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湘西十八洞村調研扶貧工作時，明確提出“精準扶貧”。之后，全國掀起了“精準扶貧”研究和實踐。對于精準扶貧問題的探討，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潮，在此，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談談產業發展與精準扶貧。
“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所以物質貧困必然導向精神貧困，精神貧困反過來就加重物質貧困。傳統扶貧方式主要給予經濟物質資助，而脫離產業發展的“內生物質變量”，必定是難以解決貧困根本的問題，甚至導向一種更可怕的“精神貧困”，大家都爭當“貧困戶”“建卡戶”，滋生助長了不勞而獲的心態、坐享其成的惡習。結果是事與愿違，偏離初衷。
精準扶貧是對傳統扶貧工作出發點和落腳點認識不準的辯證否定，“精”在于找到點子，“準”在于找到路子。所以精準扶貧相對國家而言，這些“點”就是關鍵局部的發展，如武陵山、烏蒙山、滇桂黔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對于某個區域而言，“點”就是某個鄉鎮或者村落。那么“準”是什么？那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結合當地實際按照“一村一品”“一鄉一業”進行產業布局。產業發展即生產力發展是貧困與富裕的內生因子，也是地方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必定是“脫貧”的決定力量。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首先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必定而且只有他們自己創造，才是永恒的。產業發展要尊重從事這個產業的人的本質，即他們的社會性。要認識到社會規律區別于自然規律，精準扶貧這個社會實踐肯定不是簡單產業發展的經濟活動，不是簡單搬運別的地方的經濟發展路子。實踐也表明，在一個地方被證明了是成功的模式，在另一個地方不一定適用。歐洲萊恩河治理模式搬到湘江就沒有多大效果，20多年來，萊恩河還是萊恩河，湘江還是湘江，“打造東方萊恩河”也成為歷史命題。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找準產業發展的經濟路子，才是真正解決精準扶貧的社會問題，諸如上學、看病等民生問題，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黃賭毒的問題等。這就涉及產業規劃及其相關措施，也就是產業“上層建筑”，即一系列政策法規和制度體系，不是簡單的強行帶一個“大項目”進去，就是產業扶貧了。當然，問題都是辯證的，尊重當地居民不等于盲目地相信貧困地區人民的力量，從而放棄“項目”的幫助。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大有作為，通過聯合生產、規模經營，可以有效地將分散的資金、勞動力、土地和市場組織起來，解決“小農戶”和“大市場”對接的體制問題，而不僅是樹立一個“龍頭企業”就叫產業扶貧，最后該企業演變成有貧困特色的“地主”。據統計，農村不少黑惡勢力起源于“龍頭企業”，這其實就是一個“機制錯誤”的問題。
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產業發展要尊重人，也要尊重天和地。遵循因地制宜原則，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著眼資源稟賦和地方特色，宜農則農、宜牧則牧、宜林則林、宜游則游……而不是一哄而上都瞄準短平快的“鄉村旅游”。同時，更要關注“思想貧困”的問題。扶貧先扶志，只有真正樹立起貧困地區人民脫貧致富的信心，從而幫助他們發展產業，變授魚成授漁，才能真正實現脫貧。
哲學是最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從哲學上搞清楚精準扶貧是什么、為什么和怎么做問題，才能避免工作的盲目性，進一步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產業發展和精準扶貧工作。
（作者系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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