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甘肅、陜西省農戶調查資料，實證分析社會資本總量及其結構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研究發現，社會資本總量對農戶多維貧困具有顯著緩解影響。在社會資本的4個維度中，社會信任、社會規范能夠顯著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而社會聲望、社會網絡則會顯著加劇農戶多維貧困狀態，反映出社會資本不同構成對農戶多維貧困狀態的影響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戶主年齡越大、戶主為漢族、戶主家庭中男性勞動力更充裕、戶主所在村是扶貧移民村的貧困戶，其多維貧困緩解更顯著；而戶主家庭人口規模較大、戶主從事農業生產時間較長、戶主所在村莊自然災害越嚴重，則不利于其多維貧困緩解。
【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村勞動力；多維貧困；精準扶貧
貧困狀態是復雜的、動態變化的，為制定合理有效的反貧困政策，需要從多個功能性維度研究貧困成因和脫貧機制。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多維貧困的研究進行了較多拓展，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從靜態視角逐漸向長期動態視角轉變，靜態視角研究主要是利用某一年份的數據觀察家庭多維貧困特征及類別，動態的視角主要利用不同年份數據考察家庭長期多維貧困動態變化過程。二是探究了各種因素對不同群體多維貧困的影響機理。王春超和葉琴指出市場化是改善農民工多維貧困的重要原因，也有學者發現最低生活保障金是降低老年人多維貧困關鍵，但另有學者指出農戶從事農業活動時間越長，越會增加持續多維貧困的可能性。以上研究成果為理解農村家庭多維貧困提供了較好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
然而，社會資本也是影響多維貧困的關鍵因素，針對兩者的關系，學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可歸納為以下兩種觀點：一是不同類型社會資本有利于緩解多維貧困。譚燕芝和張子豪指出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通過非正規金融顯著改善農戶多維貧困。具有情感性、工具性內涵的社會資本也有利于收入減貧。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城鎮型社會資本和鄉村型社會資本的健康減貧效應顯著。二是社會資本存在消極作用，不同類型社會資本對多維貧困起到抑制作用。周曄馨得出社會資本存量及回報率低是窮人致貧的關鍵要素。陳云松得出類似結論，認為具有網絡性功能的社會資本收入減貧效應并不顯著。以上產生爭議的原因可能在于：理論界尚未對社會資本給出確切的界定，存在內涵與外延認識不統一的問題；此外，社會資本并不是單維的，而是多維異質性的，多角度所測量的社會資本對多維貧困的影響具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基于此，本文利用農戶調查數據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刻畫農戶社會資本異質性，并實證檢驗社會資本對貧困影響，試圖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社會資本總量對農戶多維貧困產生什么影響；二是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具有方向的一致性。
一、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機理分析
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一種相對可靠的、穩定的、非制度化和具有可持續性的社會關系網絡，該網絡資源可以被加以利用，且它往往嵌入在親緣血緣關系、組織關系、職業關系和鄰居關系之中，并通過非制度化的網絡關系和穩定化的行為模式給予一定保障。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我國農戶分化日益加劇，不同群體的社會資本異質性明顯，且學術界對社會資本異質性劃分觀點不一。Han指出隨著窮人社會資本的變化，他們的福利也在改變，并將社會資本異質性劃分為緊密型社會資本、跨越型社會資本和連接型社會資本；Riumalloherl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組織特征，主要包括社會網絡、信任與規范3個維度；Meng進一步將社會資本劃分為結構型社會資本，而信任、規范對應“關系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陸遷等指出窮人和富人的社會資本存在數量和質量的差異，其中，信任、聲望和參與是反映社會資本異質性的核心要素，網絡資源是社會資本的發展的基石。本文將農戶社會資本劃分為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社會規范4個維度，以探討社會資本異質性與農戶多維貧困關系。
（一）社會網絡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
社會網絡是共同組織成員間的嵌入關系構成的人際資源網絡，隨著市場不斷發展和深化，社會網絡會遭受沖擊和破壞，最終不利于緩解貧困狀態。馬丹用拜年網規模表征了社會網絡規模，發現拜年網規模與生活滿意度呈現“∩”型曲線關系，期初社會網絡規模的擴大與生活滿意度正相關，但隨著網絡規模不斷擴大，社會網絡的維持成本不斷增加，出現社會網絡規模負向影響生活滿意度，說明社會網絡規模與個體主觀福祉感受存在不確定性關系。章元和陸銘指出社會網絡主要作用是配給工作，并不能直接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但葉靜怡等卻得到相反的結論，該文認為高層次社會網絡不僅能直接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而且也可以在就業后通過影響行為模式和生產率提高工資水平。同時，卓瑪草和孔祥利研究發現不論是強關系網絡還是弱關系網絡，都對農民工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且農民工獲得的信息資源和人情資源是其增收的關鍵原因。但也有學者驗證了社會網絡的消極作用。Gertler研究發現印度尼西亞家庭在面對負向健康沖擊下，社會網絡不再保障正常的消費水平。趙劍治等測度社會資本主要基于社會網絡，并且指出網絡關系具有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其對收入差距的貢獻率超過10%。總體上來說，網絡資源高達性、異質性及廣泛性特性決定了貧困人口缺乏高質量社會網絡，且導致窮人無法充分獲取和利用網絡關系資源，低質量的社會網絡及缺失的網絡關系資源不利增加貧困農戶的福利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低質量社會網絡不利于窮人擺脫貧困，不利于緩解農戶多維貧困。
（二）社會信任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
社會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另一個重要核心維度，通常被定義為相互交往中的成員對他人行為合乎社會規范、規則的一種心理期待。從宏觀角度看，崔巍和陳琨發現社會信任顯著促進經濟增長，驗證了Arrow提出的“在任何一段時間內完成的商業交易都蘊含著信任，甚至認為世界經濟的衰退歸因于相互信任的缺失是合理的”觀點。從微觀角度看，社會信任在農戶勞動力流動、收入分配、健康狀況、主觀幸福感、總消費支出、養老保險滿意度和忠誠度、參與環境治理、家庭創業決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社會信任如何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研究頗少，互惠利他理論為社會信任通過建立合作機制緩解多維貧困提供了依據。由于農戶貧困是動態變化的，且其多維貧困的演變受復雜因素的影響，有必要采取多群體合作的方式緩解多維貧困，以平滑消費和分擔風險。而信任能促進多群體達成合作，是合作的基礎。威廉姆森提出何種類型結構能促進合作，可能的回答是：達成合作的唯一途徑是把合作局限在彼此信賴的個體之中。貧困人群越是相互信賴，社會信任水平越高，則交易成本得以下降，合作效率提升促進經濟凈效益提升，從而緩解貧困。周文等指出相互信任的農戶之間彼此熟悉對方的家世背景、財產狀況、家庭成員等比較隱私的東西，容易達成合作，形成互幫良好氛圍。實際上，不同群體越是熟悉，越是交往密切，信任程度就越高，也越是能夠達成合作契約。唐為和陸云航研究發現較高水平的社會信任正向影響收入，社會信任的收入減貧效應顯著。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社會信任通過建立合作機制，能夠緩解多維貧困。
（三）社會聲望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
戴維·波普諾認為社會聲望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表征，指個體從別人那里獲得良好口碑、評價和社會認可。社會聲望在促進農戶參與小農水合作供給意愿、電商交易平臺的選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實際上，基于長期信任和資源互惠而形成的社會聲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網絡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數量和質量。社會聲望越高，控制資源數量越多，獲取資源質量越高，取得經濟回報就更高。然而，現實中由于勞動分工及城鄉戶籍制度的壁壘迫使農戶恰恰處于社會結構的底層，這就意味著農戶擁有更低的社會聲望。低社會聲望導致農戶獲取低收入，進而促使農戶容易陷入貧困，形成“低社會聲望—低收入—陷入貧困”惡性循環的怪圈。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3：低社會聲望容易導致農戶陷入貧困，不利于緩解多維貧困。
（四）社會規范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
社會規范作為社會資本的基礎，反映了農村特定貧困人群具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經歷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愿景、道德、規范等。具體來說，社會規范維度是農戶與鄰友、組織、親人和朋友等共同擁有的興趣以及對村里規章制度運行具有相似的看法。韓洪云指出社會規范作為社會個體之間共享的信念，對農戶個體行為具有一定調節作用。事實上，共同的行為規范不僅包括直接外在強制約束集體成員行為的諸如法規準則等正式規范，還包括基于口頭承諾、道德約束正向或負向激勵的考慮，農戶個體成員已經內化的、自覺遵守的非正式規范，如村規及良好習俗。總之，良好的規章制度運行內在約束農戶生產活動，完善的規章制度促進農戶之間內部溝通、交易更為容易，有利于改善農戶生活條件，減少貧困的發生。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4：良好的社會規范能夠減少貧困的發生。
（五）社會資本總量與農戶多維貧困的關系
在鄉土社會濃厚的中國農村地區，社會資本是影響農戶決策的重要因素，必將對農戶的貧困形成和脫貧路徑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認為，社會資本主要通過以下機制緩解農戶就業、收入、教育、健康和主觀福利感受等維度的貧困狀態。首先，信任機制。社會資本是一種互幫、互助及互信的關系網絡資源，信任能夠促進農戶相互交流，成為抵御風險、減輕沖擊傷害的最有力保障。由于農村信息交流比較封閉，村莊內部農戶長期重復交易形成的信任機制促使博弈雙方積極展開合作，減少交易成本，有利于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張爽等研究發現，網絡信任能顯著減少農戶貧困狀態，且不會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提高而顯著下降。其次，人脈資源機制。社會資本由彼此信任的熟人組成，熟人之間相互傳遞商業機會與多樣化的工作崗位，能夠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馬光榮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能夠顯著增加農戶自營工商業收入，且能夠間接性增加農戶收入，緩解農戶貧困狀態。最后，信息共享機制。農村貧困地區信息傳播比較閉塞，政策法律法規等信息傳播不完備，導致農戶獲取信息不對稱，限制了農戶發財致富的機會。重要的信息篩選機制能夠較好促進農戶之間傳遞工作信息，增加農戶尋找工作機會與經濟來源。Granvotter研究發現社會網絡關系在傳遞工作信息中起到重要作用，親朋好友之間推薦工作占比較大，間接性增加了農戶獲取收入的機會。郭云南等研究發現中國宗族網絡能夠顯著減少農村收入差距，農戶通過“傳、幫、帶”等方式降低外出打工成本，提高窮人外出打工可能性進而增加其收入，減少貧困發生。劉彬彬等指出，社會資本總存量與農戶收入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以上從信任機制、人脈資源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3個方面討論了社會資本對農戶就業、收入貧困的影響，但并未能凸顯社會資本總存量的多維減貧效應，因此需要從其他維度（教育、健康和主觀福利感受等維度的）進一步探討社會資本總存量的多維減貧效應。趙延東等從教育角度分析社會資本能夠隱性實現社會再生產，指出具有豐富社會資本的家長，能夠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使子女獲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緩解個體教育貧困。周廣肅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能夠提升個體健康水平，緩解個體健康貧困問題。申云等提出社會資本對個體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積極正面影響，有助于彌補主觀福利感受的缺失，進而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因此，社會資本總量從收入、教育、健康及主觀福利感受多角度能夠緩解貧困狀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設5：社會資本總量能夠顯著緩解農戶多維貧困。
社會資本異質性對多維貧困影響尚未達成一致結論，影響機制有待進一步揭示。本文試圖從收入、住房條件、飲用水、資產、耕地面積、健康、教育、通電8個指標測量農戶多維貧困，將社會資本歸納為社會信任、社會網絡、社會規范與社會聲望4個維度，探析社會資本總量及不同維度影響農戶多維貧困的內在機理。
二、農戶社會資本、多維貧困測度
（一）數據來源
樣本數據源于課題組2015年10月和2016年8月期間赴甘肅張掖市、陜西省洛南縣、丹鳳縣和旬陽縣的專項調查。調查抽取18個鎮、53個村，共發放1347份農戶問卷，剔除無效及缺失問卷后，共獲得1327份有效樣本，問卷有效率為98.52%。與本研究相關的數據主要包括農戶基本特征、農業生產情況、農戶健康及教育狀況、家庭年收入、社會網絡各個維度。
（二）社會資本測度
借鑒苗珊珊、賈蕊等研究結果，本文使用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和社會規范4個維度度量社會資本。同時，本文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構造社會資本總量，一定程度上能減輕社會資本多個維度的內生性影響。社會資本測度及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1。
因子分析之前，信度和效度的分析能夠很好地反映此次問卷的設計情況。信度分析采用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 Alpha），結果顯示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和社會規范各個維度變量題項的克朗巴哈系數值分別為0.762、0.781、0.511、0.683，基于標準化項的社會資本總量Cronbach’s Alpha為0.822，都大于0.500，表明社會資本變量測度有較好可信度。此次調研社會資本變量題項的KMO值為0.776，且適合做因子分析的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近似卡方值為4770.983，其卡方值通過了1%顯著性檢驗，說明此次調查地區的樣本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方差進行因子旋轉，提取社會資本指標體系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結果顯示，社會網絡（SC1）、社會信任（SC2）、社會聲望（SC3）、社會規范（SC4）評價指標分別在因子1、因子2、因子3和因子4上有較大載荷，且這4個公因子方差貢獻率分別為24.116%、16.717%、12.847%、10.036%，累計貢獻率為63.716%，基本能夠表達農戶社會資本的總體情況。因此根據社會資本4個維度的因子得分并以其方差貢獻率為權重，可得到社會資本指標的計算公式：
（三）多維貧困測度
以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被剝奪的多維貧困思想為基礎，借鑒國內外對多維貧困指標的構建及測度方法，以及考慮樣本數據的可及性，采用各指標等權重的方法，建立8個指標來衡量農戶多維貧困狀況，詳見表2。
農戶家庭若占上述任意一項指標則定義為一維貧困，賦值為1；若農戶貧困維度包涵兩項任意指標則定義為二維貧困，賦值為2，以此類推，若農戶家庭存在所有8項指標，則賦值為8。數據顯示，52.1%的農戶人均收入在國家人均年純收入2800元貧困線以下，即經濟貧困戶。除了收入以外，教育、健康狀況及飲用水是較為突出的其他貧困維度，尤其是教育維度的貧困狀況最為嚴重，有68%的農戶沒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其次是65.6%飲用水不是來自5米以下深度的地下水或者水廠，調查地區有少部分貧困農戶仍然依靠雨水做飯，50.7%的農戶對自己健康評價較差。在其余維度中，如住房貧困方面，22.4%的農戶家庭沒有自己的住房或宅基地；而農戶資產與通電貧困維度顯示良好，數據顯示僅18.7%的農戶沒有任何資產，農戶家庭不存在通電困難情況。
調查樣本顯示農戶的多維貧困多集中在二維、三維、四維貧困，分別是20.3%、27%和23%，三者的累計多維貧困發生率高達82.3%，說明該地區二維、三維、四維貧困比收入貧困還要嚴重。五維度以上多維貧困狀況的農戶較少，樣本顯示最嚴重七維貧困農戶僅占0.3%。
（四）其他控制變量
（1）農戶特征變量。參考已有文獻，主要用是否戶主、戶主性別、戶主年齡、是否是少數民族等4個方面反映其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
（2）農業生產情況。本文選擇家庭人口規模、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年限等4個方面特征反映其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
（3）村級地理特征變量。借鑒譚燕芝等的研究成果，考慮農戶所在村級所屬的地理位置及特征可能會對其多維貧困有一定影響，因此設置農戶所在村的村莊類型作為村級控制變量。同時外部自然災害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農戶多維貧困狀況，因為在自然災害頻發的村莊，頻頻爆發的自然災害能夠破壞村級的農田基礎設施，增加農戶農業生產成本，進而加劇農戶多維貧困狀態。以上選取的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3。
三、社會資本異質性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實證分析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農戶多維貧困，用多維貧困維度數據1-8表示農戶存在一維貧困到八維貧困，0表示不存在貧困。因變量農戶多維貧困是0-8的有序內在排列數據，數值越大表示農戶多維貧困狀態越嚴重。劉紅云等指出當因變量等級數增加并且類別數高于5以上時，通常認為線性回歸與有序離散回歸差別越來越小，因此，本文用OLS模型估計社會資本與農戶多維貧困關系，本文設定的回歸方程如下：
上述（1）式中，povertyiv為多維貧困變量，取值范圍為[0，8]，socialnetworkiv是重要解釋變量，包括社會資本總量、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和社會規范5類社會資本異質性變量；Xiv表示解釋變量，包括一系列農戶基本特征變量及農業生產情況；βiv表示村級特征變量，εiv為隨機擾動項。表4匯報了社會資本總量及結構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
1.社會資本總量及各個維度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
社會資本總量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為負，且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見農戶社會資本總量越豐富，越能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的狀態。農戶豐富的社會資本，意味著其血緣、地緣、親緣關系聯系越頻繁和緊密，較強的血緣、地緣、親緣關系往往給貧困農戶提供較多借款和轉移支付等機會，貧困農戶依靠豐富社會資本的支持，積極應對小孩升學教育費用、支付意外健康風險、改善生活條件及緩解收入波動的沖擊，有利于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研究假設5得到支持。
社會網絡對農戶多維貧困產生正向影響，且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以互利為基礎建立的網絡關系，可能會加劇農戶的多維貧困狀態。即社會網絡在影響農戶貧困狀態中可能出現網絡的資源配置功能失調，未能充分調動社會網絡資源，進而不利于農戶貧困狀態緩解，特別是消極社會網絡在為貧困農戶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通常也會損害其他人的相關利益，尤其是農戶之間、農戶與村干部之間以互利為基礎的獲取資源機制，引起經濟利益分配出現“效率”和“公平”矛盾的問題，弱化了社會網絡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的功能。研究假設1得到支持。
社會信任對農戶多維貧困產生負向影響，且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說明在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中，社會信任發揮重要的緩解功能。原因在于，“從熟悉中得到信任”是中國農村鄉土社會中社會信任生成并不斷演化發展的基本邏輯，熟悉的農戶之間密切交往，使相互間信息較為透明，降低了合作交易成本，外加本土化的情感認同與信任，易于達成合作契約。多維貧困農戶是人力資本脆弱性高、抵抗風險能力差及固定資產缺乏的群體，緩解此類群體的貧困需要較多的人際幫助，來自高頻互動的熟人的支持為合作成功提供了一種信任擔保機制，能有避免機會主義行為，減輕貧困。因此，社會信任能通過建立合作機制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研究假設2得到支持。
社會聲望對農戶多維貧困產生正向影響，且社會聲望系數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呈現正相關關系，說明社會聲望較高的農戶，其多維貧困發生的可能性增加；而聲望較低的農戶，其多維貧困發生可能性降低，研究假設3未得到驗證。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農戶是政府實施精準扶貧政策過程中貧困識別的最小化瞄準單位，且農戶之間天然具有異質性，政府可能根據不同類型農戶的貧困深度和貧困廣度實施差異化的建檔卡，可能將扶貧的資源更多瞄準聲望較低的、貧困較深的農戶，另外加上聲望較低的農戶可能意識到自己收入、職業和聲譽處于不利地位，其脫貧內生動力較強，脫貧的積極性增加，一旦外部力量給予扶持，聲望較低的農戶積極利用扶貧資源以提升其經濟實力，從而跳出多維貧困束縛，到達脫貧的目的。因此，假設3在此并未得到佐證。
社會規范對農戶多維貧困產生負向影響，且社會規范系數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檢驗，表明農村規章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緩解農戶貧困狀態。農村地區的特定貧困人群形成了共同的語言、文化、經歷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愿景、道德、規范等，這種共同的世界觀蘊含著一定的獎懲機制，能有效地增強貧困農戶獲取脫貧致富資源行為的可預見性，進而緩解其多維貧困狀態。規章制度越透明，農戶對脫貧致富的政策信息了解越多，越傾向于從事高回報的工種，獲取較高的經濟收入，進一步降低貧困狀態。規范借助于互利、互惠、互信、互讓及輿論壓力等形式實現自我約束，在精準扶貧過程中作為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成為緩解多維貧困的促進力量。研究假設4得到支持。
2.農戶基本特征
從表4模型估計結果看，戶主年齡系數在社會資本結構及總量模型的系數分別是-0.037和-0.048，且通過了1%顯著性檢驗，表明其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模型結果可以看出，隨著農戶年齡增長，意味著家庭擁有較強的勞動競爭力，為其帶來較高的經濟收入，因此越有利于減輕農戶多維貧困狀態；是否少數民族在5%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表明漢族更能幫助家庭脫貧，少數民族的農戶陷入多維貧困可能性增加，主要原因是受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少數民族農戶自身生計能力受到一定限制，陷入多維貧困概率增加；家庭規模在5%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說明農村家庭人口數量增加可能加劇農戶多維貧困的狀態，主要原因是較多的人口意味著較重家庭負擔，平均每個人享受的福利資源相對較少，不利于改善多維貧困狀態。
3.農業生產情況與村莊類型
男性勞動力在1%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狀態，相對女性勞動力而言，男性勞動力對家庭經濟貢獻更多，因此，擁有較多的男性勞動力更有利于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況。從事農業生產年限在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狀態，說明從事農業生產時間越長，越不利用減緩農戶多維貧困狀態，因此，加快農村人口勞動力“農轉非”的步伐是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的重要路徑之一。村莊類型在10%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說明村莊屬于國家級移民扶貧村，國家對其投入較多人力、物力財力，農戶越有利于降低多維貧困維度。村莊自然災害狀況在1%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狀態，說明村莊遭受自然災害越嚴重，越有可能增加農戶多維貧困的程度。
四、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的緩解效應
為了估計社會資本總量對農戶多維貧困緩解作用的穩健性，本文采用國內外文獻對社會資本較多采用的測量方式，重新度量社會資本變量，再次估計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效應，結果見表5。對社會資本采用“與親朋好友之間禮金支出”來表征。親朋好友之間相互往來是中國農村家庭維護其網絡資源和網絡關系的重要路徑，而農村地區親朋好友間的友好往來常常伴隨著大量人情支出（俗稱“份子”支出），因此選用與親朋好友之間禮金支出對數作為社會資本的替代變量。表5中的結果與表4的結果較為一致，說明本文實證分析結果較為穩健。
盡管用因子分析方法降低社會資本維度，以減輕社會資本內生性的可能。但使用的社會資本替代變量不可避免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通過工具變量法對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檢驗。本文參考王春超等文獻的做法，使用距離最近集市花費的時間作為工具變量。距離最近集市花費的時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村莊的閉塞程度，會影響村莊內與村莊外親戚朋友交往數量。離集市花費時間越長，村莊越閉塞，村莊外的親戚朋友交往數量將越少，人情禮品支出也較少，因而距離集市花費時間會影響農戶的人情禮品支出；而離最近集市花費的時間是一個相對外生變量，農戶多維貧困狀態不會因為離集市時間而發生變化。
2SLS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工具變量結果顯示，Wald檢驗的P值為0.0194，在5%的顯著性水平拒絕社會資本代理變量是外生變量的原假設，Durbin和Wu-Hausman檢驗P值分別是0.0382和0.0390，同樣在5%的水平上可以認為社會資本代理變量為內生變量，這表明本文使用工具變量估計是必要的。2SlS模型估計的F為18.63大于臨界值10，最小特征統計值（Min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為10.0387，大于Stock-Yogo給出的15%水平上的臨界值8.96，因此認為本模型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在考慮了社會資本的內生性問題之后，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仍然顯著且方向為負，說明社會資本總量對農戶多維貧困的負向效應穩定存在。
五、社會資本異質性下農戶多維貧困的緩解
基于甘肅、陜西省1327份農戶實地調查資料，實證分析社會資本總量及其結構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借鑒前人研究結果，將社會資本劃分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和社會規范4個維度，在此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測度社會資本總量，分析社會資本總量及各個維度對農戶多維貧困緩解作用，進一步選取社會資本總量替代變量檢驗其對農戶多維貧困緩解作用的穩健性，最后使用合適的工具變量發現社會資本總量對農戶多維貧困緩解作用顯著存在。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在不同維度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各不相同。社會規范、社會信任能夠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多維貧困狀態，而社會網絡、社會聲望卻能夠顯著加劇農戶多維貧困狀態。反映出某一維度的社會資本能加劇農戶多維貧困，而另一維度的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具有緩解作用，各維度社會資本相互作用導致農戶多維貧困狀態的隨機性，因此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的研究不能忽視它們的結構異質性。但社會資本總存量能顯著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這一結論與社會資本代理變量估計結果一致，通過了嚴格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
針對上述結論，在多維貧困方面，未來政府開展精準扶貧工作應從多維角度精準識別貧困戶基本情況，建立多維貧困評價指標體系，并把多維貧困測度結果作為政府決策參考的依據之一。在社會資本方面，社會資本對農戶多維貧困緩解的異質性意味著，社會資本存量較高的精英農戶獲得大量互幫、互助及互信的社會資源，而社會資本存量較低、家庭勞動者人數較少的一般農戶難以獲得足夠社會資源，這導致農村扶貧過程中存在明顯“精英俘獲”現象，這加劇農戶間的資產和收入差距，強化了農戶多維貧困狀態。因此，應著力培育農戶不同維度社會資本，緩解農戶多維貧困狀態，這對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略、優化農戶生計結構的轉型和促進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第一，農村貧困地區社會資本對于精準脫貧發揮重要作用，政府應該充分考慮社會資本這種非正規承擔網絡的作用。鄉鎮政府可以組織農戶之間形成互幫小組，構建和諧的社區環境，加強農戶之間交流、學習及互利，積極培育農戶社會資本。此外，也可以利用農戶之間的社會資本，動態精準瞄準、精準識別及精準監測農戶多維貧困情況，阻斷農戶致貧返貧的風險，充分利用農戶社會資本的同時防止扶貧資源被非貧困戶侵占。第二，政府應該通過社會資本作用，建立農戶之間普遍信任的網絡關系，積極培育農戶生計能力，優化配置家庭內部勞動力資源，強化其“農轉非”生計活動，促進農戶生計結構轉型，防止農戶再次陷入貧困風險。
【本文作者：賀志武，西安文理學院經濟管理學院講師；胡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6-04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