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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農業帝國的前重商主義控制

[ 作者:秦暉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4-23 錄入:王惠敏 ]


筆者前曾指出:現代國際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中的確很多是大家都能生產,只是你生產這個更合算,我生產那個更合算,我們各自發揮“比較優勢”,通過貿易進行國際分工。但是在古代,很多貿易都是“互通有無”,而不是根據“比較效益”進行分工的。修木主張“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其實可以簡化一下。不用講競爭力,購買力,或是上癮不上癮”,只講消費偏好。對此我已經反駁了:“消費偏好”沒那么神奇,購買力和上癮與否不能不講。

但他說“不用講競爭力”如果是就比較效益而言,在農業時代的確是這樣。中國賣生絲,英國出羊毛,南洋有香料,美南種棉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然稟賦決定的,不可替代,也沒什么競爭力可比。

對于英國而言,中國出桑蠶就像中東出石油一樣,今天海灣國家石油那么多并不說明它們先進,當年中國桑蠶多其實也是一樣的。直到出現可替代產地,那就有競爭了。

清末民初,日本的桑蠶,印度錫蘭的茶都對中國絲茶形成強有力的競爭,而中國初興的工業又還競爭不過列強,中國的落后就一下凸顯出來了。當然這并不表明她此前就不落后(指落后于西歐),只是沒那么凸顯而已。

而在此之前的農業時代,一方面世界各部分聯系較少,各地都有其他地方稀罕的新奇特產。另一方面在前工業化時代這些東西都很難大規模生產、以數量以效率取勝,而只能是以新奇取勝。所以當時影響外貿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你能高效率地賣出多少大路貨,而是你能買得起多少新奇玩意。

追求新奇其實是人類天性,天性老古板與喜新厭舊狂作為個性差異古今中外都存在,但應該都是正態分布。與其說有中西之別,毋寧說有貧富之差。窮人惟求一飽,富人追求時髦,這就是購買力影響消費偏好。某個人消費某種商品或不能這么說,但社會消費總趨勢基本可以這么說。英國人喜歡絲茶,中國人不太買毛貨,如果刨除了貿易限制的影響,其實主要就因為那時中國人比英國人窮,這有什么難為情的?那時窮,不就才顯出我們現在發展快嗎?

而且購買力這東西還有“乘數效應”,“物以稀為貴”和“物以勞為貴”都是不對的。寶石再稀罕,沒人買它也就是石頭而已。緬甸翡翠本來并不算多貴重,如今中國人狂買,它也就上天價了。供不應求則貴,供過于求則賤。

在沒有因工業化生產而擴大供給之前,購買力強不但會增加實物購買量,更會抬高單價。修木說英國位置偏遠,亞洲香料本來不貴,運到那里就貴了。其實,歐洲人的大量購買即便在產地也提高了香料的價格。亞洲香料原來基本取自天然,后來大都發展成種植業,就是這個原因。購買量本來就多,單價又漲了,進口額就會成“乘數”增加。但對方購買力弱,你的出口貨本來就銷量少,價格又上不去,出口額就成“乘數”的低。那就更容易出現逆差了。

所以,農業時代大都是相對富強之國容易產生貿易逆差,主要原因就是其相對強大的購買力——所謂相對是就貿易對象而言。明清人的購買力或許不一定比漢代低,但與西歐人相比,那購買力顯然遠不如漢代相對于“四裔”的購買力了。漢唐宋元的中國乃至羅馬帝國當時相對于交往對象而言都夠富強,所以也都有貿易逆差。

而從貿易政策來看,那時的專制體制下貿易(尤其是國際貿易)其實很少是“自由”的,但專為刺激出口阻止進口而實行的限制也很少見。尤其是那些強大帝國的統治者常常并不關心幫助自己的商民賺錢,卻醉心于享受海外奇珍,所以鼓勵“進口”而限制出口反而更常見。而所謂鼓勵“進口”,其實更多的是鼓勵“四裔”進貢“方物”供統治者奢侈享受,而回贈“四裔”的賞賜價值卻常常遠高于貢物,為的只是滿足皇上的虛榮心。

人們常常從數量感覺這種所謂的“朝貢貿易”既然賜多貢少,那不就是“出超”嗎?其實,貢賜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交易,也可以看作一種經濟往來,但卻不是經濟貿易。而這種往來對貿易的嚴重影響,就是對交換價值的扭曲。

朝廷的大量賞賜換來的是皇上的面子,而不是百姓所需。如果這時國力民力尚可,社會(相對所交往的世界而言)富庶,百姓還有足夠的購買力對舶來品形成商業需求,這些舶來品作為“貢余之物”就會變得比純粹貿易條件下更為稀缺,價格也會被嚴重高估。

而朝廷的大量賞賜卻屬于零價贈送,這必然會壓低貿易出口的同類商品的價格。所以,“賜超”不但不等于貿易出超,而且正相反,“賜超”越大,從貿易價值看就越不可能出超,而只會擴大入超。這也容易助長“前重商主義強勢逆差”。

逆差未必就是壞事,但長期大量逆差顯然不可持續(其實長期大量順差也一樣)。不過同樣不可持續,不同原因的逆差,表現還是不一樣的。

清前期英國對華貿易的逆差,雖然因為白銀支付太多導致英國財政的難題,英國商民卻還是獲利的。逆差時期的英中貿易也始終是資本積累的途徑。所以雖然議會中有基于國家財政立場的批評(修木所說英荷議會中對東印度公司的批評就屬此類),貿易商仍然樂此不疲。所謂重商主義政策雖有控商的一面,其實還是幫助本國商民與外國競爭逐利的。

但農業帝國的“前重商主義”控制就不一樣了,朝廷“賜超”加上“抑商”,不但會搞得國庫空虛,而且會使商民走投無路,甚至官逼商反、迫商為盜,對外貿易失去資本積累的功能,甚至產生“資本耗散”之效。所以漢唐宋元“富國的逆差”同時也是“耗富的逆差”,它一方面體現了富國的強大購買力,伴隨著國內的“東京夢華”和國外“通寶”流布顯示的天朝聲威,但另一方面也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從漢代“賢良文學”反對外貿的呼聲,直到明初反對“鄭和下西洋”的“清流”輿論。到了明清,“富國的逆差”終于變成了“窮國的順差”,中國的購買力也伴隨著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強勢地位一起衰落了。

而如果這種衰落沒有發生,專制強國逆差不可持續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對外掠奪。既然是強大帝國,真金白銀不夠支付逆差了,那就搶唄。所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說法如果能夠成立,其實就是專制強國的好戰,與所謂“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并無關系。語源學指出:imperialism的詞根就是拉丁文的imperialis(帝制)。14世紀以后imperial一詞在英語中出現時也是與當時的王權開始強大、不同于此前中世紀諸侯林立的feudalism(封建)相聯系的,與我國的秦后“帝制”不同于先秦 “封建”,其實十分類同。

17世紀英國革命時出現imperialist(“帝國主義者”)一詞,其意仍是指反對共和的帝制政體擁護者。但隨著“光榮革命”后英國政體爭論逐漸淡出人們的議論,更由于海外擴張產生了“大英帝國”這樣一個并非指政體而言的概念,到1870年代后這個詞逐漸變成指英國對其廣大殖民地的統治,并形成了意指殖民制度的imperialism一詞。10再后來它又被考茨基、希法亭與列寧等人用來指“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這時它已與原意相去甚遠。

近代英國搞“炮艦政策”實行殖民侵略當然是應該譴責的。在反殖民斗爭中把“西方殖民”過程描繪得似乎人類歷史上最黑暗,也是當時的需要。不過在殖民體系瓦解已經幾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說作為當年殖民者后代的西方人還應該堅持“政治正確”的自我反省的話,那么不具有這種包袱的我們就應該客觀指出:前近代世界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蠻不講理,無論怎么說都要比近代以后厲害得多,這個常識是不應該被意識形態遮蔽掉的。

亞述波斯阿拉伯蒙古奧斯曼且不去說他,僅就西方而言,前近代的野蠻行為也比近代或“資本主義”時代多得多。包括15世紀后西班牙葡萄牙人到拉美去搶金銀,其實也就是“雙王”戰勝摩爾人后欲望膨脹所致,與傳統帝國的征服欲并無本質的區別。航海與地理發現對這輪征服在技術上起了作用,但征服者本身卻與制度上的“資本主義”沒多少關系。

西班牙的工商組織與雇傭、契約關系并不發達。該國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前不如意大利,后不如荷、英。真正后來搞成資本主義的那些國家都不是靠搶金銀發達起來的。而16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盡管熱兵器還不多,死亡之慘重按人口比例卻遠高于兩次世界大戰,適為“專制強權就是戰爭”的典型。所以,那時強大帝國外貿出現“前重商主義強勢逆差”,不可持續則靠搶劫來解決,其實并不難理解。

上述一系列傳統帝國就不用贅言了。這里要講的是古代中華帝國。關于她有兩種影響極大的“文化決定論”說詞,夸獎的,說中國人喜和平,“傳統上是內向的農業文明,從來不對外侵略擴張”。貶低的,說中國人素質差,“傳統上習慣于專制,搞不了自由民主”。后一種我們另做討論,就前一種而言我們還是得看一些基本事實:

三代時列國林立,“中國”、“華夏”這些名詞雖然出現很早,但上古“三代”時這些名詞只是個文化或文明區域概念,政治上的“大一統”帝國是從秦始皇開始的。不武力擴張,中國是怎么成為世界少有的多民族大帝國的?

而這個帝國的形成過程不就充滿著血腥嗎?“暴秦”、“虎狼之師”、“馬上得天下”、“提三尺劍,化家為國”,這些話是誰說的?所謂“春秋無義戰”,所謂“爭城而戰,殺人盈城;爭野而戰,殺人盈野。”所謂“馬前懸敵首,馬后載婦女”。從西周的“八百諸侯”到春秋戰國的“五霸七雄”,再到“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周秦之際在華夏族群中從眾多“諸侯國”兼并、擴張成首個大帝國的過程就是那么血腥,那么暴力。而且這樣的過程非僅一次。

中國歷史的特點是周期性的震蕩,“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歷次改朝換代,直到1949年那一次,幾乎每次都要重演一遍從“群雄逐鹿”到鐵血定鼎,或者用毛澤東的話說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歷史,而且往往要弄到“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人口損失一大半的地步。

很難想象,在本民族中建立和一次次重建大帝國的過程都血腥到如此程度,把帝國進一步擴張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夷狄中,卻反而會文質彬彬溫情脈脈,坐等人家來“向化”、“賓服”、“納土輸誠”?這邏輯怎么說得通呢?如果說,“中國文化的特點”就是專門對漢族同胞耍橫稱霸,在漢族內部實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卻只對“夷狄”施恩行惠、溫情脈脈,那作為漢族同胞是不是太可憐了點?這樣的描述真的有助于提高我們的民族凝聚力和對外感召力(軟實力)嗎?

郭沫若其人其文多有不足法者,但他的一個看法我是很同意的:“中國人也是人,不是神仙,也不是猴子。”中國人與世界各民族人民一樣當然有和平的愿望。但不受制約的強權蠻橫起來,也和其他民族并無二致。

修木先生提到“農民欺負牧民”的話題。前已說明我并不贊成這個說法,但專制強權欺負農民也欺負牧民的事毫無疑問應該不少。甚至極端的種族滅絕,如十六國時期的冉閔屠羯、清前期對蒙古準部的屠滅,以及朱元璋禁止蒙古族內婚等等,也確實存在。這和游牧強權屠殺漢人一樣都應遭到譴責。

不過,由于冷兵器時代軍事優勢經常不在農耕民族手中,農耕地區的強權向游牧地區擴張存在技術上的困難,即便強大的專制朝廷得以征服游牧地區,推行農耕地區的統治方式成本也非常高。所以中原王朝歷史上規模最大、而且成果能夠持久的兩次版圖擴張(元與清),確實都是先被北方民族征服、然后再通過漢化(清)或漢族推翻與驅趕征服者(元)的方式實現的。這種過程同樣充滿暴力和血腥,既不是牧民主動“向化”、也并非農民欣然“賓服”。至于農耕區朝廷的弱勢主要也是軍事技術上的原因,并非“文化”上有更多的和平基因。在技術條件改變后是否還會如此是誰也難以斷定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秦川雁塔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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