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稅費征收時期，有一句話叫做“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少F的是，這一健康的公共精神，并不僅僅是口號，也與鄉村治理實踐相結合，具有制度保障。
農村稅費改革及免稅以后，農民負擔減輕了。但另一方面，隨著國家承擔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職能，農村集體“虛化”現象越來越明顯，絕大多數農村集體不再承擔土地調整、共同生產等職能，農民合作也因之無力。久而久之，很多農民有了一個錯覺，以為農村公共事業都屬于“國家的事”。
這些年來，黨和政府重新強調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中的中心工作，密切了廣大干部與群眾之間關系。不過，群眾工作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既要強調走近群眾、關心群眾，又要組織群眾、宣傳群眾，還要教育群眾。在基層工作中，應該肯定基層干部在關心群眾中的努力，但客觀而言，組織、宣傳，尤其是教育群眾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大量群眾工作被當作行政任務來對待，以結果論英雄。比如，扶貧的核心本應是“扶貧先扶志”，要充分創造條件，發動群眾讓其自主脫貧。但在實踐過程中，許多地方黨委政府都對脫貧攻堅工作設定了時間表，并將脫貧任務量化到人、責任到人，使之變成為一項緊急迫切的任務。一些基層黨委政府和扶貧干部為了完成任務，放棄漫長而艱難的群眾工作，轉而以“資源漫灌”的辦法讓群眾脫貧。簡單說來，當前的農村工作往往只開展了行政動員，并未真正進行群眾動員，導致“政府動而農民不動”的現象。
培育農民的公共精神并非無路可循。一是要充分重視集體在理順國家與農民關系中的基礎作用。在農村，“集體”和集體主義是培育公共精神的重要載體。“集體”并非一個抽象的存在，而是與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密切聯系。在筆者的調研經驗中，凡是集體經濟保留完好，仍在實施土地調整的村莊，農民的公共精神保留得就好。原因是，集體成員可以在集體內部算“平衡賬”，人們的相對平衡權利義務關系因可見、可期、可約束而可行。
二是要激活群眾工作方法?？陀^而言，農村傳統的村落共同體正在走向解體，地方性規范很難再約束越軌者。而依靠行政和法律“壓服”，不僅成本高，且難以持續。唯有通過群眾工作中的“說服”方法，做通農民的思想工作，使之真正成為理解國家精神和集體主義的政治主體。
三是要正確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某種意義上，在農村工作中，農村社會的法治化比政府治理法治化更為根本，也更加任重道遠。在法治社會中，農民的正當權益應該受到保護，但“無公德的個人”現象也需得到有效規制。
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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