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當下中國農地經營權流轉中存在大量無償流轉現象。考慮到中國農村是“鄉土社會”和“熟人社會”，而現階段大部分農地流轉確實發生在親友熟人之間，無償流轉也基本只發生在親友之間，因此，將親友關系與無償流轉聯系起來具有合理性。
用租金形態的視角，我們可以將農地無償流轉中的租金理解為一種不需要提前聲明、隱性化的租金形態，在此視角下，無償流轉并不真的“無償”，只是其租金形態隱性化了。
本文認為，親友之間的人情與實物、貨幣租金形態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能夠獨立出來并作為中國的一種農地租金形態——人情租。在某些條件下，轉出者會采用人情租轉出農地，其表現即是無償流轉。本文的目的是說明人情為何能夠成為一種租金形態，并從理論上分析轉出者選擇親友之間的人情作為租金形態的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述，為何20世紀初期罕見無償流轉現象，而現階段卻大量發生，并判斷未來的演變。
人情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一種交換媒介
歷史學家楊聯陞提出，中國社會關系的一個基礎是“報”，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存在一個“交互報償原則”，“報”其實是經濟交換行為。
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人們之間的經濟交換變得越來越迂回和復雜，現在人們已經很少進行實物交換，大量實物交換被貨幣交換所替代。但是，貨幣交換并非交換的全部內容，我們還需要考慮“報”這一概念下的交換，它和貨幣交換并不相同。
一位中國人給他人（往往是親友之間）提供了某種實物或服務，后者并不需要立刻提供實物、服務或貨幣作為回報，但必須在以后進行補償，對這前后兩個環節，中國人很自然地將它們分別稱作“欠人情”和“還人情”。
在這種表達方式中，人情被當作一種類似于貨幣的媒介，某人接受了另一個人的幫助（或實物）而沒有支付相應的貨幣作為回報，但是在對方那里記下一筆“人情債”，這筆“人情債”需要在未來以某種方式勾銷；對于提供幫助的人而言，他記下了受助者所欠的這筆“人情”，未來可在受助者那里兌現相應的實物或服務作為回報。因此，“報”的實質是經濟交換，其交換的媒介是隱性化的人情。當然，接受幫助的人也可以支付貨幣作為對提供幫助者的回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提供幫助的人可以用獲得的貨幣向其他人購買實物或者服務，不必在受助者那里兌現，而“一報還一報”的交換具有“幫助者—受助者”一一對應的特征。
與實物交換幾乎已完全被貨幣交換所替代不同，在現實中，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中國社會存在大量人情交換。貨幣和人情都可以作為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換的媒介，但貨幣交換和人情交換又有不同，基于上一段的例子，我們可以提煉出兩者的3個差異：第一，貨幣交換公開而明顯，人情交換卻是隱蔽的；第二，貨幣交換具有即時性，人情交換卻跨越一段時間，具有長期性；第三，貨幣交換不局限在特定人之間，人情交換卻局限在特定人之間，這既體現在“欠人情”和“還人情”兩個環節中，參與交換的雙方對象不變，也體現在參與交換的雙方對象絕大多數是具有前期交往關系的親友，非親非故者之間很難發生人情交換。
已有文獻多只考慮顯性的實物或貨幣租，沒有明確考慮并分析隱蔽化的存在于親友之間的人情租，因此不足以解釋近段時期大量存在的無償流轉現象并判斷其未來演變。
轉出者在貨幣租和人情租兩者之間的選擇
基于理性人視角，貨幣能增加農地轉出者的效用，人情也能夠增加效用，轉出者會選擇效用最大的一種租金形態。已有文獻在討論轉出者效用來源的構成時沒有關注人情這一要素，本文嘗試將人情租納入農地轉出者的效用函數，通過一個農戶決策模型探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轉出者如何選擇租金形態。
1.貨幣和人情的邊際效用的比較
貨幣可以用于購買公開市場上的商品、勞務，人情只能交換非公開市場上的禮物、幫助等。如果轉出者的需求通過公開購買商品、勞務來得到滿足的可能性提高，人情的邊際效用就相對下降；轉出者的需求如果難以通過公開購買商品、勞務來得到滿足，人情的邊際效用就相對上升。隨著農村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農戶在衣食住行上的許多需求都可以通過公開購買商品、服務的方式來得到滿足，相對而言，這提高了貨幣的邊際效用，降低了人情的邊際效用。
從社會總體的趨勢來看，人情的邊際效用不斷下降，貨幣的邊際效用上升，從這個角度看，更多轉出者選擇采用貨幣租流轉農地是總體趨勢。但是，在農村內部，人情交換仍有其存在空間。
2.公開市場上的貨幣租金率和非公開市場上的人情租金率的比較
固定人情、貨幣各自的邊際效用，農地轉出者選擇貨幣租還是人情租，結果取決于貨幣租金率和人情租金率兩者的比值大小。貨幣租金率很容易被觀測到，人情租金率則較難被觀測到。
未來的農地租金形態
現階段農村有大量農業勞動力和農業經營戶，轉出者容易找到愿意承租農地的親友，農地流轉中的人情租金率不低。未來，隨著農村人口實現代際更替和非農就業機會進一步擴大，離農傾向明顯的青壯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出農業，而中老年務農人口隨著年齡的增長也自然退出農業經營，農業勞動力和農業經營戶數量不斷下降，轉出者將越來越難找到愿意承租農地的親友，農地流轉中的人情租金率不斷下降。如果轉出者的親友全都不再務農，則他們只能把農地轉給陌生人并采用貨幣租。此外，政策的基本導向是鼓勵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并對各類規模經營主體實施補貼措施，這提高了貨幣租金率。因此，未來農地流轉中的貨幣租金率和人情租金率二者的比值趨向于不斷上升，這增強了轉出者采用貨幣租轉出農地的可能性。
在對于人情租和貨幣租的邊際效用的比較方面，新一輪農地確權政策的實施有助于保障轉出者的農地承包權，轉出者借助親友之間的人情來實現產權保護需求的必要性下降，從這點來看，人情租相對于貨幣租的邊際效用下降；其次，如果農村內部出現更多針對留守人口照看需求的服務市場或公共服務機構，或者，如果農業生產服務的社會化程度提高，則留守人口獲取親友幫助的必要性也會下降，這也會降低人情租的邊際效用；最后，農村人口流動性的不斷增強使得原同屬一個村莊的農戶的接觸頻率下降，這傾向于疏遠農村社會關系，進而降低人情租的邊際效用。總體上，人情租相對于貨幣租的邊際效用呈下降趨勢，而貨幣租金率相對于人情租金率則呈上升趨勢，未來轉出者采用貨幣租轉出農地的可能性將上升，相應的“無償”流轉現象會不斷減少。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把自20世紀初期以來到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私人之間（地主對佃農，或農戶對農戶）的農地經營權流轉的主要租金形態演變次序歸納為：實物、貨幣→取消農業稅至今：人情、貨幣→未來：貨幣
作者簡介：陳奕山，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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