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廣州為例, 研究大都市區域農村聚落類型、空間布局特征及形成機制, 為政府制定社會經濟發展規劃提供參考依據。首先采用2013年廣州市農村聚落現狀數據, 運用因子分析法、聚類分析法將廣州市行政范圍內1 109個行政村劃分為8類農村聚落類別, 即生態型、農耕型、農—工混合型、工業發展型、工業主導型、人口規模凸顯型、外來人口集聚型、商服型, 分析了各類農村聚落的特征。其次, 通過GIS分析工具將聚類結果與空間數據相關聯, 探究廣州農村聚落類型的空間分布特征: (1) 市域層面上廣州市農村聚落空間結構呈現典型的圈層特點, 以主城區為核心, 由外向內農村聚落發展水平不斷提高; (2) 各區層面以各自的行政中心為內核呈現圈層結構, 農村聚落發育水平由外圈層向內圈層不斷發展, 發展程度受城市副中心發展狀況的影響; (3) 城市重大基礎設施極大地提升其周邊農村聚落的發展水平。最后, 從鄉村工業化、城市擴張、流動人口集聚、自然條件以及城市規劃和管理因素等方面對廣州市農村聚落空間結構形成機制進行初步探討。
【關鍵詞】農村聚落; 類型研究; 鄉村工業化; 流動人口; 空間布局; 驅動機制; 廣州;
農村聚落的空間分布格局是鄉村地理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國外農村聚落空間布局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的研究多基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理論框架, 研究農村聚落布局與地形、日光、河流等自然因素的相互關系[1-2]。隨后借鑒多學科的方法探索農村聚落空間布局及其演變過程, 提出了諸如“中心地理論”等農村聚落空間布局研究的基礎理論[3-5]。第三個階段主要特征為技術方法的革新, 大量基于GIS、RS技術的農村聚落空間研究不斷涌現[6-10]。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 國外農村聚落空間布局研究已經達到了成熟的階段。
國內農村聚落的空間布局研究起步較晚, 早期借鑒國外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 相關學者側重于農村聚落的空間格局與地理環境、農耕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研究[11-12], 后來隨著農村建設的發展, 針對農村的實際問題的實證研究興起[13-14], 而后相關學者針對國內鄉村聚落地理的產生發展、空間布局以及分類等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 形成了國內農村聚落地理的理論框架[15-16]。在相關理論的支撐下, 學者們對農村聚落的空間布局進行了較深入的實證研究, 主要有規劃、人文經濟和GIS研究三個視角[17-23], 研究內容涉及中心村選址[24]、農村聚落各類用地布局[25]、農村聚落空間格局變遷[26]、農村空心化[27]等內容。
中國農村聚落空間分布格局的研究相較西方起步較晚, 但發展較快, 研究視角、方法越發多樣化。但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 國內學者較多關注微觀層面單個農村聚落的發展布局和宏觀視角的國家、區域層面的農村聚落空間格局, 而對于以大城市為內核的周邊農村聚落布局的研究成果較少。
大都市區主要空間特點為:具有一個城鎮化水平高度發展的核心區, 以及具有大面積的農村腹地區域, 而非大都市區農村腹地往往偏小。在多中心組團式的發展背景下, 大都市區農村聚落除了自身發展之外, 同時受到城市中心和副中心的影響, 其空間特征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廣州市作為國家中心城市, 改革開放之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 形成了明顯的核心區, 經歷幾次行政區劃調整后, 廣州的農村腹地不斷擴大, 腹地農村聚落發展受核心區影響較大。研究廣州市農村聚落類型及空間布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本文通過廣州案例的研究, 希望總結出大都市區域農村聚落類型及空間布局特征, 并為政府制定城市發展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1 研究區域、數據來源及方法
本文研究對象為廣州行政區內1 109個行政村。數據來源為相關規劃資料與統計年鑒。2013年廣州市域總面積為7 434 km, 其中農村總面積為5 650.73km, 占比76.01%, 其中僅農用地面積已達4 784.46 km, 占全市總面積的64.35%;城市常住人口1 292.68萬;農村常住人口為461.12萬, 占比35.67%, 廣州市農村腹地廣闊, 大都市區特征明顯。番禺區、白云區、黃埔區、花都區、南沙區以及遠郊的增城區、從化區等7個區擁有大量的農村聚落, 構成廣州市大都市區的農村腹地;而海珠區、天河區、越秀區和荔灣區基本上為完全城鎮化區域, 和白云、黃埔等近郊區的高度城鎮化區域共同構成大都市區的核心。
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章[28-29]并結合廣州市農村聚落的實際情況, 選取最能夠代表農村聚落特征的三個大類:人口變量 (總人口數量、外來人口數量、戶籍人口數量、人口機械增長率) 、社會經濟變量 (村集體收入、村民人均年收入) 、土地利用變量 (村域面積、建設用地、村鎮居住用地、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工業用地、其他農用地、耕地、園地) , 共計13個小類23個變量 (表1) 為主要變量,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因子;然后根據各主要因子在各農村聚落的得分, 采用系統聚類分析法對廣州市各農村聚落進行類別劃分, 并進行實地調查對聚類結果進行驗證和確定;最后將聚類結果通過GIS分析工具進行空間分析, 將各類數據和聚類結果與空間數據相關聯, 集成空間分析模型, 深入探究廣州農村聚落類型的空間分布特征。
表1 2013年廣州市農村聚落分類選取的變量
2 基于聚類分析的廣州市農村聚落空間特征分析
對基于2013年廣州市各農村聚落現狀調查數據所選取的23個變量進行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選取特征值大于1, 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3.27%的8個主因子, 并根據各個行政村中各因子的得分進行聚類, 得到8類農村聚落類型 (圖1) 。
2.1 主因子分析
8個主因子的名稱、特征以及得分分布見表2。
2.2 廣州市農村聚落分類
根據主因子在各個村的得分, 廣州市農村聚落共分為8個類別, 具體分析見表3。
各類農村聚落的分布如圖2。
8種類別的農村聚落, 從生態型到商服型, 農村聚落發展由低級向高級轉變, 整體的產業業態從低級向高級演化, 從第一產業向三產逐漸過渡, 而村民收入也逐步上升, 但生態環境則隨農村聚落類別數的上升而下降, 在工業主導型農村聚落達到最低狀態, 隨后小幅度上升 (圖3) 。從不同類別的農村聚落特征來看, 隨著農村聚落發展階段的提升, 產業從農業向第三產業發展的同時, 人口、外來人口的特征差異也成為農村聚落類別劃分的重要因素 (圖4) 。從農村聚落類別所包含的樣本數量上看, 工業發展型、農—工混合型以及人口規模凸顯型農村聚落是廣州市農村聚落現狀中數量最多的三種農村聚落類型, 占比分別為58.36%、18.34%和9.21%, 三個類別的樣本數量總數占廣州市農村聚落全部樣本的85.90%。
3 廣州市農村聚落空間分布特點
3.1 從市域角度, 各類農村聚落總體呈現出圈層分布, 由外向內農村聚落城鎮化發展程度逐步升高
圖1 2013年廣州市農村聚落分析主因子得分圖
表2 2013年廣州農村聚落研究主因子分析
根據前面的分析以及有關廣州人口、工業、社會區的相關研究結果, 可以總結出廣州市2013年農村聚落空間分布模型 (圖5) 。以主城區為核心, 向外拓展。第一圈層為人口型農村聚落 (外來人口集聚型、人口規模凸顯型) , 并在兩個類型中穿插有少量的商服型農村聚落, 此外還分布有少量部分工業型農村聚落分布。第二層為工業型農村聚落 (工業凸顯型和工業發展型) , 第三層為農—工混合型農村聚落, 第四層最外層主要以農耕型和生態型農村聚落為主。但是在第二、第三圈層由于花都、從化、增城三個副中心的影響, 出現了人口規模凸顯型農村聚落等高等級的農村聚落類型。
從空間分布來看, 廣州市農村聚落從外向內整體上呈現出農業型農村聚落 (生態型、農耕型、農—工混合型) →工業型農村聚落 (工業發展型、工業主導型) →人口型農村聚落 (人口規模凸顯型、外來人口集聚型、商服型) 分布的規律, 農村聚落產業也呈現農業向第三產業演化轉化的趨勢, 農村聚落與主城距離越近, 城鎮化水平越高。近郊農村聚落 (人口型農村聚落) 主要承接主城的外來人口外溢, 且隨著人口集聚推動了商貿服務業的發展, 形成了以零售、租房等第三業態為主的農村聚落, 農村聚落城鎮化水平均較高;較低的租金、周邊勞動力充足的補給以及規劃的引導, 使中郊圈層呈現出工業化主導的局面;遠郊圈層 (農業型、生態型農村聚落) 受自然條件限制, 工業發展條件先天不足, 加上規劃對于北部生態用地的保護, 該圈層農村聚落主要以一產為主, 城鎮化水平普遍不高。
3.2 從各區來看, 以城市副中心為核心形成明顯的圈層分布, 由外向內農村聚落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
隨著城市擴張和多中心發展的戰略實施, 廣州市形成了諸如番禺、花都、黃埔、增城、從化等城市發展副中心, 各個行政區的農村聚落內部空間發展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整體上看, 每個行政區內部大體上呈現圈層狀分布, 由外向內表現出由低級別農村聚落向高級別農村聚落轉化的趨勢, 而轉化程度則受到城市副中心城鎮化程度的影響。
表3 2013年廣州農村聚落類型分析
表4 廣州市農村聚落聚集區特征分析
整體上形成了番禺集聚區、花都集聚區、從化集聚區、黃埔—增城近郊集聚區、增城集聚區、南沙集聚區、白云集聚區7個農村聚落集聚區。各個集聚區的區位、特征和空間分布結構具有各自明顯的特點 (表4) 。
3.3 從局部尺度, 重大基礎設施對周邊農村聚落的城鎮化發展有較大影響, 與基礎設施距離越近, 農村聚落城鎮化程度越高
圖2 2013年廣州市農村聚落類型分異圖
圖3 農村聚落類別與產業、收入與生態關系示意圖
重大基礎設施對廣州市的農村聚落空間分布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主要表現在重要基礎設施周邊的農村聚落呈現出發展的高級階段。例如機場、港口、大學城、高鐵站等重大基礎設施的修建, 改變周邊農村聚落產業業態的同時極大地拉動其周邊農村聚落城鎮化的快速發展。
3.3.1 重大交通樞紐影響
城市重要交通樞紐例如高鐵站、廣州南站、白云機場選址近郊區域帶來了大量的人流、物質流和信息流, 其內部商業服務業具備發展優勢, 而其提供的較多就業機會促使人口型農村聚落出現集中。而完善的交通體系促使區域內的農村聚落的工業發展起步較早, 水平較高, 工業發展型農村聚落和工業規模凸顯型農村聚落在區域內也有所分布。而外圍區域多為農—工混合型、生態型等類型的農村聚落, 樞紐周邊農村聚落發展程度明顯偏高 (圖6a) 。
圖4 農村聚落類型特征示意圖
圖5 廣州市農村聚落空間分布示意圖
3.3.2 重大工業港口影響
重大港口作為沿海城市對外經濟發展的重要平臺, 良好的物流條件, 周邊便捷的交通優勢以及優惠的政策往往能夠帶動重大工業項目的落地, 而保稅區、自由貿易區等配套的建立能夠提升對外資企業以及國內出口型企業的吸引力, 促進港口周邊產業的發展, 因此此類港口鄰近的農村聚落多以工業主導型農村聚落為主。外圍農村聚落也在交通等條件改善, 進出口條件優越以及進口原料成本降低的比較優勢下, 形成工業發展型農村聚落。港口周邊的農村聚落發展程度和類型明顯高于周邊的現象因此形成。隨著與港口距離的增加, 工業化程度逐漸衰弱, 農村聚落發展程度降低 (圖6b) 。
3.3.3 其他基礎設施影響
其他重大基礎設施對其周邊的農村聚落類型以及空間格局也帶來了顯著影響, 諸如大學城龐大的學生群體產生的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促進了番禺等地商服型農村聚落的產生;便捷、相對廉價的地鐵交通催生了外來人口職住分離現象, 促使其選擇近郊農村聚落居住, 引發了外來人口集聚型和人口密集型農村聚落在番禺區和白云區的大量集中, 帶動片區農村聚落主要產業發生轉變, 推動城鎮化的發展。
4 廣州市農村聚落類型及空間分布格局驅動機制分析
廣州市農村聚落類型及空間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受鄉村工業化進程、城市擴張、流動人口空間集聚、城市規劃、自然條件和管理因素共同影響, 驅動機制系統如圖7。
4.1 鄉村工業化進程是農村聚落類型空間分異的內生動力
鄉村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發展是珠三角典型的城鎮化模式之一。由于自身稟賦的優勢, 一部分農村聚落工業快速發展并取代傳統農耕產業;另一方面, 由于生產成本的提高, 主城區制造業被迫外遷, 促進了城市郊區工業的快速發展, 導致農村聚落向非農化轉變。另外, 重要基礎設施的落地也對周邊農村聚落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例如南沙區大崗村 (原番禺區大崗村) 、鴨利村伴隨著南沙港的發展, 快速發展成為工業主導型農村聚落。大崗村工業生產總值從2001年的1 475萬元增長至2011年的9 527萬元, 10年之間增長5倍左右, 而形成明顯對比的是農業生產總值僅由356萬元增長至470萬元, 僅增長32%。而鴨利村被劃入南沙區之后, 工業快速發展, 2007—2013年, 工業用地規模由2.86hm增至30.51hm, 農村聚落城鎮化發展進程明顯加快。
圖6 重大基礎設施對周邊農村聚落類別影響示意圖
圖7 廣州市農村聚落空間分布格局驅動機制示意圖
4.2 城市擴張是農村聚落類型空間分異的外部推力
城市空間快速擴張、城市框架的拉大拉近了農村聚落與主城區的聯系, 改變了農村聚落的區位特征, 促使農村聚落社會、經濟和空間特征的變更和演化。廣州市多中心發展思路促進了城市副中心實力的提升, 帶動副中心周邊農村聚落的發展, 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圈層分布結構。
廣州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由1990年的408.27km增加到2011年的1 682.46 km, 20年左右增加了3倍多;比例由5.49%增長到22.68%。城市的快速發展對建設用地的迫切需求, 造就了廣州大都市區內大量農村聚落用地性質直接發生轉變。廣州耕地面積由2004年的1 469.03km下降到2011年854.38km, 下降了41.84%。從新增建設用地的空間分布上來看, 2000年之前主要集中在主城區范圍內以及近郊的番禺, 花都等地, 之后廣州市新增建設用地出現向郊區域擴張的趨勢, 遠郊區域的城市副中心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4.3 流動人口空間集聚進一步強化了農村聚落空間分異
有學者認為, 廣州市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近郊區域, 而“六普”的數據也印證了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的天河、白云、黃埔、番禺等區域[30-31], 廣州人口呈現隨距離由內向外衰減的規律[32], 因此外來人口集聚型以及人口規模凸顯型多分布在近郊區域。
從個人角度來看, 外來人口由于職住分離、子女入學等多方面生活因素, 趨于居住便捷和成本考慮, 多集中在城市近郊區居住生活, 因此在城市周邊形成了外來人口集聚型農村聚落集中的圈層。人口聚集產生了購物、休閑等需求, 又促進在外來人口集聚型農村聚落和人口規模凸顯型農村聚落周邊產生了一定量的商服型農村聚落, 此類農村聚落主要產業為商貿服務業。
例如, 番禺區大山村受地鐵3號線大石站設立的影響, 外來人口大量進入, 截至2012年底, 村總人口為2.94萬人, 其中外來人口為2.65萬人, 占全村總人口的90.22%, 房屋出租已成為村民主要收入來源。而交通區位的優化和外來人口的高度集中, 促使農村聚落產業發生轉化, 商業用地的面積達到了33.78hm, 占村域建設用地面積的34.09%。村域內餐飲店鋪、銀行網點眾多, 第三產業發展程度較高。
4.4 城市規劃是農村聚落類型空間分異的調節機制
“東進、南拓、西聯、北優”的城市總體發展思路推動了廣州周邊區域的發展, 周邊工業型農村聚落得以顯現;北部生態用地的保護策略也加強了遠郊農村聚落農耕、園林用地的保護, 也使得遠郊的農業型農村聚落工業化更難以實現。城市規劃對于高鐵、空港、城軌等交通樞紐的布局推動了周邊村落主要業態的轉變和發展。
例如, 番禺區蔡邊三村是遠離番禺區中心的偏遠村莊, 但位于廣州市“南拓”的重要區域內, 2007年廣州市重點項目“星力動漫城”落在該村內建設布局。北二環、迎新大道、德興路等主干道以及村內道路構成了蔡邊三村的交通體系, 進一步促進了該村的非農化發展。
4.5 自然條件是農村聚落類型空間分異的限制要素
自然條件對農村聚落發展有較大影響。由于外圍地形相對多為丘陵, 坡度較大, 交通不便, 工業發展缺乏必要條件, 片區傳統農耕特色突出, 多為農耕產業主導的農耕、生態型農村聚落。
例如從化區蓮麻村、東聯村、東坑村, 花都區西坑村、橫坑村等均為地形坡度較大的丘陵區域, 加上處于城市生態保護線和禁建線內, 農村聚落產業發展先天不足的同時也面臨規劃的調控, 工業難以發展, 農用地占農村聚落總面積的占比均在90%以上。
4.6 管理對農村聚落類型空間分異起引導監督作用
管理因素對于農村聚落類型變化及空間分布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城市管理的加強促進了農村地區教育、醫療等民生服務的完善, 減少了農村空心化、人口過度向主城集中的現象, 為農村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基礎, 促使郊區農村聚落的發展。二是行政村管理的提升促進了農村聚落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完善, 增強了農村聚落吸引外來企業、勞動力的能力, 對于農村聚落由農業向第三產業的轉變提供了管理支持;三是良好的企業管理對于鄉鎮企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 進而提升居民收入和城鎮化水平, 帶動周邊農村聚落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以從化草鋪村為例, 早期的管理以經濟發展為導向, 加之區域內方解石、鈦鐵等礦產資源具有一定的儲備, 草鋪村形成了以石粉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工業體系, 農村聚落非農化發展較快。但后期政府對流溪河源頭水源保護地周邊工礦加工產業進行了嚴格查處, 村中石粉加工產業逐漸衰落, 本村以及外來務工人口大部分離開, 非農化進程減慢。
表5 蓮麻村、東聯村, 東坑村等農村聚落情況
5 結語
第一, 大都市區和非大都市區對其周邊農村聚落發展的影響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大都市區作為城市發展的高級階段, 集聚了大量的資金、企業、外來人口等要素, 城鎮化動力強勁, 用地需求旺盛。經濟的輻射和土地的需求促使周邊農村聚落產業提升及用地性質發生變化。相對而言, 非大都市區的中小城市城鎮化發展速度較慢, 經濟輻射能力弱、用地需求不旺盛。大都市區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往往對農村聚落產生多方面的影響, 使大都市區農村聚落類型呈現多樣性特征。
第二, 大都市區內不同的農村聚落類型分布呈現較為明顯的圈層結構, 這種圈層結構我們稱之為“農村聚落區位論”。大都市區農村腹地廣大, 與主城區距離遠近的不同, 使得農村聚落接收的城市產業、人口、管理等輻射的大小存在差異, 從外圍向主城區內核農村聚落類型不斷變化, 由農業型聚落向商服型聚落轉變, 由傳統農耕型農村聚落向現代化專業型農村聚落演化, 總體上, 由外圍向城市內部聚落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類似農業區位論中涉及農業產業布置的理論, 我們將這種農村聚落類型空間的演變稱之為“農村聚落區位論”。
第三, 大都市區農村聚落空間格局驅動機制更加復雜化、多元化。大都市區內聚集了大量的總部經濟、跨國公司、大型企業以及科技研發等機構, 大都市區域作為國家的重點城市區域承擔了更多的中心職能, 具有更眾多的人口與多元化的產業, 同時對生態環境也有較高的要求, 這些都對周圍農村聚落發展產生了復雜的、多元化的影響。
第四, 在大都市區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的影響和帶動下, 農村聚落向高層級演變是必然趨勢。在這種演變的過程中, 農村聚落的文化、生態、傳統聚落形態等勢必將與經濟發展產生矛盾和沖突, 如何保護農村聚落生態, 傳承文化特色將成為鄉村城鎮化進程中的研究重點。建議對農村聚落進行系統的類別劃分, 針對不同類別的農村聚落制定差異化的發展策略, 一方面使其適應城鎮化發展的趨勢, 另一方面保護其原有的生態環境和文化特色, 從而構建一個和諧、可持續發展的農村聚落系統, 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發展。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朱倩瓊 (1979—) , 女, 廣東清遠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與區域規劃。周春山 (1964—) , 男, 河南信陽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發展與城鄉規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地理》2017,06(37),206-2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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