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大世凹村的社會空間重構
摘要：大都市近郊美麗鄉村的建設為城市居民假日消費提供了新的場所,成為一種新型都市居民消費空間。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對南京市江寧區“世凹桃源”大世凹美麗鄉村的重構過程與機制進行分析。指出美麗鄉村建設的背后是一個以地方政府為關鍵行動者的異質行動者網絡,主要實現了鄉村物質生活空間的改變。隨著政府目標意圖的轉變,鼓勵政策退出及市場機制進入,行動者網絡重新調整,消費者和外來經營者成為關鍵行動者,相應地呈現從美麗鄉村到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轉變,即進一步實現社會空間的重構。由于行動者網絡是一個充滿利益爭奪和協商的動態連接,社會空間的重構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研究表明,美麗鄉村不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懷舊的場所,而且是一個存在權力關系且動態變化的行動者網絡空間。政府、組織、村民、消費者、資本、景觀、文化等異質性行動者自身的定義與再定義,以及相互之間的作用構成美麗鄉村形成與轉變機制。揭示了在鄉村建設與轉型發展過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機制及其有效時域,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及其所帶來的利益爭端與社會不公問題。
1、引言
在城鄉統籌和新型城鎮化政策背景下,“美麗鄉村”計劃掀起了中國新一輪鄉村發展與建設熱潮。在環境基礎設施改善與景觀再造的基礎上,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大都市周邊的鄉村在建設美麗鄉村的同時,日益成為新興的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美麗鄉村試圖在城市化過程中保持鄉村特色,乃至全球化中的地方特色,即彰顯鄉村和地方魅力,以此來吸引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的城市居民。因此,美麗鄉村建設不僅實現了鄉村環境的重整與改善,美化了人們的鄉村意象,也推動了城市居民到鄉村消費。
鄉村的消費轉向在20世紀80年代的發達國家開始受到關注。由于全球化和逆城市化,發達國家的鄉村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了從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轉型[1]。 鄉村的消費轉向逐步深入,出現了從生產景觀向消費景觀的轉變[2]。鄉村從單一生產功能轉向休閑旅游、消費和環境保護[3]等多種功能,為城市居民提供多樣化的商品和服務[4], 包括假日休閑消費和置辦第二房產[5]等。隨著鄉村地理學的文化轉向和后現代轉向,對于鄉村消費的關注已經從物質空間擴展到非物質領域以及鄉村中多樣化的群體[6]。出現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視角,如Halfacree提出鄉村性的社會表征[7]。Murdoch等以后現代的視角提出后鄉村 (post-rural) 的概念,強調某種“意義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s)[8]。Hopkins采用符號學的方法對加拿大一個鄉村的標志、標語和虛構的故事進行分析,認為廣告話語構建了一個象征性的鄉村[9],鄉村因此從農業和農產品的生產場所擴展到一種消費文化和對虛構事物的消費場所。相關研究顯示了對文化維度的關注和基于文化的研究路徑。引導鄉村實現消費轉向發展的主體既可以是外部力量也可以是內部因素,其中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外來者在鄉村品牌化宣傳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10],同時,鄉村內部居民[11,12]、地方企業、政治家甚至足球俱樂部在鄉村消費轉向中的作用也逐漸受到關注[13]。而Woods認為鄉村性是由鄉村居民和鄉村遷入者、農民、土地擁有者、工人、 游客和旅游景點、政策制定者、媒體和學術研究者等共同表現的[14]。因此,鄉村不再是沒有競爭的地方[15],而是被參與者根據自己的意愿和經驗社會性構建而成的異質性空間。綜上,國外關于鄉村消費轉向的研究表現出了從關注物質到社會,從經濟到文化, 從宏觀外部機制到微觀多元力量建構等的轉變。
隨著國內鄉村地區以農家樂、觀賞及采摘農業為主要形式的消費現象的出現,大都市周邊鄉村也出現了消費轉向。王鵬飛基于后生產主義的理論視角,對北京市周邊的農村地區出現的各種非農經濟活動進行分析,表明鄉村空間的商品化是鄉村適應城市消費理念和消費習性變化而帶來的結果,密切了城鄉之間的互動關系[16]。高慧智等基于空間生產視角,對高淳國際慢城大山村進行實證觀察,認為消費文化驅動下的大都市邊緣鄉村的空間消費實質上是全球消費文化蔓延和本土城鄉二元結構疊合的產物,城市對鄉村正由過去的顯性剝奪向隱性規訓轉變[17]。也有部分學者從要素流動和城鄉關系變遷的角度對大都市周邊特色旅游村的轉型發展進行了實證研究[18,19]。可見鄉村的消費轉型已經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關注。但是相關研究主要建立在城鄉二元的背景下,強調城市對鄉村單向度的影響和剝奪,對鄉村的反向作用考慮不多。同時,缺乏對鄉村這一概念所涵蓋的多元主體和動態過程進行深入剖析。鄉村的物質生活空間是針對鄉村居民賴以生存的的土地、房屋、景觀等實體而言,但是隨著人文地理學文化轉向和關系轉向,更加重視人的主體性,空間被視為地方社會關系再生產的場所[20],即空間的社會性增強。鄉村社會空間是鄉村物質空間與復雜社會關系不斷生產與再生產的結果。而都市居民消費空間即鄉村物質空間的改造活動、都市居民消費活動等相互作用而對鄉村再生產的一種結果。在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下,本文將鄉村看作行動者網絡空間的關系型聚合體,并且被不斷整合[21]。中國鄉村在其進行美麗鄉村的建設過程中,正在引起鄉村的經濟、社會和空間的重構,但是重構的過程與機制是怎樣的?即鄉村空間如何轉變為都市居民消費空間,政府、當地居民、外來者甚至自然景觀分別扮演了什么角色,并如何組織起來實現鄉村的物質和社會空間的轉變?上述問題需要深入到鄉村內部,考慮個人、組織、政府、土地、資源及環境等多元主體和要素,對相關過程進行微觀細致的分析。為此,借助行動者網絡理論及方法對大世凹村轉變為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過程與機制進行探討, 以期對現階段的鄉村空間重構與發展提供比較細致精微的描述與解釋。
2、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2.1研究區概況
美麗鄉村建設是在中國實施城鄉一體化和新型城鎮化戰略下進行鄉村生態環境整治和景觀重塑的綜合行動。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提出將建設“美麗鄉村”作為奮斗目標。江蘇省早在2011年就率先提出建設美麗鄉村。在此背景下,南京市江寧區設立了五個美麗鄉村建設示范區,被稱為“五朵金花”,即周村“世凹桃源”、橫溪“石塘人家”、江寧“朱門農家”、“湯山七坊”和“東山香樟園”,成為南京首批打造的美麗鄉村。“世凹桃源”是首批美麗鄉村中的示范點,包括谷里街道周村社區的大世凹村和盛家村。其中,大世凹村是“世凹桃源”最先打造的旅游特色村。地處南京市南郊、牛首山風景區西南麓,牛首—云臺生態廊道最北端,區位條件優越 (圖1),占地面積800余畝,常駐人口48戶共142人,憑借山水、人文資源榮獲江蘇省“全省最美鄉村”稱號。 由于依靠牛首山,又有“牛首第一村”的美名。2011年,大世凹村掛上了“世凹桃源” 的標牌。南京市素有“春游牛首”的習俗,“世凹桃源”很快成為南京市居民春日踏青和假日休閑的首選。
2.2研究方法
運用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過分析美麗鄉村以及都市居民消費空間建構過程中行動者網絡的建構與轉換,探討鄉村空間轉變背后的機制。行動者網絡理論由法國社會學家卡隆 (Callon) 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種科學實踐研究方法。行動者、轉譯和網絡是ANT的三個核心概念[22]。凡是參與到科學實踐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動者,既包括人類行動者,也包括非人類行動者。任何行動者都是轉譯者 (mediator) 而不是中介者 (intermediary)[23]。因為任何信息、條件在行動者這里都會發生轉化,轉譯過程是ANT的核心內容。在轉譯初期,所有行動者的問題都聚集到強制通行點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通過中介得以形成集體共識,從而使不同的行動者認識事物或行動的意義。轉譯過程包括問題化、利益賦予、征召和動員四個轉譯基本環節。行動者之間通過轉譯過程連接成網絡,某一行動者的角色通過其他行動者得到界定的。經過行動者的轉譯,可能會導致含義、關系、權力的改變。網絡是一種研究工具,是一種描述連接的方法,強調工作、互動和變化的過程。 因此是一個“動態網絡”(worknet)[24]。ANT通過對稱性原則看待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 并通過轉譯過程體現網絡的動態變化,因此ANT適用于本文的對象以及相關過程和機制的解釋。
通過ANT的視角,將大世凹村到美麗鄉村, 再到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轉變看作是行動者網絡動態變化過程的結果,通過轉譯環節來解釋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的行動者網絡的形成機制,并通過行動者身份的轉換來分析都市居民消費過程中行動者網絡的轉譯過程,在此基礎上分析兩個行動者網絡發生轉變的動力機制 (圖2)。數據來源于2013年10月-2014年1月、2014年3月-7月對大世凹村的實地調查,包括25戶家庭 (占總戶數的52%) 的走訪和問卷調查,對江寧區政府、谷里街道三產辦 (谷里文化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大世凹村干部、黨員代表、村民代表、外來營業者和游客等30個對象分別進行的走訪與訪談。
圖1 大世凹村在南京的區位圖 Fig.1 The location of Dashiao village in Nanjing
圖2 ANT視角下的大世凹村社會空間重構的理論框架 Fig.2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Dashiao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with ANT perspective
3、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者網絡
3.1行動者網絡構成
美麗鄉村建設的參與者包括江寧區政府、谷里街道、周村社區大世凹特色村管理辦公室、村民、國畫大師裴家同等人類行動者,以及大世凹村良好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土地、房屋等非人類行動者。在轉譯發生前,每個行動者的問題集聚到強制通行點 (OPP),試圖通過解決問題而獲得可預見的利益或發展 (圖3)。江寧區政府面臨城鄉差距大和鄉村發展落后的問題,希望通過投資鄉村建設,以促進鄉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谷里街道面臨生態資源良好,但缺乏發展資金的問題,希望通過資源的整合與規劃利用,以實現地方旅游業的發展。大世凹特色村管理辦公室面臨旅游資源豐富,但是服務設施落后的問題,希望通過旅游業發展以實現形象提升并獲得發展動力。當地村民主要的收入方式是外出打工,但是生活質量并不高,希望通過發展旅游以提高收入水平, 改善生活品質。非人類行動者則通過美麗鄉村建設實現價值的提升。而要解決問題并實現全部行動者的意圖,最終落實為一個核心議題,即美麗鄉村建設。
圖3 美麗鄉村建設的行動者與強制通行點 Fig.3 Actors and OPP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3.2行動者轉譯
為了實現鄉村的轉型發展,滿足各行為主體的目標和利益需求,需要在網絡中實現轉譯以排除障礙。江寧區政府在“問題化”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對南京市委、市政府“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美麗鄉村,打造獨具魅力都市美麗鄉村、農民幸福家園”[25]總體要求的把握,以及對江寧區經濟快速發展,但大部分區域還是傳統農村的現狀形勢進行分析,提出了“如何在農村現代化路徑上率先破題”[26]的問題。成為江寧區政府和其他行動者各自利益相關的關鍵問題。后工業化時代,依托大都市的輻射帶動,合理開發和保護自然山水和生態資源,在打造美麗鄉村中發展生態休閑農業,并深度挖掘鄉村歷史人文底蘊,將鄉村的生活資料轉變為生產資料,帶動農民增收致富成為破題之道。
在江寧區政府的積極作用下,異質行動者在網絡構建過程中采取了多樣的征召和被征召方式。主要包括:1行政征召。在大世凹村被選作重點打造的美麗鄉村之后,谷里街道三產辦公室 (谷里文化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周村社區大世凹特色村管理辦公室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紛紛加入行動者網絡并承擔相應的職責。2部門幫扶征召。江寧區將基層黨建創新工程融入美麗鄉村建設,全區40家部門、單位被分成八家一組,結對幫扶江寧區的五個美麗鄉村。江寧區宣傳部、林業局、交通運輸局、工信局、環保局、民政局、江寧開發區和交通集團八個部門通過直接的資金投入,提升大世凹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改善,爭取市級的項目支持,并通過對外宣傳的方式擴大游客來源。3黨支部和黨員帶頭征召。周村社區及時成立世凹桃源黨支部,在世凹桃源建設期間,由社區三名黨員干部實施分片包戶,展開向群眾宣傳、動員工作。社區副書記和主任逐家逐戶登門調查摸底,聯系確定農戶分類經營情況。老黨員干部林慶和不但自己帶頭拆除披房、 輔房、改造環境,同時積極向農戶做宣傳,動員農戶按要求做好拆遷工作,協調相關矛盾。4住房和土地的征召。通過對村民進行財政或住房補貼的方式進行土地征收和房屋拆遷。周村社區大世凹村除了農村集體土地外,村民的耕地以750元/畝/年的補貼被征為集體所有,成為美麗鄉村建設用地。房屋是體現鄉村風貌的一個重要元素,大世凹村原有住戶36戶,居住建筑質量良好,但風格雜亂缺乏特色。按照“拆違、整破、疏密”的原則進行村莊房屋改造,共拆遷疏密10戶,拆遷違建4000 m,拆遷危舊破棚3500 m, 原地改造出新房屋38棟,改造成體現傳統民居風格的馬頭墻形式。村民通過拆遷獲得補償,除違建以外,以相同面積的商品房進行補貼,違建以6元/m的價錢進行補貼。5利用名人效應,進行文化征召。聘請谷里籍國畫大師裴家同先生以“輯石齋”為載體,組建“天闕畫苑”,集中展示和研討以髡殘、“金陵八大家”為代表的牛首文化,實現了對人文景觀的征召。通過動員和調動相關資源,美麗鄉村建設各行動者在逐漸形成的行動者網絡中充當各自的角色,具體的建設機制不斷完善。行動者之間建立了穩定的網絡關系,使得大世凹村得以實現向美麗鄉村的轉變。
這一階段的行動者網絡,主要將國家和地方的政策作為支撐,以江寧區政府為關鍵行動者,依賴現有的行政網絡,自上而下對其他異質行動者進行征召。其中,既包含人類行動者及團體、組織,如江寧區工商局、江寧區旅游局、谷里街道三產辦公室、大世凹村黨支部、村民、國畫大師裴家同等,也包括江寧區政府提供的資金、政策以及大世凹村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土地、房屋等非人類行動者。異質性的行動者在美麗鄉村的建設過程中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網絡關系 (圖4)。但這一網絡并非固化的,而是隨著政策的改變,鄉村的開放經營而發生動態調整,表現為異質行動者的進入、退出與身份轉變,以及網絡關系的變化。
圖4 美麗鄉村建設的行動者網絡 Fig.4 The actor network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4、從美麗鄉村到都市居民消費空間:行動者網絡的轉換
美麗鄉村建設的目的不僅僅是改善村民的物質生活空間質量,更重要的是通過旅游業帶動鄉村發展,從而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質。在政府的鼓勵下,村民積極經營農家樂飯店、茶社、旅館等,隨著大量游客 (消費者) 的到來,美麗鄉村漸漸成為一種新型的都市居民消費空間。
4.1面向消費的鄉村空間重構
作為大都市消費影響下的鄉村,大世凹村不僅僅是消費者集聚的地理空間,也是由包括消費者和消費提供者在內的眾多行動者共同構建的網絡空間。異質性行動者的不同目的和行為方式在塑造網絡的同時,也重新構建了大世凹村的社會空間特性。1村莊的功能結構發生轉變和復雜化。從過去以村民居住生活為主轉變為以提供都市居民假日消費和休閑活動為主。2物質空間結構發生相應變化,以迎合城市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居民的生活空間被擠壓和邊緣化,滿足村民生活需求和農事活動的空間,如飼養牲畜的棚子、附房被拆除,大量農田被用作面向消費者的農事體驗DIY空間。此外,還增加了滿足都市居民消費者需求的功能性空間,如停車場、大型廣場、游客服務中心等設施。3社會結構發生改變。鄉村居民構成、村民的就業結構、收入方式和收入水平較之前有了較大的變化。4地方的形象特征發生變化。為了體現鄉村特色,大世凹村將村民的房屋按照徽派風格的馬頭墻形式進行了立面改造,同時農家樂庭院和室內刻意裝點的農產品、家具陳設、乃至牲畜,也成為吸引消費者的消費符號。其他非鄉村特色的招牌和符號也化為了地方景觀的組成部分。部分城市的消費景觀和消費符號正伴隨著外來資本向鄉村蔓延,地方景觀趨于雜糅,村民和外來游客對大世凹村的地方感與地方認同也發生了變化 (表1)。
表1 美麗鄉村與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基本情況對比 Tab.1 Comparations of basic situation between beautiful village and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4.2新的行動者網絡
在都市居民消費空間行動者網絡的構建過程中,出現了新的OPP,即“都市居民消費活動”。由當地村民、外來營業者、旅游者、外出打工返鄉者、外來打工者等人類行動者與房屋、農產品、鄉村景觀、鄉村文化等非人類行動者的轉譯而來,都市居民消費的含義被多重演繹和建構。在規劃設計引導下,村民對自家房屋及院落進行了改造,格式化地運用“小放牛”、“荷塘人家”、“土菜館”等鄉土特色的招牌和秋千、涼亭、池塘等符號體現農家風格,彰顯鄉村生活的悠閑,農家房舍及院落被轉譯成特色消費場所。在政府的積極鼓勵與資金補貼下,當地村民紛紛開辦特色餐館。尤其是中年人,由于“在家里就可以做生意,而且比出去打工賺的還多”,在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對自己的村莊產生了自豪感。這部分村民將提供都市居民消費服務轉譯為自我價值實現的途徑。但是沒有能力開辦餐館或者其他盈利活動的村民情況卻截然不同,例如以農業為生活來源的老年人,由于耕地被“農事體驗DIY”項目所征用,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的卻是一種權利的剝奪。用籬笆隔離出來的“農事體驗DIY”成為服務于游客消費的排斥性空間。 由此,原本單一和諧的村莊出現了分化與矛盾,一部分人從都市居民消費中獲利,而另一部分人認為權利受到了侵犯。來這里旅游的都市居民,以“親近自然”、“體驗農村生活”、“品嘗農家美味”、“緩解壓力”為主要目的。因此假日消費被他們轉譯為健康和休閑。投資者則是將美麗鄉村都市居民消費轉譯為資本運作的新舞臺。另外,農產品被轉譯為特色消費品,鄉村景觀被轉譯為觀賞性消費品。通過都市居民消費活動這一OPP, 異質性行動者實現了角色的轉換 (圖5),美麗鄉村的消費空間特征逐漸形成。
在這個過程中,外來投資經營者、消費者為主的市場力量成為控制網絡的關鍵行動者。大世凹村改造前共有村民36戶,改造完成后,12戶村民自愿被安置到谷里街道的拆遷安置社區,其房產歸集體所有,隨后租給外來經營者。目前大世凹村共有48戶,由原住村民24戶和外來經營者24戶組成。村民更多是使用大世凹村的居住功能,而外來投資經營者將這里視為游客的消費場所,資本的盈利空間。2012年4月,大世凹村開始開放經營時,個體經營戶有23家,其中村民開辦飯店的有12家,外來營業的有11家。但是隨著政府補貼政策的退出,以及市場激烈的競爭作用,村民開辦的飯店由于經營不善而導致6家關門,目前只剩6家繼續經營,分別為荷塘人家、桃園人家、慶和居、歸園田居、牛首土菜館和天闕美味居 (圖6)。外來營業者的數量略有增加,截至第二次調研時,已經增加到14家。外來者經營的飯店日平均接待游客量和年平均收入都大于村民經營者,對村民經營者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在旅游淡季,大部分村民經營者歇業, 外來營業者經營的飯店成為僅存的可消費場所。在這一轉換過程中外來營業者逐漸走向行動者網絡的中心,成為關鍵行動者。而村民由于不善經營而難以為繼益,逐漸退向行動者網絡的邊緣。在空間上,村民也退居一隅,如輔房或樓上, 而主屋、客廳、庭院等原本村民生活的主要前臺空間騰讓給外來經營者和消費者。
4.3行動者網絡的轉變機制
隨著美麗鄉村物質環境建設完成,經營階段開始,政府的作用減弱,村民和行動者網絡的關聯由直接走向間接,連接度降低,外來投資營業者進入并逐漸走向網絡中心,成為關鍵行動者,新的行動者網絡出現。這體現了行動者網絡的動態調整過程,該過程主要受以下兩重機制的驅使。
圖5 都市居民消費活動對行動者的轉譯 Fig.5 The translation of actors by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1) 行動者網絡本身的控制和排斥性。由其目標意圖以及行動者網絡所要求的一致性所決定的。行動者網絡的目標意圖,往往也是關鍵行動者的意圖,決定了它需要招募的行動者和行動者有意義的行動,否則將被排除在外。從美麗鄉村到都市居民消費空間,行動者網絡的目標已經從改善村民生活環境轉向通過都市居民消費來促進鄉村經濟發展,提升村民生活質量。因此,那些不進行任何經營活動的村民就被網絡排除在外。 而村民之間也因為利益獲取與分配的不均而造成分化。部分村民反映“如果與政府及相關部分的人員有‘關系’,房子就能整修的好一點,賠償也多”。隨著外來營業者和消費者為主的市場力量逐漸壯大,不善于經營的村民也面臨被網絡拋棄的命運。不同村民對游客的態度也截然不同,從事經營的村民將其作為顧客而歡迎之至,但非經營村民則將游客看作“鄉村環境破壞者”而心生厭惡和反感。例如有村民提到“上午出去一趟回來,家門口的野菜全被游客拔光了”,“游客垃圾隨處亂丟”等。
圖6 大世凹村本地及外來經營戶空間分布情況 Fig.6 The space distribution of dealers in Dashiao village
(2) 涉及到異質行動者的不同利益訴求能否在某種情況下得到滿足。主要是當外部環境和要素變化時,獲益通道發生改變,原有的行動者網絡隨之改變、消亡或出新。由于鄉村景觀的季節性特點和南京地區冬季寒冷,夏季酷熱的氣候因素制約,都市居民對美麗鄉村的消費活動呈現季節性和假日消費為主的特征。即每年春季的3-5月以及秋季的9-10月是旺季,其余超過半年的時間消費者寥寥無幾。這一周期性且不穩定的市場環境給經營飯店、旅館的村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天闕美味居的老板娘向調研小組調研人員抱怨“人 (消費者) 少了很有壓力,不但賺不到錢,還要給廚師發工資”。因此,有部分村民只在旺季的時候經營,其余時間外出打工,一些返鄉開店的業主在出現經營慘淡的情況下再次選擇外出打工而放棄了經營。這些對都市居民消費空間行動者網絡的穩定性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5、結論與討論
在中國城鄉關系及鄉村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當前鄉村地理研究出現“后現代轉向”的語境下,運用ANT,以大世凹村為案例,對現階段國內涌現的美麗鄉村建設現象與都市居民消費導向的鄉村發展方式進行剖析。發現在鄉村空間的重構與再構過程中, 土地、房屋、鄉村景觀、基礎設施、資本等非人類行動者,政府、村民、基層黨政組織、文化名人、外來營業者、游客(消費者)等人類行動者在各自利益驅動下通過共同的OPP締結形成行動者網絡,并隨著時間演進和環境條件變化而發生轉化,即先后形成對應于“美麗鄉村”和“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兩個行動者網絡。進一步通過對行動者網絡的轉化過程和機制分析,剖析在鄉村建設與轉型發展過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機制及其有效時域,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及其所帶來的利益爭端與社會不公問題,村民由鄉村社會與空間的主體淪為都市居民消費空間中被邊緣化的角色。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 大世凹村從普通鄉村到美麗鄉村的轉變,蘊含著一個以江寧區政府為關鍵行動者,吸納了多個人與非人的異質性行動者所締結的行動者網絡。谷里街道、周村社區、 大世凹村村民、國畫大師等人類行動者,自然及人文景觀、土地與房屋等非人類行動者在美麗鄉村行動者網絡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ANT中的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的對稱性原則對此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2) 私營村民、外出打工返鄉者、外來打工者、外來營業者、游客、農產品、農村景觀等行動者通過都市居民消費活動實現了角色的轉換,也完成了大世凹從美麗鄉村到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重構。在這一過程中,相關政策和資金支持的退出,區政府聯合外來營業者、消費者為代表的市場力量轉而成為大世凹村社會空間重構的主導機制。為迎合消費需求,鄉村景觀和鄉村文化被消費趨于消解,特別是村民以及村民的日常生活在被部分地選擇和放大的同時,出現了邊緣化和后臺化,非本土的鄉村文化及生活被移植或象征性地挪用,致使原真的鄉村性趨于消逝。
(3) 借助于行動者網絡理論,先后通過兩個不同的行動者網絡,以及網絡變化的機制,來轉述大世凹村的社會空間重構的機理。關鍵行動者,特別是政府所定義的目標意圖的變遷,即由改善物質環境轉變為促進經濟發展決定了社會空間重構的方向,以及外來經營者和消費者介入并成為后續關鍵行動者的可能。而行動者網絡的利益格局、利益通道的變化是導致行動者退出、轉變角色、新的行動者進入和網絡變化的內在機制。由于行動者網絡是一個充滿利益爭奪和協商的動態連接,社會空間的重構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4) 在行動者網絡視角下,美麗鄉村不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懷舊的場所, 更是一個由政府、組織、村民、消費者、資本、景觀、文化、建筑、土地等異質性行動者及其相互作用所構成的具有一定權力關系與動態變化的行動者網絡空間。其中,村莊的主人——村民自始至終都沒有發揮關鍵行動者的作用,并且在參與或受斥于行動者網絡過程中,出現利益分化與不公現象。
Murdoch將行動者網絡空間定義為兩種,即標準空間 (spaces of prescription) 和協商空間 (spaces of negotiation)[27]。從垂直向度來看,美麗鄉村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穩定的,在強有力的政府作用下,各行動者團結一致的標準空間。都市居民消費空間則是由市場決定的,相對不穩定的,行動者之間需要協商的空間。從水平的向度來看,大世凹村的案例又是中國的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行動等政治和政策推動下的標準空間,和大世凹的具體情形,即協商空間相疊合的結果。但是,如何更好地疊合,即更好地將政府與市場力量結合起來,調動各類行動者的積極性,協調作為生活空間與消解鄉愁的美麗鄉村,與具有經濟活力的都市居民消費空間的沖突,將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南京大學人文地理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研究》 2015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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