞蹈隊、合唱隊等文藝隊伍，組織志愿者聯合會、青年黨員服務隊、“五老”志愿者協會等社會服務組織。要加強各級組織的隊伍建設、陣地建設、載體建設等，充分發揮各級組織便民利民為民的作用。
積極搭建平臺吸引鄉賢回歸。創辦鄉賢論壇或者利用各種節慶和活動，請回一些在外功成名就的賢達，請他們暢談創業和打拼的經驗，傳授做人做事的規則和道理。以產業、項目牽線搭橋，激發外出鄉賢回饋故土的積極性和榮譽感，實現資金、技術、信息回流，品牌、人才回鄉，最大限度贏得外出鄉賢對家鄉的真心支持與支援。
3.3 豐富禮法結合的鄉村治理方式
禮法合治是我國傳統社會優秀治理經驗，一些地方鄉賢為加強基層鄉村治理制定“村規民約”，對鄉民修身、立業、齊家、交友等行為進行了規范。史上最早的“村規民約”《呂氏鄉約》，就典型地體現了德治、禮治、法治三元和合的立體鄉村治理模式。現代社會，禮治與法治同樣也是鄉村治理必不可少的兩翼。中國農村作為一個熟人社會的狀態還沒有根本改變，“禮”依然是調節鄉村區域人際關系、鄰里關系、社會秩序的基本準則，但單憑傳統的道德力量以及個人的內心信念，難于打造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因此，要搭建一個“法情允諧，德法相彰”的基層治理構架，找到公共治理規劃與傳統禮俗的最佳平衡點，從而真正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
促進村規民約的與時俱進。村規民約是依法治國的道德基礎。村規民約植入了鄉土倫理，有契約性和自律性，凝聚了村民的共識，村民樂于接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因此，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引導鄉賢積極參與制定，結合鄉村社會的新實際，圍繞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鄰里關系、村風民俗、公共秩序、計劃生育、土地調整，住宅改造等各方面的基本要求，不斷修改、完善、充實村規民約，真正發揮其教育、引導、約束以及懲戒等作用。
對鄉賢和鄉民加強法治教育。鄉村干部是新鄉賢的構成部分，鄉賢參與村級事務管理，必須做到德為先，法為據。因此，干部鄉賢首先要強化法治意識，學習領會法律法規，增強依法依規治村的能力。另外還要加大對鄉民的普法力度，增強普法工作的實效，提高鄉民依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信心和能力。
必須促進法治精神與村規民約的融合。村規民約起源于道德傳統，但必須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才能成熟和完善。因此，村規民約不僅要立足于民眾生產生活的實際，更應該契合現代法治精神，才能提升村規民約的含金量，提升其執行過程中的嚴肅性和長效性。如有的村制定《村規民約獎勵制度》等，不僅為村民帶來了更大的實惠，也實現了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對培育文明鄉風起到明顯推動作用。
3.4 完善服務導向的鄉村治理保障
鄉賢文化來自于鄉村基層民眾生產和生活的實踐，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基層民眾的需求。因此，現代鄉村治理必須以鄉賢文化為指導，以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著眼點，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公共服務需求，維護廣大農村社會的穩定和諧。這是基層政府獲得信任和權威的來源，也是加強基層政府建設的主要方向。
鼓勵鄉賢參與鄉村社會日常管理。成立鄉賢資政智囊團，聘請鄉賢擔任主要成員，如擔任顧問、理事等，經常聽取他們對家鄉經濟社會發展、鄉村重大事務管理等方面的意見建議。創建由鄉賢主要構成的理事會、工作室、民間調解組織或義工組織等。廣東云浮市培育發展自然村鄉賢理事會的經驗值得推廣。自2011年以來，云浮市大力培育發展自然村鄉賢理事會，目前已基本實現自然村全覆蓋，總數達到8000多個，理事成員中鄉賢超過總數的50%。［12］這些鄉賢理事會在村級公益事業建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調解農村矛盾糾紛、培育鄉風文明等方面起到引擎作用，實現了政府管理與村民自治的對接與互動。另外，由于理事會的示范作用，激發了鄉民的主體意識，調動了他們的參與熱情，推動了村民自治的進程。
提升基層政府民主化水平和服務能力。健全“三項制度”、“四個民主”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可靠保障，也是提升基層政府認同度的關鍵舉措。進一步完善村務、財務公開制度，促進村級重大事項決策的制度化、公開化、具體化；完善村務監督制度，切實發揮村務監督委員會等多種力量的職能作用?；鶎诱€必須不斷地提升服務民眾利益的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服務農民利益的優先方向。鄉村治理中必須深入推進城鄉公共資源和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配置，實現資金、技術、人才等城鄉生產要素平等交換，暢通民眾利益訴求渠道，切實保障民眾利益。
綜上所述，轉型期的中國鄉村治理需要發揮鄉賢文化的價值，但不是傳統士文化的回歸，而是要實現鄉村賢達和社會組織體系的有機配合，促進鄉賢文化與經濟社會的相互作用。在鄉村治理中傳承發展鄉賢文化是一種動態的實踐過程而非一種靜態的結構，鄉賢的人格才智魅力以及鄉賢文化的價值發揮是當前鄉村治理好壞的重要因素。只有充分發揮鄉賢文化的道德、智慧、人才、制度等價值，才能構建一個鄉土性與現代性相統一，傳統治理理念與現代治理規律相融合的新型鄉村治理模式。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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