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后……”的話語模式
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中，產生了一種獨特的話語模式，即“后……”。其中，“后現代主義”應該是影響最為深刻的一個概念。這一概念的認識論意義在于：它對現代性“基礎”與“中心”兩大核心內容進行了批判與質疑，即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下，“基礎”與“中心”被無情地消解了。筆者認為，鄉村的“后生產主義”這一話語模式，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內容上看，都深深烙上了“后現代主義”的印記。這是因為，通過“后……”的話語模式，“后生產主義”質疑了“生產主義”時代鄉村的一個基礎性或者說中心性的功能——生產。在“后生產主義”的語境下，“生產”是鄉村的功能之一，但并不一定是鄉村基礎性或中心性的功能。
二、后生產主義鄉村：西方文獻考察
在西方的文獻中，關于后生產主義鄉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鄉村“后生產主義”的概念化。在20世紀90年代，“后生產主義”是被鄉村地理學家們普遍使用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力圖解釋當代農業發展與變化的趨勢，并使之理論化。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的重點逐漸轉變為對生態系統服務與文化景觀保護等社會需要的滿足，因此，它挑戰了“生產主義”。這是因為生產主義是指高投入、高產量的集約型農業，而后生產主義則是一種對環境更友好的農業生產方法，它不以高產量為前提；而且農民可能會尋求土地、資源的非農使用以補充其收入的損失。因此，相對于生產主義，后生產主義意味著“從一種模式轉變為另一種模式”。
第二，后生產主義鄉村的驅動因素。（1）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業生產中糧食與纖維產品的大量盈余，以及社會對舒適價值的需求往往比對糧食和纖維產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多，這是驅動因素之一；（2）20世紀80年代中期，城市中產階級由于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和安全等原因而產生的“由城市向鄉村的遷移”，是形成后生產主義鄉村的中心動力；（3）20世紀80年代中期，生產主義鄉村在指導思想、環境保護、經濟結構等方面越來越受到各個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質疑；（4）后生產主義鄉村模式的出現與“新型農業技術”的使用也密切相關。
第三，后生產主義鄉村的特征。代表性的觀點有：（1）認為，農業生產從集約式轉向粗放式，農業生產從集中走向分散，農業經營從專業化趨向多樣化；（2）提出后生產主義的“五類特征”：農產品生產從強調數量轉變為強調質量；農地經營方式由單一性趨向于多樣化及勞動力就業途徑向非農化的多元拓展；農業環境政策促成粗放式耕作方式轉變為可持續農場經營；生產形態從集中趨向分散；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及農業生產結構上進行政策重構。
三、中國鄉村發展的功能轉型
第一，傳統“生產主義”的鄉村功能。“鄉村功能”是指，鄉村為了滿足其居民需求所提供的各類服務的總稱。從不同的角度看，鄉村功能涉及居民生產、生活與交往的許多方面。而傳統的生產主義鄉村的功能，是指在傳統的鄉村中，以農業生產為核心展開的村莊生產、生活與交往三個層面交織在一起的村莊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之而來的就是鄉村功能的變化。
第二，傳統生產主義鄉村功能的解構。結構決定著功能，所以鄉村空間結構、人口與產業結構的變化才導致了鄉村功能的解構。（1）從歷史上看，中國鄉村空間結構的變化是一個自然而漫長的過程，因為鄉村空間結構是基于生產主義功能而自然與長期選擇的結果。而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的社會變革，帶來了中國鄉村空間結構的變化。這一結構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大城市周邊地區，城市要素向鄉村滲透和延伸，鄉村空間呈現出急劇收縮的態勢；二是在遠離大城市的地區，村落居住空間表現出沿公路線“線狀聚集”的形態。（2）中國鄉村人口與產業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單向轉移；鄉村大量中青年人口、高素質人口向城市轉移；鄉村勞動力大量流失產生了“留守兒童”等鄉村問題；鄉村大量青年人口流失對區域糧食生產以及農村種植業結構調整帶來負面影響；鄉村產業結構變化中，農村工業化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因此，在中國鄉村尤其是發達地區鄉村，空間結構、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變化都在消解著生產主義的鄉村功能。
第三，鄉村功能的轉型。在傳統社會，城鄉之間雖然在功能上形成互補性，但兩者之間基本上還處于“弱連接”狀態。傳統的村莊，以散點狀與中心鎮形成弱連接，以此方式鄉村逐漸與城市形成弱連接。而現代工業社會卻完全解構了這種城鄉間的“弱連接”，轉而建立起了城鄉間的“強連接”，這既體現在道路交通的“硬鏈接”上，也體現在市場與資源的“軟鏈接”上，尤其是在信息技術時代，互聯網與移動通訊技術的發展更是強化了城鄉之間的“強鏈接”。
在城鄉“強鏈接”方式下，城市與鄉村都不得不向對方開放。當城市化發展到較高階段后，伴隨著“逆城市化”現象的產生，鄉村中的“三農”要素就有可能獲得活化流動與重新分工組合，從而會形成“三農”的多元價值匹配。這樣，從事農業生產的不一定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業也不僅僅是傳統的種植業，而是可以與二產和三產進一步結合從而衍生出新業態；鄉村也將超越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概念，成為城鄉連續譜中不可或缺的、低密度的、具有獨特文化與景觀價值的人居形態。
四、后生產主義鄉村的新功能
第一，極具“地方感”的“農耕文化”的功能。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中，城市社會以極其強勁的力量復制與模仿了西方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從而出現了社會的高度格式化與同質化。在這一背景下，農耕文化的“地域性”對于重建中國社會的“地方感”，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這是因為，中國鄉村農耕文明發展出一整套生活倫理、人生意義與社會道德的知識體系；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鄉土性、地方感及農耕文明的個性化等文化價值，具有有效“對沖”現代社會高度標準化、格式化與同質化的新型功能。
第二，“生活、生態、生產”兼具的鄉村功能。（1）西方的“鄉村紳士化”被認為是重新發現“鄉村生活”的一個契機，而與西方世界“鄉村紳士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中國的“新上山下鄉運動”或稱“新回鄉運動”，因為這兩者都意味著回歸鄉村可能是未來人類生活的一個趨勢。（2）“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樸素的論斷充分表達了鄉村的生態功能，也道出了鄉村的生態功能是其它功能的核心。（3）鄉村生產功能的實現，應該是在“生態優先”的理念下，發展具有觀賞與文化傳承價值的農耕文化，或者發展具有“環境低沖擊力”的二三產業。
第三，“鄉村性”向城市“反向輸出”的功能。一方面，“鄉村性”在城市時代具有消費功能，這一消費功能主要表現為：鄉村空間的消費性、鄉村“軟景觀”的消費性、鄉村獨特“地域景觀”的消費性。另一方面，通過“鄉村性”符號化，可以實現后生產主義鄉村的多種功能。“鄉村性”的符號化是指，把長期潛移默化在游客腦海中形成的、關于鄉村的心理圖像，通過抽象的方式轉化成一種“文化符號”。在這一文化符號的指導下，再把鄉村的心理圖像通過實體性的鄉村表征反映出來。鄉村性的符號化，在中國鄉村建設中已有比較成功的案例，即南京市高淳區被稱為“國際慢城”的椏溪鎮。
總而言之，后生產主義鄉村，不論是作為引入的一個學術概念，或者是作為鄉村發展的一種范式，還是作為鄉村功能轉型的一種趨勢，都是我們思考中國“鄉村振興”實踐的一個理論視角。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5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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