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前面曹錦清先生說到的這個問題極其重要。一個國家在國力衰弱之后，其自己的那套制度也會遭殃，就會被污名化、被拋棄。可是，中國作為一個這么大的國家，從近代以來開始衰弱，這個其實并不是我們的一系列制度所造成的。我在讀了有關全球史、世界體系、全球化等主題的書籍之后，覺得中國作為大國在近代的衰弱實際上是由大的格局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擴張造成的，不能單單將其歸咎為中國制度的問題。
從近代開始再到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對中國傳統的反思基本上都是對制度的污名化，所以曹錦清先生前面的說法是非常有力的。他提出了治體和政體，非常有力地讓我們能夠在思維的道路上稍稍扭轉一下，即不要順著近代以來的慣有思路一直走下來。我們以前經常說大國治理與小國治理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要把一個小國的治理經驗拿到中國這樣的大國來套用。像上世紀80和90年代，我們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熱衷組織干部去新加坡學習治理經驗，我覺得這不太切合實際，因為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國家，大概只有廣州那么大，我們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去學習它的什么東西呢？以前有人常常把大國污名化，好像大國就一定與封建、專制、保守等東西相聯系，殊不知大國能夠維持下來是一定有它非常了不起的過人之處的。今天世界上還有幾個大國能夠像中國這樣接續自己的傳統資源獨立自主地走下來？所以，曹錦清先生前面說，這絕對不是“人治”或者“專制”這兩個詞可以輕易地將中國政治過程打發掉的，它里面一定是有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東西的。我覺得郡縣制這個話題非常有力地回應了上述問題，就是我們中國作為大國能夠走到今天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有一套成熟的制度在內。
曹正漢先生非常詳細地分析了我們這套制度是怎么運作的，以及到底這套制度好在哪里。我想補充的一點就是，中國作為大國能夠維持下來，除了郡縣制之外還有沒有什么東西在維系著它？其實我不是很同意只是用“央地關系”來分析傳統中國的一套政治過程，我們不能以今天的國家概念去想象王朝，也不能以今天的交通及行政的可達性去想象數百年前的治理空間。在王朝時期，比“央地關系”更有彈性的是“天下”概念。
“天下”概念之所以能夠流行，蘊含在其背后的內容是什么？這里面一定有文教也就是儒家文化。就是說，是儒家文化制度化的存在才使得中國這么一個大國的治理能夠一直維系下來，因為我覺得儒家文化作為一種教化的載體，它非常有效地降低了大國治理的維持成本，或者說是行政成本。在古代那種技術條件下，如果沒有儒家文化發揮這方面作用的話，光靠郡縣制也不一定能支撐得住。所以這就聯系到我對曹正漢先生觀點的探討，曹正漢先生提出的“強政權、弱國家”概念，我覺得是非常有挑戰性、非常有意義的。但是當時為什么是弱國家？首先，可能當時還沒有國家的概念，沒有國家的形態存在，再一個就是文教發達。文教發達使得國家不需要發揮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是弱國家、強文化。還有就是曹正漢先生提出的代理風險和社會風險的問題。我覺得這兩種風險的燃點和爆發程度是不一樣的。可能代理風險比較容易出現危險、出現問題。異姓也好、同姓也好，利益稍微不均衡就有可能鬧事，它的燃點是比較高的。但是社會風險，就是底層民眾的叛亂、造反、起義、革命，其燃點我覺得是會比較低的。如果把這兩種風險拿在一起分析的話，也許是需要適當作出區分的。我幾年前到江西的興國去做中央蘇區的調查，當時也訪問了當地的一些老人家，包括向他們采集區域內的歷史傳說。他們說當時太平天國的軍隊在江西那一帶殺人無數、血流成河。我就問為什么這么厲害、殺這么多人？老人說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老百姓不愿意向他們交糧、納稅。為什么呢？因為當時人們只認皇帝，只認清朝，人們不認太平天國的軍隊，人們寧愿被砍頭也不向太平軍交糧，所以導致太平軍濫殺無辜。這背后就反映出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普通民眾，他們的心中對正統的認同是非常深的，所以你讓他們起來造反是不太容易的。我們知道歷代民眾的起義造反，往往是民眾碰到災害之年生活過不下去，并且要有領袖，但是同時還需要有另一套文化的配合，賦予造反行為的正當性，這就是所謂的“千年王國論”。利用某一種宗教的信念及組織網絡，在許諾給人們美好愿景的同時，快速地跨區域組織大批群眾參與集體行動，可見教化的力量是非常厲害的。因而我們要來分析行政成本、代理成本或者治理績效、治理風險，都需要把這個維度考慮進去。我們在考慮大國的治理經驗時是不應該遺漏掉文教的。
今天我們的國家在越來越強大的同時，為什么越來越強調集權？按這個郡縣制的歷史來看，應該是國家會結束集權。可是今天國家這么強大了，權力為什么還要收到國家那里去，這是怎么回事？我認為這里面是因為治理技術在變化，技術跟以前不一樣了，它可以實行集權。以前可能是技術不匹配的時候，它用文教輸出，那么今天技術跟上了，也就意味著它可以不需要文教的輸出。我想，在中國崛起、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治理，有了成熟的治理技術，在國家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的情況下，我們還需不需要文教？如果需要的話，我們的文教是什么？如果沒有文教的輸出，僅靠技術的治理手段（例如今天在城市中流行的、將技術手段用到極致的所謂“網格化管理”），我認為那是走不到“善治”、“良治”的地步的。這套文教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在助力一個大國的治理，同時也關系到推動人民主體性的形成。文教不僅僅是在治理技術不足情況下可以發揮彌補的作用，同時也應該在治理技術過度發達情況下發揮糾偏的功能。在今天，我們是否需要倡導文教以及需要怎么樣的文教，這是值得人文學者深思的。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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