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農村,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于1983年實行政社分開、恢復鄉政府,1987年試行村民自治以來,政治體制的改革實際上也從農村基層拉開了序幕。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伴隨農村經濟、政治體制變革的進程,近20年來在“理論務農”口號的引導下,經過艱苦努力,在這個領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現在回顧近20年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所走過的歷程,希望通過對我們研究工作的反思,能對我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發展有所裨益。
聚焦中國農村問題的緣由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們一個時期來將學術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國農村問題上呢?
首先應該強調指出: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學者們能將學術目光聚焦在農村問題上的前提。我本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已近半個世紀,但是在改革開放前的25年,盡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從研究內容與方法上看,總跳不出一個“怪圈”,那就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基本上是一種注釋式、經院式、教條式的研究。我想,這不僅是我個人的遭遇,應該說,這是當時整個社會科學界占統治地位的學風。當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學風方面的問題外,還有社會環境方面的諸多因素。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和城市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科學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挑戰:社會科學研究應該遵循什么方向?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要不要變?在反思中,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科學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唯書、唯上、不唯實”了,不變是沒有出路的。社會科學必須隨著社會的變革而轉換其研究內容和方法,變革的方向是為社會改革服務。也只有這樣,才能出現社會發展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良性互動。其次,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這種國情決定了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而且,“三農”問題將伴隨整個現代化的全過程。實際上,我們的改革正是從農村開始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如此關注農村問題的時代背景。 第三,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不久的政治學研究主要側重于意識形態的導向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宏觀構造方面,這被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實踐常常以其自身的執著超越政治學研究的視野。作為中國改革始點的農村改革的實踐將政治學的目光由國家上層引向農村基層。延續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不僅是經濟體制的變革,同時也意味著政治體制的變動。經濟體制的變革要求有新的政治體制來與之相適應。而新的政治體制的形成顯然有待時日,并因此向政治學研究提出了需要關注的課題。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我們才明確地提出了“三個面向,理論務農”的口號,將政治學研究的視野投向當時主流政治學關注較少的農村基層。當然,就我個人而言,從事農村問題研究是有淵源的,1953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研究生畢業時,我的論文選題就是“農民問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參加過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農村改革實踐,在腦子里留下了許許多多經常思考著的問題,需要得到科學的答案。
“三個面向,理論務農”是我們的旗幟
“三個面向,理論務農”可以說是我們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旗幟。其中“三個面向”是指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理論務農”是指立足于農村改革實踐,服務于農村改革實踐。其實質就是理論工作者要研究、探索農村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并將取得的理論成果用來為農村的深化改革服務。當然,正如在前面講到的,我們研究農村問題是從政治學的視角切入的,主要是研究農村政治、農村基層政權和基層政治組織,特別是村民自治和農村管理。這從我們中心研究人員承擔的課題中也可以得到反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心研究人員先后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六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地方國家機構研究”(這個項目是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合作進行的)、“七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研究”、“八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研究”,還承擔了一批國家教委、中華社科基金和省內項目,如“中國城鄉基層政治發展研究”、“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研究”、“現階段農村流動人口與政治穩定”、“中國農村村級治理模式比較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研究”、“中外農村基層建制比較”、“湖北省農村村級治理研究”等。
十多年來,我們的研究都是圍繞著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實際展開的,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領域。而且,我們將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堅定不移地在農村政治這個領域搞下去,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只要工夫深,鐵木午磨成針”,也就是說我們不但要“理論務農”,而且要“務農到底”,在這個領域一步步深入地鉆研下去。曾經有人對我們的研究方向提出過疑問,問我為什么老是研究農村問題,言下之意是,我們在農村政治領域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該撒手了。這種認識,我不能茍同。前面我已經講到,我國的國情,決定了“三農”問題將伴隨整個現代化建設的始終,農村問題需要幾代人從不同的學科、不同的視角長期研究下去。農村問題研究是沒有止境的,不是少數幾個人在短時期內能夠研究好的。我已經72歲了,已經到了該退下去的時候了。可喜的是,我們中心已成長出一批“立志務農”的中堅力量和學術新秀,他們肯定會在農村政治領域堅持研究下去,而且會一步比一步深入。
理論務農道路上邁出的四大步
那么,近20年來,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在理論務農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工作呢?
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心在“三個面向,理論務農”方面邁出了“四大步”。第一步是,走出校門,走向社會,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中心成員走出校園,到縣以下最基層的農村進行調查,足跡遍及全國各地。不僅到過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而且深入到貧困的沂蒙山區、太行山區、王屋山區、大別山區、西北黃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數民族地區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區。撰寫了100余份調查報告,從而對中國農村變革有了一個宏觀上的把握。第二步是,由面到點,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在全國東、中、西部三個地區選擇了6個重點村和18個對照村進行個案研究。中心成員在個案村不是簡單地聽聽匯報,看看材料,而是安營扎寨,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既聽干部的,又聽群眾的;既要看材料、聽匯報,又要看實際工作的運轉情況,對個案村進行“解剖麻雀”式的調查。比如,我和項繼權博士到山東章丘市向高村調查,正趕上農忙,項博士就一邊和農民一起打麥子,一邊和群眾談心,這樣的調查很受農民的歡迎。由于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我們掌握了許多不易了解到的情況。通過對個案村的深入調查和對比研究,我們已經發現了中國農村村級治理從傳統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規律,初步探索出世紀之交的“治村之道”。第三步,從點上的研究到參與許多重大改革決策的論證。比如,1987年山東省萊蕪市“簡政放權”的經驗,1989年萊西市農村“村級組織三配套”的經驗,1990年章丘市創造的“農村基層管理工作規范化”的經驗,1992年鄒城市鄉鎮“依法行政”的經驗和1998年河南輝縣關于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經驗等,在全國推廣前中央有關部門都請我和徐勇教授等參與了考察論證。1995年,全國評選“模范村民自治縣”,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請作為專家學者先后到廣東、福建、新疆、甘肅、寧夏等五省區參加了農村村民自治示范縣“達標”的考察和評選工作。參加上述工作既推動了農村村民自治的偉大進程,又促進了我們的學術研究。第四步,從理論回歸實踐,進行村治實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書或寫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這些成果正不正確,對實踐有沒有指導意義,還沒有得到檢驗。于是,我們決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親自把研究得出的結論,運用到一個村去進行實驗、比較,通過實踐檢驗、修正結論,再指導實踐,并更好地為實踐服務。在湖北省省委書記賈志杰同志的親自關心和支持下,我們的設想得以付諸實踐。從1997年3月起,中心理論工作者先后有兩位教授、兩位副教授、兩位博士、四位碩士參加了湖北省黃梅縣水月庵村進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實現農村基層管理工作規范化”的實驗,迄今,實驗已進行了兩年,從總的來看,實驗是順利的、有成效的。通過實驗我們將編寫出版《民主、法制與內動力——水月庵村村治試驗》一書。
通過十多年來的努力,我們逐步悟出了一些道理:首先是走不走出校門、深不深入社會不一樣;走出去后,搞不搞個案研究,搞不搞實驗又不一樣,要做學問而不能“座”學問,也就是說要“面向社會”。其次是和實際工作部門結不結合不一樣,參不參與到政府決策中去不一樣,也就是說要“背靠政府”。“背靠政府”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各級政府的關心和支持,我們很難深入農村。這里我要代表中心全體理論工作者向曾經給予我們關心和支持的各地各級政府,特別是民政部門和農委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曾經為我們的調查研究提供了諸多方便。二是不依靠政府就會迷失研究的方向。一段時期以來,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政府決策是脫節的。政治家搞政治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搞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是“兩張皮”,結果是政府決策缺乏理論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缺乏實踐支撐。于是,我們確定,政治家決策什么,我們就研究什么。只有更好地為政府決策服務,才能豐富我們的研究內容,并使我們研究的結果產生社會效益。第三是只有加強理論與實踐的聯系才能豐富我們的教學內容,推動教學改革,才能更多地培養出高素質的研究生,為國家輸送有用之才。
苦在其中,樂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樂
曾經有人問我:農村實證研究是很辛苦的,是什么支撐著您以年逾古稀之身仍孜孜不倦地從事這項苦差事呢?這實際上也是我經常反思的一個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年里,也就是我的后半生,我做了兩件事情,第一是與全國少數學者一道最先參與了政治學學科重建的努力;第二是確立了農村問題研究的方向并建立了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到農村去搞研究是辛苦的。這些年來,我不顧自己年老多病,經常下到縣以下的農村基層。在人們蜂擁“下海”經商的時候,而我們卻堅持“上山下鄉”,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吃了不少苦頭。下到農村常常感到吃不好、睡不好、洗澡難、拉屎撒尿也難。有一次我和徐勇教授到四川渠縣(全國貧困縣之一)的一個最貧困的村——白石村調查。老鄉把我倆安排在他家最好的一間房里最好的一張床上休息。可是就在這一晚上,隔壁豬圈里的小牛叫了一夜,吵得我們整夜不能安眠。回想起20世紀50年代初我參加紅安土改時,當時強調與農民“三同”,要過“三關”,深感今天自己和農民的距離越拉越大了。不過,盡管我們吃了不少苦頭,可也嘗到了甜頭。這甜頭就是我們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對推動農村改革的深化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有所裨益,并且得到了社會的承認。正因為如此,在理論務農近20年的歲月里,我們是“苦在其中、樂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樂”。此時,我更感人生苦短促,應該老有所為,更感到自己正在從事的研究工作好像剛剛開始,不能止步。
社會科學也可以轉化為生產力
近20年來,在堅持“理論務農”的道路上,我們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撰寫了100余篇調查報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專著10余部。其中我和鄭邦興、吳志龍、王克安、項繼權等合著的《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及系列叢書,曾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該書在北京、印度召開的“農村基層自治學術研討會”等國際會議上受到中外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被國家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司譽為“是國內關于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領域的最為全面、系統和具有權威性的一部專著”。我和徐勇教授主筆,與項繼權、吳毅等合著的《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一書,在中宣部1995年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評選中獲“一本好書”的一等獎。目前,我們正在撰寫和組織出版一套“村治書系”。書系第一本,徐勇教授的專著《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已于1997年底面世,第二本《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的調查與比較》也于2000年8月出版。還有《民主、法制與內動力——水月庵村村治試驗》等多本著作也將陸續出版。中心成員的文章多次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文摘報》等權威報刊轉載。現在許多國外學者在論述中國農村政治問題時,都引用我們的成果,他們來中國農村作學術考察,都要到中心來訪問。
二是得出了一些關于農村改革的重要結論。簡要述之,1.我在學術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后,在我國農村已經形成了“鄉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鄉(指鄉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的一級政權組織,村(指村民委員會)是農村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治乃是鄉政的基石。鄉政和村治的結合使我國農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內容,今天我國廣大農村就是通過5萬多個鄉鎮政權和90余萬個村民委員會來進行治理的。最近我有一本書由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書名就是《中國特色的農村政治——“鄉政村治”的模式》。2.中國政治的城鄉非均衡性。徐勇教授在其專著《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運用政治社會學和歷史比較分析等方法,系統比較研究了中國城市和鄉村政治社會狀況及歷史變遷,從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國政治的城鄉非均衡這一特性,這對于全面準確地認識中國的基本國情,特別是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基本狀況和特點,有著獨特的價值和魅力。3.村民自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的實行,將我國“九億農民”納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爐之中。我國農民的政治素質和民主意識正在民主實踐中得到提高。而且,作為一種法制化的基層民主,它很好地解決了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關系。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講到,如果說安徽鳳陽小崗村實行的土地承包到戶啟動了整個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那么村民自治的推行則揭開了我國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并將成為整個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三是培養了一大批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十多年來,我們培養的研究生大多工作在大專院校、科研單位和黨政機關,不少人還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此外,我們還為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培訓了一大批合格的基層干部。如武漢市民政學校舉辦了20多期鄉鎮干部培訓班,幾乎每期都請我去授課;山東省民政廳在珠海舉辦的民政干部培訓班和青島市委組織部、民政局、市委黨校在嶗山舉辦的民政干部培訓班,從制訂培訓計劃、選用教材到具體授課都是請我們完成的;最近國家民政部又把編寫全國鄉村干部培訓教材的任務交給我們,盡管我們的教學科研任務壓力很大,時間很緊,但是想到為鄉村干部培訓做些工作所能帶來的社會效益,我們還是接了下來。
事實證明,社會科學只要面向社會,緊密聯系實際,并為政府決策和社會改革服務,同樣可以轉化為生產力。
對農村政治體制現狀的評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政治體制也不例外。那么,經過這些年來的改革,我國農村政治體制現狀如何,今后又將怎樣發展呢?
應該說這十多年來,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如果說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土地承包到戶啟動了整個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那么可以說,村民自治特別是村委會民主選舉揭開了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這樣的評價是絲毫不過分的。我們決不能低估了十年里農村推行村民自治,把社會主義民主落實到基層所取得的成績和意義。但是,自從實行村民自治以來,一些人就一直持有另一種觀點,他們認為農民素質低,是不可能搞民主的。他們實際上是忽視了農民群眾的智能和改變現狀的積極性。村民自治反映了人民公社解體后,日益成為經濟主體的農民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當時制定和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彭真委員長是做了許多工作的,他的作用首先在于發現并肯定了“九億農民”的要求。當然,在我們這個存在著深厚封建專制影響的國家里,社會主義民主的進程注定是一個漸進的、曲折的和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但是我們不能等到條件完全成熟的時候才去實行民主。農民也只能通過自身的民主實踐,去學習民主。這條路必須走下去,舍此別無他途。如果有人要走回頭路,“九億農民”是決不會答應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低估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必須看到,在廣大農村村民自治實行得比較好的村畢竟還是少數,不少地區雖然也建立了村委會組織,也按期進行了選舉,也制定了一些規章制度,但是離真正的“村民自治”還有較大距離,有些地方的村委會甚至還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較好的地方,各種自治組織和規章制度也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應該看到在有些地方,人民公社時期傳統的政治體制、權力結構及行政方式并未徹底改變,還有很大的影響。總之,一種能適應農村變化了的生產方式,利益關系及人們變化了的思想觀念的新型的農村基層組織體制雖已建立,但仍有待健全和完善。實行“村民自治”任重道遠。
在哪些方面還有待加強和提高?
回顧過去,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展望未來,我認為中心在學術研究等方面都還有待加強和提高。
當前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我們的研究還缺乏系統化和理論的升華。也就是說,盡管經過十多年來的深入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對這些材料的系統整理,使之上升為關于農村政治的理論仍顯不夠,當然,這種不足也是任何實證研究都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另外,我們還要拓展研究內容,不僅僅只局限于村民自治和農村基層政權。一是把對村民自治的關注提升到研究“鄉村互動”。前面我談過村民自治最終會引起整個國家政治體制的深刻變革,這個過程是由層層互動引起的。我們關注鄉村互動就是要研究村級實行自治和直選后,鄉鎮一級怎么辦,鄉政面對來自村治的沖擊又是如何反應的。二是農村治理也是我們今后一段時期關注的焦點。當前,許多縣鄉的領導對經濟發展高度重視,而相對忽視了改善和加強農村的管理。根據我們的研究,現在許多農村地區的經濟搞不上去與管理混亂有很大的關系,從理論上講就是政治對經濟的負面反作用。因此,如何完善農村的管理體制,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是一個實踐已經提出并急需在理論上加以解決的重要問題。此外,我們今后的研究內容還要擴展到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去,擴展到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上去。從研究方法上看,我們以前主要是從政治學的視角來研究農村問題,現在看來還不夠,今后應從多學科的角度,如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的角度來共同關注農村基層的問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與碰撞,會產生更多的思想火花。還有,以前我們做得比較多的是經驗研究,今后要在量化和細化上下大工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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