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顧百年歷程，我們黨一直把依靠農民、為億萬農民謀幸福作為重要使命。黨在不同時期的農村政策，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帶領億萬農民匯入民主革命、建設新中國、改革開放的洪流，使中國從一個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發展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消除貧困、跨入小康社會的國家，走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發展之路，歷史經驗彌足珍貴。
一、黨的農村政策的變革與成就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中國千百年的封建制度，使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廣大貧苦農民受地主勞役和商人的盤剝，因而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之一。1926年9月毛澤東同志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就不會根本倒塌。隨后，毛澤東同志擔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湖南、湖北、江西發展農民組織，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了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展分田，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實現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嘗試；1929年，在贛南閩西根據地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了江西興國縣《土地法》，經過實踐和反復摸索，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而符合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土地革命使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實現了祖祖輩輩的夢想，擁護共產黨，成為革命根據地能夠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基礎。抗日戰爭時期，執行減租減息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解放戰爭時期，黨的土地政策由實行減租減息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轉變。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到1948年秋，在1億人口的解放區消滅了封建的生產關系，廣大農民翻身做了主人。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它從根本上廢除了在中國大地上，盤根錯節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廣大農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翻身以后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大批青壯年涌入人民軍隊，成為解放戰爭的人力物力源泉。民主革命勝利的關鍵在于我們黨緊緊依靠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走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獨特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也是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年），進行土地改革，發展集體經濟，興修農田水利
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有步驟地進行土地改革，從195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了全國土地改革，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徹底消滅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和獨立的個體經營者。為了克服農民在分散經營中的困難，我們黨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領導農民開展互助合作，發展集體經濟，恢復農業生產。為盡快改變農業生產水平低下、江河堤防常年失修，水患災害頻繁的狀況，中央把興修水利作為政府投資的三個主要方向之一，撥出大量資金根治淮河水患，建設官廳水庫、密云水庫，修建荊江分洪等水利工程，動員農民群眾大規模開展農田水利建設，興修小水電、小塘壩，擴大灌溉面積，農業抗災能力明顯增強。到1978年，全國已建成水庫8.6萬多座，總庫容量4000多億立方米，形成了一批橋涵閘等小型農田基礎設施，灌溉面積由2.7億畝發展到6.7億畝，農業抗災能力明顯提高。此間，中央積極發展農用工業，建籌化肥、農機制造企業，1959年，第一拖拉機廠在洛陽建成，填補了我國拖拉機制造的空白。到1978年，全國拖拉機制造生產能力達到11.5萬臺，大中型拖拉機擁有量從1958年的1307臺增加到55.7萬臺；化肥產量從1949年的不足1萬噸提高至884萬噸。同時，大辦農村教育，解決農村兒童上學；開展合作醫療，解決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赤腳醫生”被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中國共產黨對改變農村面貌進行了不斷探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三）改革開放時期（1978-2012年），農村經營體制改革，放開農產品市場，實施惠農政策
我國改革從農村起步，農村改革從土地發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位農民的“保證書”拉開了“大包干”的序幕，但制度層面對此認識不一，鄧小平同志發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對“大包干”給予充分肯定，“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從1980年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包產到戶”，1991年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1993年4月，八屆全國人大《憲法》修正，明確規定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黨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給農民吃了“定心丸”，帶來農業生產力飛躍。
農業的改革始于農產品購銷體制，從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到實行“多予少取”的惠農政策，是一個從“取”到“予”過程。1977年，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經濟計劃問題匯報時的講話中指出：“從長遠來講，要注意農村問題，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要逐步縮小剪刀差，使農民生活好一些。”據有關部門測算，農民負擔的剪刀差總額約200多億元，相當于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28%，這種做法顯然已經不適應解放農村生產力。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制定了發展農業生產力的二十五項政策和措施。國家開始大幅度提高糧食統購價格，隨之取消統購派購，實行了32年的統購統銷制度逐步退出歷史舞臺。農產品購銷政策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增長較快，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國農產品供求進入了總量平衡、豐年有余歷史性新階段。隨之而來出現了市場糧價低迷，農民收入增速趨緩，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的新情況。200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確立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方略，提出了農村工作“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這是黨中央在“三農”工作指導思想上的重大轉變，開創了“三農”工作新局面。
從2000年安徽省率先開展農業稅費改革試點，到全面取消“農業四稅”，短短6年間，結束了2600多年農民按地畝繳稅的歷史。為了確保農民負擔不反彈，中央財政積極調整支出結構，2000-2010年的10年間，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農村稅費改革專項轉移支付資金5700多億元。為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國家實行了小麥水稻最低收購價政策，建立了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臨時收儲政策，連續提高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對農民實行生產補貼，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四項補貼逐年增加，2014年“四項補貼”規模已達到1668億元；17個農產品農業政策性保險也由試點省區推廣至覆蓋全國。至此，國家對農業生產的扶持政策已基本覆蓋了大宗農產品。此外，中央作出封山育林、退耕還林（草）、加強生態建設的部署，對長江、黃河流域承擔生態保護的農牧民群眾給予補償，引導林場職工和農牧民轉產轉業，保證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逐步加大農業投入力度，國家對農業的支持范圍由農業生產扶持擴展至“三農”各領域。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在財力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安排了商品糧（棉）生產基地縣中央預算內專項資金，建立了“發展糧食生產專項基金”和農業綜合開發資金，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增加主要農產品供給。經過“六五”至“九五”4個五年計劃期的建設，全國已建成832個商品糧基地縣、20個地市級的國家儲備糧基地，糧食生產邁上4億～6億噸3個臺階，新疆棉花基地、長江油菜、廣西云南甘蔗基地在保障重要農產品供應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高的同時，農村基礎設施依然落后，與城市形成巨大反差。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經濟，提高農民購買力。切實解決好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抗御自然災害能力不強等問題，全面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針對當時全國仍有2000萬農村人口用不上電，100多個鄉鎮、近4萬個行政村不通公路、農村供水、醫療等基礎設施十分落后的狀況，中央決定大規模開展農村電網改造、農村公路改造、農村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并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國家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范圍逐漸擴大至水、電、路、氣以及農村危房改造等項目。2008年，國家開展了保障房建設，建設范圍覆蓋國有林區、國營農林場和農村危房，為廣大農民解決基本生活住房。其中，黨中央高度關注西藏新疆等省區牧民群眾的民生，用3年時間投資近200億元，使40多萬戶、近200萬邊境游牧民群眾結束了居住難、行路難、用電難、吃水難、通訊難、上學難、看病難、居無定所的生活，為深度貧困地區農牧民脫貧致富創造了條件。
（四）黨的十八大以來，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展農業環境突出問題治理，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建設，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進行了調整和完善，目前，已建立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多元化的補貼機制，農業農村改革穩步推進。在此基礎上，黨中央提出2020年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和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消除貧困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一項長期任務，也是發展經濟學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我國從1994年《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開始，30年來累計減少貧困人口7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減貧成就斐然。然而，最難打的硬仗在于解決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調研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思想，精準扶貧戰略正式走上歷史舞臺。在此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就精準扶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觀點，科學地提出了“六個精準”的詳細要求和“五個一批”的具體策略，黨的集中領導在精準扶貧工作上扮演著“核心”的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對扶貧資源、人力物力的統籌，減貧效果凸顯。2020年，我國實現了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超過全球其他國家過去30年脫貧人口總和，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減貧方略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之為“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這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牢記億萬農民對革命、建設、改革作出的巨大貢獻，把鄉村建設好，讓億萬農民有更多獲得感”。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總要求，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了各階段的重點任務。近兩年在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方面已取得明顯進展，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質量興農，基本建成以綠色生態為導向、促進農業資源合理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實施耕地重金屬污染、農業面源污染、地表水過度開發和地下水超采的綜合治理、東北黑土地保護、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還濕、已墾草原治理等7大工程，開展農村環境整治，加快轉變生產生活方式，推動鄉村生態建設。
在黨中央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支持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高，糧食產量連續6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菜籃子產品供給充足；農村基礎設施大為改善，建成農村公路420萬公里，新增大型水庫421座，有效灌溉面積10.3億畝；農村生態環境明顯改善，農民收入快速增加，2010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速連續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農業農村的快速發展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壓艙石”。
二、總結歷史經驗，繼續探索
回顧歷史，我們黨在農村工作中扮演著“核心”的作用，不忘初心，不斷探索，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貴。
一是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探索創新。依靠農民、為億萬農民謀幸福一直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不論是民主革命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都高度重視農民問題和農村工作，根據國情農情確立不同時期農村工作重點。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在根據地進行土地改革，廣大農民融入革命洪流，為全國解放提供了重要力量。1978年以來，黨中央出臺了50余個有關農業農村工作的文件，圍繞土地制度、經營體制、扶貧、鄉村振興問題指導年度工作。1982-1985年出臺的4個“中央一號文件”，確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規定了土地承包期，并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2003年底，黨中央作出了“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的重要論斷，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導方針；連續出臺了“中央一號文件”，指導年度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國多維扶貧和精準扶貧的實踐，積累了可供各國借鑒的經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補齊“三農”短板，確定鮮明目標導向，推動農業農村農民與國家同步基本實現現代化。
二是堅持統籌城鄉發展，保障涉農資金投入。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農業農村的發展離不開財政資金的支持，黨的集中領導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對“三農”投入的統籌。隨著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增強，財政支農范圍迅速擴大，由1978年的農業生產支出、基本建設、科技三項費用等支出擴展至“三農”各領域，國家財政農林水支出由1978年的151億元增至2019年的2.28萬億元。農業支持保護政策不斷豐富和完善，形成了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農產品價格支持、農業生產補貼、生態補償等四大政策體系以及政策法律保障機制，我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支持保護之路。
三是堅持調動農民積極性，激發農村內生動力。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的各項農村政策都以調動農民積極性為出發點。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土地制度改革，從家庭聯產承包制到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讓農民吃上長效“定心丸”；農產品購銷體制的改革，使農民獲得了農產品的自由處置權；出臺糧食最低收購價、重要農產品臨時收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等措施，構建了農業風險化解機制；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推廣社會化服務，通過土地流轉、提供代耕代種等生產性服務，提高了規模化組織化程度和集約化水平，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生產，農民有了獲得感。實踐證明，農民有了尊嚴，農業才有奔頭；農民有了積極性，鄉村才能振興。
四是堅持以人為本，增進民生福祉。上學、看病、養老等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是以往城鄉公共服務中的短板。黨中央對此高度重視，經過多年努力建立了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基本實現了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和農村學校寄宿條件，推進學校標準化建設，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等，以提高農民素質、培養農村適用型人才。全面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基本藥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短短幾年時間建起了世界上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網，使農民老有所依，解除后顧之憂。在農村建設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開展基層宣傳文化、黨員教育、科學普及、體育健身等活動，豐富農民業余生活。惠民利民的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健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躍上新臺階。
近百年來，我們黨在“三農”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奠定了良好基礎。有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有億萬農民的創造精神，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今日的鄉村必將成為未來的幸福美麗家園。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農經司原副司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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