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俗學貼近現實社會的一種路徑
摘要:通過關注村落社會，中國當代民俗學從關注具體民俗事象轉向民眾日常生活的整體性研究。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促進了現代民俗學者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與文化現實的進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術層面，研究者需要重視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經驗，對普通村民日常瑣碎的生活世界進行深挖和敘事學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邏輯和意義。邁向日常生活整體的村落研究，應當成為當代民俗學拓展理論空間的一種路徑。
關鍵詞:日常生活；村落；語境；敘事學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全球化、市場化影響日益滲透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技術尤其是現代網絡傳媒技術的影響下，民眾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發生了急劇變遷。城鄉間文化邊界日益模糊，傳統與現代也更加難分彼此，在各種形式的“民俗主義”催化下，民俗文化的意義也發生了根本變化。
在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近些年來民俗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學科，在關注現實社會時，紛紛將目光轉向日常生活研究，從在生活中研究具體文化和社會事象，逐漸轉向以生活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的轉變，為研究者進一步理解村落社會與生活提供了極大的理論拓展空間。不過，就當前民俗學學術實踐來說，日常生活轉向還主要處于學理上的呼吁和論證階段，遠未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范式和知識體系。這一轉向與其說是民俗學學科研究范式的轉換，毋寧說是研究者對陳舊過時的理論和知識體系難以闡釋現代生活的無力感與焦灼感的表達，其如何在具體研究中“落地”仍是不得不面對的學術難題。
具體而言，在學術實踐中，現代民俗學學術如何介入民眾日常生活，如何對待當下社會生活中各種新民俗及民俗主義現象，如何對各種新出現的生活文化及民俗事象進行具有民俗學學科特色的研究仍是當前民俗學日常生活轉向的重要議題。正如高丙中所指出的那樣，“如何推動民俗學從傳統之學、經驗之學轉變成一門涵濡歷史性與現代性，兼具生活活動與理論根脈的現代社會科學，以推動民主、自由等現代價值和理念的社會實踐，正在成為當前國際民俗學界需要共同思考和面對的重要命題，也可能是民俗學發展的新契機”。
本文嘗試在梳理現代民俗學日常生活轉向的學術歷程基礎上，結合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日常生活整體研究視角，即既要關注生活的具體面向，又要關注民眾行動選擇與文化實踐背后的邏輯，并以此反思民俗學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泛語境化”現象。同時，本文通過回顧學界“敘事分析”研究策略，以及倡導“通過民俗”的研究理念，討論日常生活整體研究的可行性及方法論意義，進而闡釋邁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作為現代民俗學貼近現實社會路徑的可能性。
一、“日常生活”的發現及其村落表達
關于現代社會科學日常生活轉向，一般都會提及匈牙利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Agnes Heller），大概是由于她較早地從哲學層面把“日常生活”從抽象的“生活世界”剝離出來，在她看來，所謂日常生活就是“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并指出“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會之中……每個人無論在社會勞動分工中所占據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般來說，社會宏觀結構和宏大敘事都是建立在行動者的個體日常生活基礎上的，需要研究者在研究中重視行動者的微觀社會生活。在強調微觀社會層面上，奧地利現象學社會學家舒茨（Alfred Schutz，也有譯作“許茨”）對日常生活現象及社會意義的分析和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對符號互動儀式的社會學分析，以及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也有譯作“吉爾茲”）運用“常識”對微觀生活世界的分析，都對日常生活研究產生了深遠地影響。這些研究者都強調以特定方式界定人類互動的、錯綜復雜的、卻又容易被忽略的邏輯和意義。
格爾茨認為，“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許茨也提出“這個日常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是意義的宇宙，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意義結構（a Texture of Meaning）”，并認為“我們若想在其中找到我們的方位，并且與它達成協議，我們就必須解釋它（日常生活世界）”。同時還指出，人類表達的所有意義都是具有情境性的，“在其日常生活的任何一個時刻，人都會發現他自己處在某種被從生平角度決定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說，發現他自己處在某種同樣由他限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之中”。
自1980年代初民俗學、人類學等學科恢復與重建以來，村落社會重新被納入到學者的研究視野。就民俗學來說，1990年代中期胡塞爾的“生活世界”被引入學術視野，是其關注日常生活的重要起點。高丙中較早地明確了民俗學是關于民眾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研究的學科，之后許多民俗學者以此為研究視角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討。
在談及民間文學研究對象等問題時，戶曉輝強調從哲學意義上理解“民”“生活世界”等關鍵詞，意在以“雙重還原”的方式，將這些基礎概念引入哲學思考，并最終推進“向愛與自由的生活世界還原的總體進程”。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還辨析了“生活世界”“日常生活”與我們周邊的“客觀世界”之間的關系。應該說，從哲學層面對民俗學與生活世界的關系作深入探討，在當前民俗學學科認同遭遇尷尬和危機的背景下，為當代民俗學關注日常生活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思辨性依據。
不過，在學界對日常生活轉向形成一定范圍的共識后，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主要問題就需要從學理性思辨轉向學術實踐性運用，即從合理合法性論證向可操作性可使用性轉向。
對于民眾來說，日常生活的本質特征在于其具有實踐性和現實實在性。日常生活的全部意義都來自于民眾的日常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具象的、瑣碎的、事件性的。在民眾那里，所謂日常生活就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就是迎來送往走親串友，就是趕集趕廟逛商場，就是上網聊天狂歡打游戲，就是孩子生日娘滿月等各種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并不抽象，也不神秘，日常生活既不排斥所謂的傳統，也不排斥現代科學技術，日常生活穩定而持續的存在于民眾的日常實踐之中。遵循這種研究思路，日常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于可觸可感的客觀世界里得到了救贖，其從抽象生活世界里分化出來而形成實在的現實領域。
對于關注民眾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的民俗學來說，研究者正需要在現實層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結構與運作邏輯，以及民眾施為的社會意義。筆者認為，植根于社會生活整體中的民俗才具有現實活力，而民俗的意義也正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脫離了社會生活，民俗的意義將不復存在；而脫離了民俗，日常生活的意義也將大打折扣。正如劉鐵梁所言，“在實際調查和資料敘述的經驗中，我們發現，過多地對民俗進行主觀抽象或評論，卻有可能偏離民俗本然的鮮活面貌和在生活中實際發生的意義”。
二、“泛語境化”反思與日常生活整體研究
在筆者看來，日常生活轉向與近些年來方興未艾的“語境”研究不無關聯。某種意義上說，民俗學所關注的“語境”，本身就是民俗事象或事件發生的生活現場。就世界范圍來看，民俗研究中關注“語境”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在面對現代社會對傳統研究對象帶來沖擊以及傳統民俗學無力闡釋現代社會生活及民間文化的學術反思。早在1960年代，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Alan Dundes）等人即已注意到民俗研究中“語境”的重要性，后來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在“表演理論”中進一步強調了口頭文學所嵌入的社會生活問題，并著重分析了民俗與語境的關系，其后許多歐美民俗學者紛紛轉向從“語境”中研究民俗的學術實踐。
就學術研究而言，西方民俗學界引入“語境”的概念最初是為討論其與“文本”的關系。經過幾十年的討論，學界基本達成了共識，即“語境”是“文本”不可或缺的相關體，二者是一種“水乳交融”的關系。因此，在研究民俗時，需要將其置入“語境”中進行討論。正如鮑曼所言，“對語境中的民俗現象的分析，就是考察民俗現象在特定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復雜網絡中的位置，這需要把民俗與文化界定好的意義體系與闡釋體系聯系起來，把民俗與社會地位組織好的社會關系體系聯系起來”。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視角轉變最大的意義在于其改變了過去民俗研究中只強調“文本”的研究路徑。換句話說，過去研究者關注民俗，往往將其作為作“文本”進行分析，即只關注“俗”而未見到“民”，“語境”視角的引入，使得研究者意識到作為文本的民俗事象是在“語境”中生成的，其意義在“語境”中才能得以彰顯。
研究者所關注的民間信仰、廟會、口頭傳統等民俗事象扎根的土壤和演述的場域即是“語境”。在語境里民眾賦予民俗事象以具體的現實意義。因此，將民俗事象置于“語境”中進行研究的理念，在被引入中國民俗學界后，迅速得到了不少民俗學者的積極響應。在研究中，民俗學者將村落現場看作是民俗事象的“語境”，并在村落中解讀民俗事象的意義。如在研究山東“小章竹馬”時，張士閃強調村落語境對理解鄉民藝術的重要性，他將鄉民藝術與村落語境比作“魚”與“水”的關系，指出“只有將鄉民藝術置于鄉土語境中，才能使之得到真正的理解與闡釋，鄉民藝術研究的前景就在于呈現鄉民藝術與所屬鄉土社會的互動關系”。某種意義上說，“語境”是一個強大的、具有較強解釋力和學術張力的理論視角，其一經出現，就給民俗研究注入了活力。誠如較早關注這一理論的中國民俗學者孟慧英所言：
對民俗學來說，語境概念是有用的，它使得田野工作拓展到傳統社會知識體系、經濟社會結構、自然環境、地方歷史、居民狀況、教育體系、宗教體制、與別的文化群體關系等方面。民俗是受語境等多種因素影響的活動，我們的研究不能限于民俗事件本身。
在一篇文章中，劉曉春考察了“語境”的語義起源及其學術脈絡等問題，認為在語境中考察民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范式意義，“語境研究強調田野調查，強調在田野中觀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景、民俗表演的人際互動、民俗表演與社會生活、社會關系、文化傳統之間的復雜關聯等等”。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語境”中理解和解讀民俗事象業已成為學界共識，并逐漸成為理論常識。然而在具體學術表達中，“泛語境化”問題卻日益凸顯出來。所謂“泛語境化”，就是在學術文本中為“語境”而“語境”，將“語境”簡約成為“志書式”介紹，或流于表面，或未能與研究事象進行有機結合，或干脆將其視為可有可無的學術裝飾。更有甚者，部分研究者在生產民俗志或民族志文本時，形成了“八股文”式的寫作框架。長遠來看，這種傾向不利于民俗學的學術知識的良性生產。
當然，“泛語境化”問題的出現并非出于偶然，而某種程度上是學術發展的必然。因為“語境”充滿了學術張力，如何在研究文本中將“語境”呈現出來，本身就是一個重要問題。不過，在該理念引進之初，沉浸在研究范式轉變喜悅之中的早期研究者，有意或無意地回避了這個問題。追溯“泛語境化”的根源，大概可從源自于西方學術體系的“語境”（Context）概念入手。如前所述，西方民俗學界將“語境”引入學術研究，最初是為了討論其與“文本”（Text）的關系。王杰文詳細梳理了西方尤其是美國民俗學者對“語境”的闡發，以及不同學者的不同理解。但正如王杰文所說，“當我們重新回顧爭論雙方各自的觀點時可能會發現，民俗學的表演理論并不是把‘語境’當作一種固定不變的、可精確描述的、外在的信息，而是一種生成中的、偶發的、互動中的關系”。忽視“語境”未成性和動態生成性，也許正是當前“泛語境化”問題的根源所在。“語境”的未成性和動態生成性特點決定了其在學術表達中絕不應是可有可無的狀態，也不是隨便進行結構性描述就可以將其意義全部呈現，而需要與作為文本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進行互釋。換言之，民俗既是“語境”中的“文本”，又是“文本”中的“語境”，文本與語境之間應該是一種交融狀態和互釋關系。
本文認為，在具體學術表達中，將民俗僅僅看作是一種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人為的強制將其剝離日常生活的過程。比如在關注村落儀式方面，不少學者將關視角置于儀式本身的結構上，并以此為立足點，分析社會關系或其他問題。在這種思路中，日常生活難免會被“懸置”起來，因為將儀式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本身就包含了其不屬于“日常生活”的預設前提。而事實是，這些看起來占據了特定時空的村落儀式活動，其意義往往是彌散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尤其是其中所關涉的地方性知識，更是隱匿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研究者很難在日常生活之外，從一兩次具體儀式活動中捕捉到這些意義和知識。
將民俗事象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進行抽象解析，以及為某種學術裝飾需要而強制性的置“語境”于文前的做法，使得學術論文中出現“語境”與“民俗”兩層皮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學術研究中將民俗僅僅看作是研究對象或“文本”的做法，某種意義上說本身就是“反日常生活”的。
村落生活中蘊含著村民的喜怒哀樂和村民賦予行動的社會意義。村落社會正是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實現了生生不息的再生產，從而超越了村民個體生命長度，在更廣泛地時空里存續和變遷。民俗學關注村落生活，需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社會的再生產過程以及村民賦予生活的意義。有鑒于此，本文認為，在民俗學研究中，在對待“語境”與“民俗”關系時，應該引入日常生活整體研究的視角。具體而言，研究者需要將“語境”和“文本”都看成是一種動態的生成過程。作為研究策略，研究者可以對“語境”和“文本”進行結構上的解析，但從研究理念上，需要重新審視過去或多或少輕視日常生活“過程-事件”分析的做法。就村落研究來說，民俗學的日常生活整體研究視角是指研究者從整體上把握村落生活，將儀式、節日、人生禮儀、飲食等民俗事象看作是村落生活的具體表達，并以此為起點去探究村民生活的意義和邏輯。
總的來說，研究者需要真正的從“眼光向下”轉到“眼光向前”，以平視的姿態去觀察和體驗民眾的現代生活，并從中發現現代生活的意義和民間文化的光韻。
三、日常生活敘事分析：一個研究的策略
筆者在進行田野作業時，曾聽到作為信息提供人的拉面館老板娘說，“你能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相，你頂多看到了百分之五，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你必須要通過和別人聊天，才能獲得”。事實是，她后來的講述對于筆者理解村落里發生的事件以及事件背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的確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由此，筆者意識到，研究者在進行田野研究時，必須重視民眾的生活敘事，因為生活敘事不僅是各種信息的載體，同時也是通往理解民眾生活意義的重要途徑。同時，近十多年來，民俗學界有意或無意地避談“主位/客位”分析，仿佛“賦予民眾以主體地位”已經不再是需要進行討論的學術常識。但在學術實踐中，研究者并不總是能夠實現“平視”的姿態，真正將民眾視為研究主體而非研究對象。本文認為，真正賦予民眾主體地位的基本要求之一即是研究者需重視田野中的生活敘事。因為就感官特征而言，聽到什么內容，多數情況下并不完全取決于研究者，而是取決于民眾說了什么（盡管在學術表達中研究者經常會進行有選擇的呈現）；但看到什么，卻幾乎完全取決于研究者現場視角的取舍。換言之，在具體研究中，對于民眾而言，生活敘事的表達是更具主體性的行為。
如前文所述，受多種因素影響，很長一段時間里，民俗學的核心研究對象都被定位于民間文學（或口頭文學、口頭傳統）上，如周星所言，“雖然中國民俗學號稱擁有寬泛的研究領域，但卻始終是以民間文學研究為核心，為數眾多的民俗學者的教育背景和職業訓練以文學為主”。直到1990年代中期，隨著“生活世界”與“日常生活”的“被發現”，民俗學者才開始注意到村落生活。隨后，村落社會、社會生活以及作為行動主體的村民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民俗學學者關注，并出現了一批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民俗學者對村民日常生活的關注，除能夠觀察到的和親身經歷所獲得的感受和體驗外，大多數行動的意義并不能直接獲得，而邁向“深描”的民族志，又要求研究者在描述表象的基礎上深挖隱藏在更深層次的社會意涵。于是，在參與觀察之外，研究者還需要借助敘事分析來進行研究。
在不同場合，根據不同需要，村民表達意義的策略和方式并不相同，但總的來說主要包括兩種敘事方式：一是口頭敘事；二是身體敘事（或者說是行動敘事）。因此，研究者需要在參與觀察的基礎上，傾聽行動主體的講述，并對其話語進行解讀和分析，以此來達到理解日常行動所蘊含的意義目的。近幾十年來，敘事學受到包括歷史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關注，如美國人類學家流心所言：
在我看來，人類學家可以借助人們所講的故事，來理解他們如何感知自我與整個社會……我認為，社會必須定義為一種關系，這使得特定歷史文化情境下的自我得以表述為“我們自己”。這種關系是有意義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本質上具有敘事性。
作為講述的文本呈現，“敘事”對于村民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美國民俗學家舒曼（Amy Shuman）看來，比敘事內容更有意思的是敘事方式。村民日常敘事中，尤其是對過去生活狀態進行回憶的講述中，“故事化”是他們最常使用的敘事策略之一。
所謂“故事化”，就是將原本支離破碎的事件過程，通過增添細枝末節將其形成邏輯完整的故事的過程。通過“故事化”使過去曾經發生過的、碎片化的事件，變成具有完整情節的且蘊含了生活常識的故事，并通過口耳相傳等方式使之成為村民的集體記憶。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將生活經歷及生活智慧以故事形式表述出來。這些故事中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社會意義。正如楊美惠所分析的那樣，這些故事的“歷史、形成條件、明確的輪廓所提供的信息，不僅是在反映其參照性和關系實踐，而且還反映產生出話語并賦予其重要意義的更大的社會力量”。
在學術研究中過多的強調敘事“文本”所傳達的內容和信息，并以此討論敘事的意義，那將會錯過一些更為精彩的東西。敘事是發生在特定語境中的。語境是變動的生成過程。因此，敘事也是變動的生成過程。即使是同一件事或同一事象，在面對不同聽眾時，或不同時段內，講述人也會選擇不同的講述文本。或者可以說，在新“語境”里，作為話語策略的敘事信息可能會展示出新的屬性。因此，研究者需要在語境中理解敘事內容，同時也要通過敘事去理解語境對于講述人的意義。張士閃在研究中強調了對“言說”的邏輯和方式進行分析的重要性：
言說本身固然重要，但通過言說有所應對以及如何應對卻是理解這種言說的關鍵。即便這種言說有時候只是為了一種想象中的應對，卻依然是言說的動力與活力所在。
劉鐵梁從身體民俗學角度對個體敘事給予了關注，他指出，在研究村落生活時，應該重視凝結了個體經歷和生活感受的敘事，“從身體民俗學的視角來看，這些個人敘事最能夠揭示民俗作為需要親身體驗的生活知識的特質，因此民俗學對于個人敘事的重視就應該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
無論是故事的講述，還是身體動作的表達，講述人在傳達敘事內容和信息時，所選擇的話語策略往往并非無跡可循。敘事之于講述人并不只是一些碎片化的分離的事件或事象的簡單串聯。事件或事象只有被納入符合已知行為范式的在場者（包括講述者和聽眾）的特定關聯方式，才能被處理成敘事。換言之，講述人在進行敘事時，會盡可能采取能夠與聽眾產生互動的方式展開，也即在同一敘事中所有在場者都被期待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知識和規范體系。
正如戴維·赫爾曼所說，研究者需要把敘事看作是一場“言語事件”。研究者“不僅要從形式和認知結構的角度研究敘述類型和敘事推斷方式，而且必須把它們看作是具有豐富的語境化標記且處于可變環境中的言語事件的一部分”，這樣就不難理解，敘事只有在講述者與聽眾協商對話的基礎上，才能達到特定的交流目的，即表達一種生活的意義。民俗學者正是在講述現場的語境中借助敘事文本將講述者的生活變成文字，生成格爾茨意義上“深描”的民俗志文本。
結語
日常生活轉向是近幾十年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重要探索。從本質上看，日常生活轉向是現代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面對現代生活與文化現象時闡釋力不足的掙扎。就中國民俗學來看，經過近20年的發展，日常生活轉向也在一定范圍內基本達成共識，但這并不意味著學科傳統的反思已經結束，恰恰相反，本文認為，在面對現代技術帶來的生活革命的事實時，學術范式的反思尚未真正展開。作為學術概念的日常生活如何與作為現實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仍然是橫亙在民俗學者面前的重要課題。換句話說，學科困局的真正表現不在于進行日常生活轉向是否合理，而在于如何轉向日常生活研究，轉向什么樣的日常生活研究。
本文在梳理了民俗學日常生活轉向歷程的基礎上，討論并分析了當前民俗研究中出現的“泛語境化”現象。從現代民俗學學術歷程來看，“語境”的引入無疑是學科研究視角和方法的重要轉變。然而，經過數年的學術實踐，不少民俗研究者在學術表達中出現了“泛語境化”現象或“語境主義”現象，將語境視為研究成果的裝飾品。鑒于此，本文提出日常生活整體研究，提倡“通過民俗”的研究理念，將民俗作為切入點去關切日常生活的意義。民眾借由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將日常生活的意義表達出來，其主要表達方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身體表達，一類是口頭敘事表達。無論是身體表達還是口頭敘事表達，都需要研究者在參與觀察的基礎上，傾聽民眾的敘述，因為其行動和表達的意義就蘊含在這些敘事之中。鑒于此，研究者在進行日常生活整體研究時，有必要將敘事學作為一種研究策略。
在社會轉型時期，作為現代之學的民俗學必須養成學術反思思維，從“眼光向下”轉向“眼光平視”，從關注奇風異俗或深含浪漫主義傾向的尋找“遺失的美好”轉向當下生活，正如周星在最近一篇論文中指出的那樣，“民俗學是當代學，但它并非只研究當代社會里的溫存的那些‘傳統’。民俗主義現象全面滲透到當代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因此，現代民俗學在關注日常生活時，也應破除其潛在的面向“過去”的學術傾向，而轉向對現代生活文化進行關注，并在具體研究中探索構建本學科的理論范式和知識體系。從民俗事象或事件的關注轉向對村落生活整體研究，正是這樣一種探索。它既是民俗學研究對象的擴展，又是其貼近現實社會的路徑。關注村落生活，把村落中的人、行動、文化傳統、慣習等視為整體進行“深描”，并以此為基礎理解村落運行邏輯和村落生活的意義，為民俗學研究村落社會提供了一種可能的理論視角。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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