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30年，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民工潮”的出現，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遷移與職業轉換，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無疑，中國農民的職業轉換是很成功的，在此期間，中國約有2億農民成功地轉換成為其他產業的從業人員，現在流動著的農民還有1億左右，他們的職業、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尚在改變之中。在大量農民工“返鄉”的背景下，研究總結“民工潮”形成的經驗，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論題是，導致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農民職業轉換的約束條件是什么？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流動為什么采取了“群團”的形式？
一、農戶決策的約束條件轉變與中國的“民工潮”
在30年來的改革歷程中，對中國農村影響深遠的主要有家庭承包制、“民工潮”以及免征農業稅。這一系列的改革，客觀上導致了農民決策的約束條件發生了改變，從而不但導致了農村產業結構的演變，而且引起了資源的重新配置。承包制與免征農業稅的實質是修改與重構農民、農村集體與國家的農地產權合約。農村家庭承包制，“以它最簡單而又最完善的形式來說，是等于用租地的辦法將土地界定為私產”（張五常，1986），這項制度安排使農民獲得了支配自身的勞動力和支配自己的私人財產的權力，界定了農戶的私有財產權與農民自身的人力資本產權的邊界，從而為民營企業的產生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奠定了制度基礎。但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合約安排，只規定了農民對國家與集體的義務，而沒有表達出國家與集體對農戶的責任，農戶從政府手中獲得土地耕種權是以不損害政府和集體的既有利益為前提的，政府當時與農戶締結合約時，除了將農地的耕種權賦予農戶以外，其他權利基本上保留了下來，從而使國家、集體與農戶三者之間的權、責、利很不對稱。這種權、責、利不對稱的結果就是農民負擔加重、鄉村負債高筑、農村公共產品嚴重短缺，再加上農業的小農戶經營規模、兼業化生產方式以及傳統的農產品定價方式，使農業成為中國產業中最無利可圖的一種產業。由此得出一個自然的推斷，如果政府不補償農戶的農業生產，那么，農戶都會成為第二、第三產業的后備軍，按照個人綜合能力的高低，依次向第二、第三產業進行邊際轉移。
家庭承包制界定了農民的人力資本產權，使農民可以在既有的約束條件下進行理性選擇成為可能，因此，農村勞動力的配置就成為農民基于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過程。在現代社會，不同產業因為其分工程度與生產規模不同，導致不同產業中相同要素的邊際生產能力不同，從而決定了相同生產要素的價格偏離，在套利機制的作用下，要素從低價位的產業向較高產業流動，最終形成一個均衡的市場價格，這是一價定律。由于現代生產與服務業是建立在高度分工與專業化基礎之上的，因此，生產要素在市場的作用下，將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向生產效率較高的現代生產與服務部門流動。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在分工程度高的現代生產與服務部門的邊際生產效率要高于傳統農業部門，因此，傳統農業中的勞動力有向現代產業轉移的趨勢，在勞動力所有者可以自由支配其勞動力的前提下，只要農民的非農活動所帶來的收益高于農業生產的收益與流動成本，農業勞動力的非農轉移就可能變為現實。隨著農民搜尋工作的成本下降，從事非農生產的比較利益將進一步突出，于是勞動力轉移將變得更加頻繁。
農民非農過程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農民跨出農村第一步。與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所構建的理論不同，中國農民向非農領域轉移所形成的勞動力流動是農戶所做出的理性選擇，農民的理性使得他們必須在流動成本與收益中進行權衡。在非農轉移過程中，農民所遇到的成本主要包括處置原有職業的費用，如轉包耕地、委托耕種、撂荒等，選擇新職業的信息費用、遷移費用、技術與知識的重新積累費用等。由于未來收益存在不確定性，農民在遷移決策時必須將成本降低到最低水平。那么，作為風險規避者的農民，怎樣才能將外出打工的風險降低到最低呢?一個重要的非正規安排就是中國農民外出的時候總是以群團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外出的群團現象伴隨著整個農民的非農過程，甚至在農民獲得了相應的知識，掌握了相關技術以后，進入創業階段，流動中的群團組織仍然是他們獲取生產要素的主要依托，因為基于社區信用的群團組織，不但降低了農民之間的交易費用，而且有利于非農知識的傳播、技術的學習。在轉型中的中國，這種故事每天都在演繹。
二、農民“群團”流動的真實案例：桂林酸菜與惠州的制鞋廠商
桂林人喜歡吃酸菜，特別是酸筍子、酸豆角、酸辣椒、酸芥菜、酸榨菜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些誘人的酸菜是怎么來的，其餐桌后面的故事是怎樣的呢？在前桂林陸軍學院的斜對面，有一個不起眼的住宅小區，名叫“同心園”，自從1993年，湖南武岡市的第一批做酸菜的農民開始租賃這里的住房以后，業主們就漸漸地搬出了這個小區，而這個小區就成為桂林酸菜的主要加工基地。這里曾經聚集了30多家酸菜制作加工銷售商，這些人全部來自湖南武岡市的頭堂鄉，他們在老家的距離相互之間相隔不過
這個酸菜加工銷售團體的開拓者是武岡頭堂鄉農民毛政立，因為其老兄在桂林陸軍學院任職，在桂林有點人脈，在經濟上也有點基礎。1989年，毛政立從武岡來到桂林，想某一份工作，但是輾轉再三，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崗位，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桂林的農產品市場中有人在賣酸菜，決定試一試。武岡農村泡酸菜已有上千年的歷史，技術比較成熟。他首先泡酸豆角，因為這種酸菜加工的時間比較短，而且對于技術的要求不高。在第一批酸菜上市的時候，他發現賣酸的利潤非常可觀，一年下來，賺了差不多2萬元，是當時在武岡務農收入的5倍。毛政立成功的消息90年春節期間在親戚中傳來傳去，90年他的大妹夫、表姐夫、還有一位堂弟隨他一起到桂林賣酸，這幾個人在桂林很自然地與毛政立住在一塊，交流泡酸菜的技術、分析酸菜市場的行情。就這樣他們在桂林的酸菜市場站住了腳。曾祥光與徐桂云夫婦現在在桂林酸菜市場有點名氣，2007年他們已經加工并賣出5萬斤酸筍子、3萬斤酸辣椒、4萬斤酸豆角、4000斤酸姜、4萬斤酸芥菜，同時還倒賣了4萬斤酸榨菜。這對夫妻是91年到桂林的，當時曾祥光23歲，初中畢業；徐桂云20歲，小學畢業文化。因為曾祥光是毛政立的妹夫，在曾祥光的母親即毛政立的岳母干預下，91年春節剛過，這對在武岡窮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新婚夫婦隨著他們的姐夫來到了這個以前都沒聽說過的城市，開始了他們的城市生活。
賣酸菜最重要的是質量，這需要泡酸菜的技術做保障，同時市場開拓也很重要。他們對于技術、生產、銷售、市場的相關知識是如何獲得的呢？在這些武岡賣酸的農民中，現在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最先來桂林的毛政立，而是曾祥光夫婦。以家庭為單位的泡酸、賣酸在家庭內部是有分工的，一般來說，丈夫買回原材料，晚上一起加工；妻子每天清早就要趕到市場擺攤設點，等候賓館、食堂的采購人員來買酸菜。原材料的選擇、酸菜的制作以及客戶的管理等知識，他們是在實踐中一步步積累起來的。例如，在水的選擇上，剛到桂林時，泡酸用的是來自漓江的自來水，但是后來他們發現，地下水泡的酸菜質量要好很多，而市場份額與質量有很大的關系，于是，邊實踐，邊改進，他們的技術基本上能滿足桂林人的口感與偏好。所以，“干中學”是這些農民進入城市獲取知識的主要手段，而且這些技術在這個圈子中是公開的，從而降低了信息的傳遞成本，提高了知識的溢出效應。
廣東惠州吉隆制鞋廠商的演變則是農民非農轉移中群團現象的一個典型案例。上個世紀80年代中晚期，受沿海開放的影響，湖南省武岡市石羊鄉一群受過初中級教育的青年人，聚集到了惠州吉隆等地的制鞋廠，開始從事鞋子制作。在生產過程中，他們通過“干中學”的方式，逐步掌握了鞋子生產流程中的各道工藝，而陳立煌、曾和平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受過高中教育并掌握了一些美術基礎，通過工作中的知識積累，他們掌握了從“打模”到“模具設計”等主要技術，成為了制鞋廠的技術骨干。
陳立煌是曾和平的妹夫，又同是武岡第一職業中專87屆獸醫班的同學。1989年在家鄉做獸醫沒有門道的他們迫于生計壓力，便結伴而行，隨著風起云涌的“民工潮”來到了惠州制鞋廠。據不完全統計，1989年僅在惠州吉隆一地便匯集了約1500人的武岡老鄉，其中石羊鄉的民工大概就有200余人，他們分散在了惠州制鞋廠制鞋工藝中的每一道工序之中。掌握了制鞋的各種核心技術之后，1997年陳立煌便與曾和平聯合辦廠，生產涼鞋。10年過去了，陳立煌與曾和平都已獨立門戶，事業興旺。到2007年陳立煌的年純收入已達500多萬元，曾和平也獲得了100萬左右的收入。而現在聚集在惠州吉隆的武岡制鞋廠商約有20多家，在惠州從事鞋子制作的武岡從業人員約有3000多人，由于老鄉之間在技術、信息、資金之間的合作成本較低，武岡人開設的制鞋廠的競爭力逐步提高。受金融風暴的影響，2008年廣東有許多企業倒閉的惡劣情況下，惠州武岡的制鞋廠商還在生產，關門的企業很少。
三、農民“群團”流動的經濟解釋
農民群團流動是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其主要的經濟含義是什么呢？農民流動過程中的群團現象不但節約交易費用，而且有利于農民之間的知識交流與風險分擔。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在“離土不離鄉”的轉移階段，其關鍵是技術與企業管理性知識的獲取。這種技術性知識是如何獲取的呢？我國農業生產的技術是在比較封閉的社區中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知識的傳播與擴散都很慢，而且在長期的經驗積累與試驗中，其知識形態基本上處在一種均衡狀態，從而導致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十分緩慢。但是，農村工業化對于世代務農的農民來說，除了資本的積累以外，關鍵的是技術。在商品短缺時代，那些有經商傳統的地區，憑借歷代累積商業知識，對某種商品市場的存在具有很強的敏感性，問題的關鍵是生產。產品如何生產呢？最便宜的方法就是模仿，當時遍布全國的“假冒”“三無”產品是我國局部地區農村工業化初期的產物，農民從城市中聘請退休的老工人、工程師來指導，生產市場中緊缺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積累了工業技術、工業管理及其工藝流程方面的知識，再加上農民的經商傳統，于是農民企業家與農村工人這種新的社會階層出現了。由此所構成的鄉鎮企業成為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中期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在這個過程中起作用的是技術人員從城市到農村的流動，盡管這種流動的數量不大，但對于改變我國農民的知識結構與提高農民的素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從事后的效果來看，一個鄉鎮企業，就是一所工業技術學校。“干中學”成為我國農民成為現代產業工人的主要途經。那么，在中國經濟發展中，這種“干中學”的內在機理與實質是什么呢？
具有不同知識的人在共同的生產過程中會形成一種相互學習機制，并因此產生“知識溢出”效應，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知識就是哈耶克所說的“免費的禮物”，它表明技術與知識具有人類共同財富的特征。Simunic在1984年研究審計定價與風險收費時首次使用了“知識溢出效應”這一術語，他認為提供非審計服務所獲得的知識，可能向審計產品“溢出”，從而降低審計成本，提高審計產品的效率，使社會總成本得以降低。沿著這種分析范式，人們模型化了共同學習過程中的“知識溢出效應”。知識溢出效果是一個人的行為對另一個人利益所產生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并不耗費知識獲取者的人力、物力、財力，即不計入行為人的學習成本，事實上，具有不同知識結構的人在共同勞動中所獲得的知識是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由于這種“副產品”的存在，導致了中國經濟高速的增長。從某種程度上說，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相互學習所產生的“知識溢出”效應，是我國近30年來經濟增長的源泉。我國農村流動人口在進入城市的時候，由于他們所受的正規教育程度不高，又沒有相關的非農工作經驗，他們在進城前的人力資本積累總體上是不豐富的，不但存在如何將原來的人力資本轉移到新環境下的可用的人力資本的問題，而且還存在一個在非農過程中學習新技術的過程。由此可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的人力資本轉移與積累由以下四個階段組成：農村社區累積的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在新環境下的外部延伸——“干中學”所累積的人力資本增量——人力資本存量與增量的融合。
我國農民在遷移過程中表現出很明顯的經濟理性，基于對未來的預期，不同的農村勞動力在作出遷移決策時，將學習能力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除了技術的學習、生產性知識的積累以外，農民在農村社區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在新的區域得以拓展也非常重要，可以節省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大量交易費用。我國農村社區組織是以家庭為中心所構建的人情圈子。從1978年到現在，鄉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改變了原有社區生活的組織結構，農戶家庭的生產性功能重新處于決定性地位。在農村社會這個圈子中，家庭作為第一圈，擔負起農民的生產、培育后代等全面復雜的功能，而農民社區生活的第二圈，則由親屬間、鄰里間、鄉村間的聯系所取代。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事實上確認了農民對于其財產的所有權與支配權，從根本上否定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導致了家族系統、家族文化與家族信用的復歸，這些內容構成了農民賴以生存的社會資本的存量，也成為農民走進市場的重要資源。一方面，由于封閉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經濟生存狀態在經濟發展中逐步被打破，鄉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提高，農戶通過協作獲取自身短缺生產要素所能力，成為決定其經濟地位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社會聯系廣度、經濟能力強弱等資源條件在農民家庭間的分布不平衡，在鄉村社會中形成了富裕程度有明顯差別的階層。在社會資本稀缺、社會信用缺失、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普通農戶要在經濟活動中取得成功，特別是要在傳統的種植業之外尋求新的發展機會，就需要從具有資源優勢的家族成員方面獲得支持。親屬關系和家族淵源等社會資本在我國轉型期中成為了彌合階層差別、分享發展機會和利益的重要渠道。鄉村經濟發展的這種客觀要求，成為促使農民有意識增進親屬間、家族成員間聯系的內在動力。
在傳統的農村社區積累的社會資本是如何延伸到陌生的城市的呢？與托達羅模型中農戶在遷移過程中的盲目性不同，中國轉型期中的農戶的遷移是非盲目性的，因為農民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他們的社會關系來實現的，在他們作出進城打工的決策的時候，他們一般是有比較真實的信息作為其決策基礎的。所以，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是農民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流動的組織問題與其社會資本有著更密切的聯系。“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組織特征”課題組把勞動力外出中“外地親友幫助聯系”、“本地外出民工介紹”和“跟隨他人一道外出”三種情形定義為外出民工的自組織形式，依靠這種自組織形式成功流動的占總流動人數的75％（蔡昉，2005）。由于這種自組織形式占據了遷移方式的主導地位，所以一個村子里外出的勞動力常常有著相同的目的地，甚至是同一就業單位或相同的行業；相應的，民工第一次外出的規模，大多數傾向于幾人同行，在共同的遷移過程中，相互交流的學習過程增加了遷移者的情感，累積了新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我國勞動力遷移過程中的群團現象，事實上是我國農民理性選擇的結果。由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匱乏，單個的遷移者所面臨的風險很大，群體組織可以規避知識匱乏的風險，可以彌補資金的不足。例如，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這些結伴外出的鄉里鄉親往往共同租住民房，分攤房租，形成小型聚居點，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地緣為核心的聚居區。這樣傳統社區的社會資本就延伸到了新的居住區。
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業機會是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函數。這里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主要包括獲取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較強的承擔風險能力，以及對于各種職業的適應能力。而對于從農村社會走出來的農民來說，其社會資本存量是由他所生存的社區決定的。一旦遷移者在異地獲得了第一個工作崗位并因此停留下來，他就會結交一些打工的朋友，還會認識一些城里人，他的社會關系網絡就隨之擴大了。這種以社會資本存量為核心的社會圈子，在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即使在新的工作崗位有了很長的工作時間，一個外地人要融入他所在城市或者社區也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圈子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其組織與運作是需要成本的。
劉祚祥：長沙理工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