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對話：多元共治視角下的鄉村治理現代化理論探索
——2025年中國農村發展學會“鄉村治理”平行論壇綜述
中國農村發展學會鄉村治理專委會
2025年7月26日下午，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年會“鄉村治理”平行論壇在合肥成功舉行。此次論壇由中國農村發展學會鄉村治理專委會承辦、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協辦，圍繞“多元共治視角下鄉村治理現代化”主題，來自多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展了學術前沿對話、論文交流與綜合研討，形成了豐富的政策建議與理論成果，為推動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撐。
一、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路徑
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在于突破單一主體治理的局限，構建多元協同的治理體系。這一過程既需要理論框架的支撐，也依賴于具體實踐機制的創新。
社會組織的制度嵌入與協同機制。在鄉村治理由“兜底型”向“發展型”轉變的背景下，社會組織的協同治理作用日益凸顯。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副院長左停在題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機制探索》的報告中借助制度分析與發展（IAD）框架，揭示了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的“制度嵌入-行動協同”邏輯。PA協會、XH社工等案例表明，社會組織通過縣域賦權與村域選擇構成的制度嵌入路徑，并運用聯結、引導等技術手段構筑其參與鄉村治理的行動舞臺。這一機制既實現了行政引導與社會自主性的動態平衡，也為破解傳統基層自治組織面臨的治理資源與需求不匹配困境提供了社會資本補充。
共同目標引領的治理范式轉型。在宏觀層面，鄉村治理正在經歷“傳統-現代”“他治-共治”的雙重范式轉換。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趙光遠在題為《多元共治要強化共同目標引領》的報告中提出了這一范式轉變面臨諸多挑戰：城鄉要素流動滯后、法理與人情張力、傳統與現代銜接斷裂、特色模式與共同目標的結構性矛盾。這些挑戰是“國家-社會”關系在鄉村場域的具體呈現，為此提出的“多元共治四重內涵”：以人民為中心的共治理念、服務城鄉共同繁榮的治理使命、統籌歷史與未來的治理視野、以共同目標為紐帶的治理協同機制，為治理轉型提供了實踐框架。
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供需平衡。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是實現鄉村治理效能提升的關鍵路徑之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王璐以《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何以實現供需結構平衡》為題，聚焦農業社會化服務供需平衡問題，發現通過集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服務需求與服務主體的分散供給，是實現供需結構再平衡的關鍵，為完善鄉村治理中的服務供給機制提供了重要參考。
二、經濟治理與資源配置的效率邏輯
鄉村經濟治理的核心命題是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這一過程涉及經濟學的市場機制與管理學的組織創新的深度融合。
耕地“非糧化”的差異化治理。面對耕地“非糧化”趨勢所帶來的糧食安全壓力與產業轉型挑戰，治理模式亟需從“一刀切”走向“差異化治理”。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與對外開放研究所所長虞洪從大食物觀出發，在《基于大食物觀的耕地“非糧化”治理實踐與優化建議》報告中，解析耕地“非糧化”治理的內在邏輯。他認為，“非糧化”現象既源于市場動因，也存在管控失序問題，表現為糧食安全與多元食物供給的資源配置矛盾。因而他提出的“糧經復合”模式，既應用比較優勢理論，又體現差異化治理智慧，推動治理理念從“一刀切”轉向科學化分類路徑，為平衡糧食安全與多元供給提供了解決方案。
集體經濟韌性的組織創新。集體經濟組織是基層經濟治理的重要載體，其發展質量直接影響鄉村振興的組織基礎。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廣州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謝治菊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韌性發展的邏輯機理》的報告中，以廣東省“強村公司”為研究對象，揭示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韌性發展邏輯。從經濟學角度看，跨村域資源整合實現規模經濟，市場化運營打破傳統集體經濟的封閉性；從管理學角度看，組織化運作與均衡化分配機制有效解決了“效率-公平”悖論。這一模式通過資源整合、市場運營、均衡分配的有機統一，為鄉村振興中的經濟治理提供了可復制的組織創新經驗。
農房金融化的價值鏈重構。隨著“三權分置”改革持續深化，農村閑置農房的經濟潛力正在被重新激活。長沙理工大學劉祚祥教授在《閑置農房盤活的金融化選擇及其治理邏輯研究》的報告中，聚焦閑置農房盤活，提出基于“三權分置”改革的金融化路徑。農房通過資本化（出租、合作、入股）、證券化（穩定收入流轉化為流通證券）、貨幣化（區塊鏈技術賦能全球交易）的三個層次金融化，可以實現價值釋放與流動性提升。他通過湖南省汨羅市的農房租賃合作、張家界金杜村的整村運營等案例，提出的“金融化手段既能激活鄉村沉睡資源，又能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觀點，體現了經濟學資產流動性理論與管理學價值鏈重構邏輯的結合。
三、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的民生導向
鄉村社會治理的本質是通過回應民生需求實現社會秩序的動態平衡，這一過程需要結合社會學的情境分析與政治學的公共服務理念。
小農行為悖離的情境解構。面對綠色農業政策的推廣，小農群體往往呈現出“意愿向綠、行為不綠”的悖離狀態。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安徽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副院長吳宗友以《在情境中行動：新視域下的小農綠色生產意愿與行為悖離現象》為題，聚焦小農綠色生產的“意愿-行為”悖離現象，基于“情境生產”視角構建“情境圖景、情境現實、情境定義”三維框架，揭示其社會學產生機理。這一框架既體現社會學建構主義理論，又為理解小農行為中“社會性-理性”交織邏輯提供工具：政策激勵不足、市場投入有限、地方認知慣習等情境因素的制約，凸顯了小農行為中社會關系網絡與個體理性計算的復雜交織，為制定精準農業政策奠定了微觀基礎。
?青年回流的社會系統構建。青年群體的流失是當前鄉村振興面臨的困境之一。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浙江財經大學陳建勝教授在《青年發展型鄉村：一個分析框架及實踐機制》報告中提出了“青年發展型鄉村”概念，直擊鄉村人才流失困境。從社會學看，青年流失源于城鄉資源稟賦差異；從政治學看，其“有為政府、鄉村新組織、積極青年”框架通過三重協同破解困局：政府以人才、產業政策提供制度激勵，鄉村新組織構建適配青年需求的產業、社群與公共服務生態，青年則實現經濟網絡與社會歸屬的深度耦合，以破解鄉村“空心化”的時代難題。
農村養老的多元協同策略。在“深度老齡化”與“城鄉差距”雙重擠壓下，農村養老問題日益凸顯。農發會鄉村治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湖南師范大學胡揚名教授關注農村居家養老難題，在《“雙重擠壓”背景下農村居家養老設施建設的核心價值、現實挑戰與優化策略研究》的報告中認為，農村居家養老設施建設既面臨資源不足、設施結構性短缺等現實瓶頸，也需要在治理邏輯上實現由“單一供給”向“多元協同”轉變。報告提出通過“適老化+智能化”改造滿足老年群體多樣化服務需求。同時，應建立多元資金支持機制與分層分類的政策保障體系，推動設施布局精準化、服務供給多元化，實現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系統優化。
四、政策執行與制度創新的跨學科探索
政策執行的有效性與制度創新的持續性，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關鍵保障，這一過程需要政治學的權力結構再塑與管理學的執行邏輯轉變的協同發力。
基層減負的簡約治理。基層治理效率的提升，首要任務是破解“上壓式任務堆積”導致的行政負擔過重問題。山東師范大學曲延春教授針對基層減負中的“繁簡失衡”問題，以《化繁為簡：基層減負的簡約治理路徑論析》為題，提出“刪繁就簡基層考核、厘定鄉鎮政府職責、紓解基層數字負擔”三重路徑，既體現了政府職能的精準定位，又實現了考核機制與職責體系的優化重構，為提升基層治理效能提供了制度創新方向，助力于推進政府職能定位與管理制度優化的雙重突破。
多層級執行縫隙的權責整合。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落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多層級治理體系中執行鏈條的協調與銜接。廣東財經大學劉暢基于“無縫隙政府”理論，以《多層級治理的執行縫隙：鄉村振興績效損失的生成邏輯和機制解釋》為題，分析了鄉村振興政策執行中績效損失的生成機制。研究揭示，不同層級政府間的權責關系與政策傳導機制存在結構性矛盾，而通過權責關系重構與政策傳導優化，可為解決多層級治理中的執行縫隙問題提供了現實路徑。
城鄉融合的制度三角框架。城鄉融合發展不僅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目標，更是體制機制創新的關鍵領域。湖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張寧在題為《鄉村全面振興進程中城鄉融合的制度創新與治理機制》的報告中構建了“空間、制度、權力”三位一體分析框架，系統闡釋了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創新邏輯。她認為：空間融合提供物理基礎，制度融合構建規則保障，權力融合實現治理協同。這一框架從政治學整合視角解析制度創新邏輯，通過三者的有機統一，形成系統性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制度創新路徑，體現了空間、制度與權力維度的協同聯動。
集體社會資本的再組織化機理。集體社會資本作為鄉村社會系統的重要資源，正在成為推動鄉村再組織化的新動能。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周彥邦以《集體社會資本：鄉村振興背景下村莊再組織化發展機理的新解釋》為題，通過對浙江省安吉縣兩個村莊的實證研究，創新性地提出“村莊集體社會資本”概念，并解析其生成機制與運作邏輯，揭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推動村莊再組織化的深層機理，為理解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提供了新視角。
五、會議共識：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系統工程屬性
在會議總結環節，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副會長、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陳文勝教授對本次平行論壇的成果進行了高度評價。
陳文勝認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本質上是一項系統工程，需強化政策引導與多元主體協同共治，關鍵在于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地域特色與整體協同、制度創新與資源優化配置的關系，以構建科學、靈活、高效的治理體系。
從理論層面，需強化多學科對話，將IAD框架、情境分析、社會資本等理論工具融入治理分析；從實踐層面，應注重多元主體協同，通過社會組織嵌入、市場機制激活等提升治理效能；從制度層面，需推動差異化創新，在耕地保護、集體經濟等領域探索地方適配機制。
總的來看，本次論壇不僅展現了“多元共治”在鄉村治理中的理論張力與實踐價值，也體現出跨學科對話與經驗歸納在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鄉村治理體系過程中的重要意義。未來，鄉村治理現代化既要扎根傳統治理智慧，又要融入現代治理理念，堅持系統思維與問題導向，方能構建兼具中國特色與時代特征的治理體系。
（本文首發《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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