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來，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因其在緩解勞動力不足、獲取環節生產規模經濟、改善勞動者健康福利等方面滿足了現實需要而整體上呈快速發展態勢，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業生產不同環節外包發展水平卻出現極大差異。在當前不斷強調農業現代化，農業生產要實現全程機械化的政策目標下，難免會對政策目標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以及政策目標將來的實現能力 所疑惑，為何有的環節生產外包很普遍，而有的環節生產外包卻一直難以發展? 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的行為機制到底如何?
目前關于環節外包的大部分文獻都集中于外包服務的優勢分析及效率測算。雖然少數學者從家庭資源稟賦的視角對環節外包的先后順序進行了研究，認為從勞動力密集型環節外包到技術密集型環節外包再到全環節外包，是推進農業生產環節規模經營的一般路徑，但文獻并未對背后的理論邏輯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對于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形成機制以及不同環節外包水平差異的原因還需更加合理的理論補充。
從勞動分工視角審視農業生產環節外包有助于豐富農戶不同環節外包行為異質性的理解。隨著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趨勢凸顯，農業兼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傳統小農的生存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農業勞動力不足、公共基礎設施老化且供不應求，農民市場地位弱勢等問題凸顯，農業生產勞動分工深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傳統家庭各自決策各自生產的小農經濟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端。當農戶完全放棄農業生產而專門從事非農就業，將土地流轉給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的專業大戶或者組織時，體現的是農業就業與非農就業之間的完全專業化分工；而當農戶仍然掌握生產經營權、承包權，只是將部分環節的勞動過程轉移給專門的組織或個人時，就出現農業生產環節外包，這體現的是農業生產環節內部的專業化分工。在當前非農就業機會并不穩定，發展完全的農與非農專業化分工的條件還不夠成熟的情況下，環節外包因其不改變土地經營權和承包權，不改變土地的物質生產和社會保障兩大功能的特征有效地滿足了現實的需要，從而被各界廣為接受和推崇。
環節外包作為農業生產內部勞動分工深化的體現，雖然同時具備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不同環節生產特征和技術條件迥異，各環節能否最終實現專業化生產由供求雙方多種因素共同決定。購買外包服務凈收益一方面取決于參與農業勞動的家庭勞動力單位時間的非農就業報酬或者單位時間閑暇的效用，以及購買外包服務能夠節約的勞動總量；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外包服務購買的資金成本。而購買外包服務所能節約的勞動總量和外包服務購買成本都與供求雙方同一環節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差距大小有關。那么，實際情況是否如此? 其作用程度又如何? 本文在構建農戶生產環節外包成本收益模型的基礎上，利用8個省25 個縣 1213 個家庭農業生產相關情況的調研數據進行檢驗，以期對農戶生產環節外包行為的異質性給出一個不同視角的解釋。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假設供給方的勞動生產率為 vs（畝/ 小時）、農戶自己生產的勞動生產率為 vd（畝/ 小時），且假設 vs≥vd。農戶可以選擇自己生產，也可以選擇購買外包服務，在某環節上自己生產的面積為sd，購買外包服務的面積為ss，ss＋sd≤s0，s0 為家庭耕地總面積。農戶因為購買外包服務而節約的時間可以用于閑暇，也可以用于非農工作，為簡單起見，假設單位閑暇的效用值和單位時間非農就業報酬相等，表示為 rna。由于現實中非農就業機會并不穩定，從而假設一定時間內找到非農就業機會的概率為Pna，單位時間的非農就業報酬率為 wi，則農戶非農就業預期單位時間報酬或者閑暇的預期單位時間收益為 rna= Pnawi，此時 rna也就是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預期單位時間機會成本，當 wi 一定時，單位機會成本的大小就取決于Pna。供給方則專業化提供某環節的生產性服務，短期內單位時間的工資報酬率為 wa（且 wa 三、實證設計及結果分析 （一）關鍵變量以及主要控制變量描述性分析 從就業機會看，勞動者和決策者并無顯著差別，但決策者工資率的絕對水平要高于勞動者的工資率。從年齡段來看，非農就業機會較多、工資率水平較高的年齡段分布在30 ~ 50歲之間，之后隨著年齡的增加，非農就業機會和就業報酬逐漸下降。 本文對水稻、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不同環節上農戶自身的勞動生產率與服務供給方的勞動生產率以及不同環節生產外包率進行了統計分析。往往外包水平較高的環節，外包服務供求雙方的勞動生產率差異也存在顯著差異。 （二）計量結果分析 為了保證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所有模型均在鎮層面進行聚類穩健回歸。首先考察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影響。指標1非農就業預期報酬在三大糧食作物的回歸模型中均顯著為正，也就是說非農就業預期報酬越高，糧食生產環節外包的概率越高。 為了解釋不同環節外包水平不同的現實，進一步考察不同環節農戶與專業化供給方相對勞動生產率差距對環節外包的作用。由前文描述性分析可知，農戶與專業化服務供給方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在水稻、小麥和玉米生產各環節上都存在顯著差異，且相對差距大小與環節外包水平高度相關。 從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變量的作用方向與預期相符，且主要控制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決策者的個人特征與勞動者的個人特征對環節外包概率的作用機制不同。另外決策者的年齡越大，環節外包的概率越低，也以相同的機制進一步驗證這種假說的可能性。地塊層面上，土地越細碎，外包的概率越低，這與外包的成本相關，土地細碎難以獲取規模經濟，從而購買外包服務的價格上漲，對于農戶而言，外包的成本增加。同理，基礎設施建設（以能否灌溉為例）越完善，外包成本可能越低，環節外包的可能性越大。 四、總結與討論 農戶是否購買環節外包服務是在非農就業機會、家庭勞動力的健康狀況以及家庭收入等約束下，充分權衡環節外包的成本收益之后做出的理性決策。當非農就業機會增加、預期非農報酬增加以及從事農業生產對健康福利造成損失等帶來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上升時，農戶在各個環節上購買外包服務的概率也會增加。農戶與專業化服務供給方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差距是構成農戶生產環節外包行為成本收益的另一個重要考量因素，相對勞動生產率差距擴大，農戶生產環節外包的概率也會增加。而在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一定時，不同環節上農戶與專業化供給方相對勞動生產率差距不同又決定了不同環節外包水平不同。 本文在理論和實證上有效補充了當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研究，但在以下兩個方面仍然值得改進。第一，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是農戶購買外包服務行為決策的一個重要依據，而本文僅選擇了非農就業與健康狀況兩大指標作為機會成本的代理變量，實際上構成農戶從事農業生產機會成本的因素很多。第二，理論上不同環節對勞動力體能要求不同，因而從健康福利的角度來看，不同環節生產的機會成本不同應該也是不同環節外包水平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由于難以將勞動者的健康指標分解到不同環節而只能從整體環節上驗證機會成本的作用，對于這一點無法從實證上加以檢驗。 作者簡介：劉家成，鐘甫寧，徐志剛（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仇煥廣（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技術經濟》2019年第7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