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不僅需要外部生產要素的輸入，而且需要高度重視農民主體發揮內生動力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逐漸從單一種植群體演化成為結構復雜、從事多種生產活動的群體，其中身心俱在鄉村、為農村生產和再生產發揮積極作用的“中堅農民”，成為新時代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機制建構需要重點關注的群體。新時代要重視“中堅農民”群體內部分化和資本下鄉帶來的雙重困境，全面采取措施激活“中堅農民”的上下聯結作用，從而為鄉村振興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支持。
引言
作為指引鄉村全面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的重大戰略，鄉村振興必將為鄉村發展注入更為持久動力，全面系統實現對鄉村社會發展面貌的改造，為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做出歷史開創性貢獻。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農民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特別是近百年來農民不單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更是參與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核心力量。正是基于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而作為新時代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關鍵主體的農民，改革開放以來受城鄉二元結構等深層因素規制，青壯年主要單向度流向城市，鄉村地區缺少能夠整合各類資源、推進農業現代化轉型發展的主體力量。結合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發展現實和學界已有理論研究可以發現，農村發展面臨種種困境的深層原因在青壯年農民的大規模外出，農村主要以留守老人、婦女以及兒童為主，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力量相對薄弱。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實施，核心內容之一是培育能夠承擔起組織農業生產、開展農村建設的主體力量，進而為鄉村振興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發展動力。在農村空心化、農民原子化的現實背景下，究竟哪些農民群體能夠承擔起鄉村振興任務、為鄉村發展提供內生動力呢？
改革開放在客觀層面為農村發展提供了全新場域，農業生產和再生產模式實現了深刻變革，農民由單一從事農業生產的群體演繹分化成了結構復雜、從事多種生產經營活動的復合群體，“中堅農民”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生成的特殊群體。農民主體分化重塑了鄉村發展的主體力量，為組織和整合鄉村農業生產提供了新的可能。與西方農業發展以經營規模為基礎劃分了大規模、中等規模和小規模農業生產存在本質不同，“中堅農民”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社會和農業生產共同催生分化的農民主體，他們以適度經營規模在鄉村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賀雪峰教授最先提出“中堅農民”范疇，他認為收入和關系在農村、同時經濟基礎相對優越的農民群體是“中堅農民”。實際上鄉村中有諸多可用“中等”劃分的農民群體，如有以收入基礎劃分的、在農村收入占中等地位的農民群體，有以經營土地規模為基礎劃分的、在農村經營中等規模土地的農民或經濟組織，有在城市務工積累一定物質基礎返回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同時收入相對客觀的農民等等，以及上述幾類農民成年子女返鄉繼承父輩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民。需要指出上述中等農民范疇多側重于農業生產和收入，較少涉及村莊文化、村落秩序的生產和再生產。本文研究的“中堅農民”主要包括“中”和“堅”兩個相互聯結相互作用的部分，即它不僅隱含了農業生產和收入的中等規模，而且還囊括了在鄉村文化、公共事務、村莊秩序方面生產和再生產的“中堅作用”。“中堅農民”通過流轉外出務工農民土地形成適度經營規模，并通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與留守老弱婦孺形成相互支持的社會結構，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維持鄉村社會的穩定做出了卓越貢獻。概言之，“中堅農民”是鄉村振興要重點關注和激活的關鍵主體，為此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礎上概述“中堅農民”何以能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主體以及其面臨的內外挑戰，進而以“中堅農民”為主體探索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機制建構，無疑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及問題的提出
（一）“誰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及作用機制
圍繞“誰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學界形成了四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學者依據主體之間關系專門做了系統類型梳。其一按照主體如何發揮作用，提出鄉村振興需要聯合多元主體共同發揮作用。鄉村振興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光靠農民發揮作用是不夠的，因此需要通過聯合多元主體，特別要重視聯合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其二按照農村組織形態，提出鄉村發展要充分激活集體和農戶兩大主體作用。當前農業生產的土地為集體所有、家庭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土地并組織農業生產，因而集體組織和農戶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兩大主體形式。集體是鄉村振興的組織主體，農戶是鄉村振興的實施主體。在“三權分置”下以新集體經濟組織和新農戶為代表的經營主體，將在鄉村振興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其三按照農村內外力量劃分，認為只有農民才是鄉村振興的主體。盡管來自鄉村外部的各種生產要素能在鄉村振興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只有廣大農民才是將生產要素最大化利用的主體。與來自鄉村外部的經營主體不同，農民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服務對象，只有充分挖掘農民主體作用，鄉村振興才會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其四按照任務依托，提出鄉賢、掛職干部等是鄉村振興的主要力量。有學者提出新鄉賢、城市返鄉農民以及在農村掛職承擔任務的干部是鄉村振興的主要力量，盡管新型經營主體、新鄉賢等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主體力量，但鄉村振興的關鍵主體還在農民。鄉村振興是包含了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內容的振興，強調新型經營主體在鄉村振興中作用的主張，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農民在農村文化發展、農村秩序維護中不可取代的作用。農民是鄉村振興的行動主體，政府、干部、新型經營主體參與鄉村振興的終極意義在激活農民主體作用，即只有農民身體和精神都空間在場，才稱得上真正發揮了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農民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主體，唯有全面激活農民主體作用，才能為鄉村振興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支撐。
圍繞“農民主體作用發揮”，學界還在發揮農民主體作用面臨的困境以及解決舉措等方面開展了深入研究。新時代激活農民主體作用面臨困境是不可爭議的現實，小規模農業生產的分散性、鄉村發展總體的失序性等削弱了農民主體作用。有學者認為只有化解體制、市場、社會和文化方面制約農民主體作用發揮的問題，農民才能切實提升自身在鄉村振興中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還有學者認為行政邏輯支配、制度供給錯位、文化生態絮亂以及自我除能等方面是導致農民主體作用弱化的根源，新時代鄉村振興要從黨建、集體組織、數字化、文化服務等方面“帶回農民主體性”。概言之，農民是鄉村振興的真正行動主體，要深化研究發揮農民主體作用面臨的困境并提出化解措施，有且唯有如此才能保證農民的身心在場，全面建構起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機制。
（二）“中堅農民”與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在改革開放縱深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農村出現最明顯、最深刻的變化是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即在年齡和技能方面缺少比較優勢的中老年人留在鄉村務農，年輕人則進城尋求工作機會和發展空間，農村普遍形成了建立在代際分工基礎上的“半工半耕”家庭結構，這對農村乃至當代中國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經濟越發展，城鎮化水平越高，同時進入城市發展的農民數量越大，這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承包土地需要流轉給依然留在村中的農民（學界將此稱為“自發性土地流轉”）。一部分年富力強的青壯年農民，通過接受進城務工農民的流轉土地，形成了適度規模的農業生產。“中堅農民”特指在農村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經濟收入和社會關系都在農村的農民，他們以適度規模農業生產與留守的老弱婦孺群體形成了相互支撐的社會結構，這為農村在城鎮化大潮中保持相對穩定的結構提供了主體支持因素。近年來學界高度關注“中堅農民”，并基于這個概念提出了“治理型中堅農民”“中堅青年”等新范疇，以豐碩的研究成果推進了社會對“中堅農民”群體的認識。實際“中堅農民”是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發展問題的獨特社會現象，他們通過流轉承包外出務工的家庭土地，以規模化農業生產活動為鄉村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貢獻。一方面，“中堅農民”主動承擔起了農業生產活動，避免了社會“撂荒”“棄耕”現象，為糧食生產和農業安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中堅農民”在農忙之余還從事養殖副業、參與農村管理、組織農村文體活動等，與農村留守老弱婦孺群體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形態，在維系鄉村社會發展秩序基礎上維持了鄉村的再生產。綜合來看，現有成果中關于如何培育“中堅農民”的舉措并不充分，“中堅農民”確實是由小農發展而來的，需要政府采取扶持發展措施，但更需要關注老齡化對這個群體的沖擊，即吸納青年群體成為新時代“中堅農民”，才是培育“中堅農民”、推進鄉村振興的核心策略。
概言之，“中堅農民”是鄉村內部分化發展出的重要主體力量，是身心俱在鄉村的核心農民群體，在鄉村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著獨特價值，為緩解鄉村發展空心化、老齡化問題做出了突出貢獻，是新時代鄉村振興需要重點關注和著力扶持的群體。事實確實如此，鄉村振興并不是單向度的經濟振興，來自鄉村外部的新型經營主體并不能全面參與鄉村社會秩序的生產和再生產，而如果對“中堅農民”引導得當、充分發揮好上下聯結作用，可以更好地激活農民主體作用，為鄉村振興構建內生動力機制。
二、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面臨的雙重挑戰
“中堅農民”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發展過程中生成的獨特歷史現象，其生成機理、作用發揮以及未來發展關涉鄉村社會發展走向。切入新時代鄉村發展現實可以發現，“中堅農民”確實面臨群體內部分化的挑戰，一是“中堅農民”面臨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二是基于代際分工的農村生計模式持續擠壓了“中堅農民”的發展空間；三是部分獲得物質財富積累的“中堅農民”主動選擇退出農村，進入城鎮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從“中堅農民”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其生成的自發性土地流轉基礎，正在不斷被工商資本下鄉市場化流轉所侵蝕，一是以逐利為代表的資本解構了“中堅農民”依賴的農業生產倫理；二是下鄉資本解構了“中堅農民”需要的農業生產空間；三是資本下鄉瓦解了“中堅農民”賴以持續發展的村莊秩序以及農業生產活動的多功能性。概言之，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需要深入分析其面臨來自內外雙方面因素的挑戰，從而為鄉村振興建構內生動力機制奠定基礎。
（一）“中堅農民”群體內部面臨持續分化的挑戰
在城鎮化、市場化、商品化等多重趨勢交融發展過程中，農民不再單一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復合型職業和收入加速了農民群體的分化。“中堅農民”正是農民群體分化的產物，與此同時，“中堅農民”群體內部亦在不斷分化，并產生了影響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的困境。由于“中堅農民”并不是一個特別穩定的農民群體，他們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些影響群體持續發展的內生因素。就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機制建構而言，其分化對培育帶來的挑戰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堅農民”面臨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中堅農民”的出現與城鎮化發展進程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初期進城務工的主要為青壯年群體，進入新世紀城鎮化迅速發展，舉家遷徙到城鎮的農戶越來越多，而他們的土地需要耕種，留在村中的青壯年以流轉的形式承擔起了主要農業生產任務，藉此獲得了跟進城務工相近的勞動報酬，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農業生產群體。老齡化、空心化是農村發展面臨的總體境遇，從理論和現實角度看，今天的農業生產是典型的“老年農業”。這就是說“中堅農民”群體內部面臨年齡結構老化問題，難以形成推進群體持續發展的動力。同時“中堅農民”群體外部缺少并且難以持續輸入年輕職業農民，推動該群體向前發展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難以獲得保障。由于“中堅農民”群體進入老齡化階段，加上外部出現主體力量供應斷裂，無異于“釜底抽薪”，未來他們在農業生產、鄉村秩序維護等方面的作用都將難以為繼。
第二，“中堅農民”面臨代際分工的空間擠壓。農村地區代際分工現象特別明顯，青壯年進城務工獲取更高的經濟報酬，而受傳統文化和市場競爭等因素影響，作為父輩、祖父輩的中老年主要在鄉村地區從事農業生產、哺育照顧小孩，代際剝削現象非常嚴重。伴隨著城鎮化浪潮持續推進，青壯年進城務工的經濟收入水平以及其享受的公共服務水平全面提升，接小孩進城接受教育、接老人進城照顧日常生活成為代際分工的新常態。“中堅農民”子女接受教育后多留在城鎮工作，按照代際分工模式，他們被動放棄農村生產生活、進城照顧孫代生活。原本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維持鄉村發展秩序的“中堅農民”服從代際分工，離開農業生產領域、進入城鎮照顧兒孫日常家庭生活。換言之，在代際分工的擠壓下，“中堅農民”失去了在農村從事物質和精神生產的空間，群體數量和規模不斷被壓縮，由此他們原本在鄉村振興中應發揮的積極作用亦被解構了。
第三，“中堅農民”面臨城鎮公共服務分化發展帶來的挑戰。實事求是地說，與鄉村地區相比，城鎮在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方面有相對比較優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這種比較優勢容易形成城鎮對農村的強勢“虹吸效應”。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城鎮不僅持續不斷吸引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而且還極容易裹挾“掠奪”在鄉村積累的物質財富。“中堅農民”以適度規模農業能夠獲取與進城務工相近的物質積累，他們積累的物質財富主要用于后代教育和后代進城購置樓房，這里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他們為改善自身居住生活條件進城購置樓房的現象。相比較工商業活動的靈活多樣，農業生產更為單調乏味，容易受天災人禍影響。一般農業生產需要精耕細作，需要投入盡可能多的體力勞動，但由于受自然等因素影響，并不一定能夠獲得最理想的物質收獲。因此在獲得一定物質積累后，“中堅農民”放棄農業生產活動、進城購置樓房、在城鎮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成為較常見現象。
（二）“中堅農民”群體外部面臨資本下鄉的沖擊
為更好地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黨和國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勵扶持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通常被稱為“資本下鄉”），從外部為鄉村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對“中堅農民”而言，資本下鄉并沒有起到正向推進作用，大規模市場化流轉取代了自發性土地流轉，嚴重侵蝕了“中堅農民”發展的土地基礎，并以此引發了更深層沖擊“中堅農民”發展的社會問題。結合已有學術研究來看，資本下鄉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嚴重沖擊和擠壓了“中堅農民”的持續發展空間。
第一，“中堅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倫理基礎被解構了。資本下鄉尋求的是最大程度獲取利潤，它借助建立在工業生產基礎上的倫理優勢，不斷擠壓傳統農業生產活動倫理。資本需要建立起規模優勢才能更快地實現增殖，因而傾向大規模市場化土地流轉，這與“中堅農民”中小規模的自發性土地流轉存在根本差異。“中堅農民”在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獲取經濟收益之外，還會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關注農村文化建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村莊公共事務建設等，這是鄉村生產和再生產得以穩序進行的核心秘密。而資本下鄉通過大面積的土地流轉建立起了具有濃厚現代企業文化基礎的生產模式，這種側重經濟忽視其他方面的倫理形態，與傳統農業生產倫理存在諸多沖突。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中堅農民”依然在農業生產活動中兼顧公共事務，就很難在同等條件下獲得比工商資本企業的競爭優勢。
第二，“中堅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社會空間被解構了。“中堅農民”在外出務工人員和留守老弱婦孺之間架起了橋梁，為自身發展創造了可供拓展的社會空間。一方面，承擔了外出務工家庭的農業生產活動，避免了土地撂荒、棄耕現象；另一方面，主動承擔村莊公共事務，與老弱婦孺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穩定結構，為緩解農村老齡化、空心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但資本下鄉通過具有競爭力的土地租金和政策扶持獲得村落中條件最好的土地，不斷沖擊解構了“中堅農民”自發性流轉土地的社會基礎。隨著土地的市場化集中流轉，留在農村只能領取基本土地租金或進入工商資本獲取勞動報酬，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鎮尋求新的發展空間，“中堅農民”在避免土地撂荒、棄耕方面的社會職能消失了，同時農村留守的老弱婦孺人口不斷減少，建立在農業生產活動之上的農村秩序生產和再生產被解構了，即“中堅農民”成為“懸空”于農村的群體，其賴以生產發展的土地和秩序都被解構了，未來社會發展空間不斷被壓縮。
第三，“中堅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村莊秩序和農業生產功能被解構了。只有建立在規模化生產發展基礎上，資本才能獲得最為理想的增殖效果，在資本下鄉過程中表現為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土地流轉規模越大對農業生產影響越明顯，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農民不斷加快向城鎮轉移的速度。市場化土地流轉以租金解放了農民，同時解構了村落公共事務的主體基礎。更為尖銳和隱蔽的是，資本下鄉侵蝕了鄉村賴以生存發展的農業生產多重功能。農業生產活動不單單承載著經濟功能，它還承載著鄉村文化建設、社會景觀維系等功能。資本下鄉的市場化農業生產主要服務市場，并不能引導農業生產活動兼顧包括婚喪嫁娶在內的鄉村文化生產活動。最后還需要重點關注的是，資本下鄉開展的農業生產活動主要以經濟作物為主，同時由于農民失去維持口糧的基本土地，農村大部分自給、少部分市場化的傳統“彈性飲食結構”，逐漸演化成為高度依賴市場的飲食結構。
總之，“中堅農民”是發展變化、動態建構的，能夠在鄉村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群體，是鄉村振興內部動力機制建構的關鍵主體力量。新時代鄉村振興需要發揮“中堅農民”作用，但其群體面臨著來自群體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挑戰。從內部發展看，農村發展面臨的老齡化、代際分工、城鄉公共服務差異等現實情況，在“中堅農民”群體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更為特殊的樣態，持續加劇了群體內部的分化態勢。更為嚴重的是，持續分化擠壓了“中堅農民”群體的可持續、穩定發展空間，嚴重削弱了他們在鄉村振興中本應該發揮的積極作用。從外部環境看，資本下鄉對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推進作用，但并沒有對“中堅農民”發展起到正面促進作用，反而以規模化土地流轉侵蝕了“中堅農民”得以發展的土地根基，解構了他們賴以生存發展的農業生產倫理、社會發展空間、鄉村秩序以及農業生產負載的多重功能。
三、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的路向與建構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機制
“中堅農民”是鄉村土生土長的內部主體力量，具有“身體和精神”在場的雙重優勢，同時與農民擁有共同的血緣和地緣基礎，比下鄉工商資本、掛職干部等主體更接近農民、更了解農民、更能洞悉農民的真實需要。在利益方面與外出務工農民、留守老弱婦孺高度一致，能夠為外出務工群體分擔農業生產工作，與留守老弱婦孺形成穩定的相互支持結構。更為重要的是，“中堅農民”具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鄉村發展，上文已述及，他們在年齡、學歷、收入等方面占有比較優勢，是能夠影響和安排村莊經濟、政治、文化等公共事務發展的“積極分子”。因此立足鄉村振興戰略發展需要，培育“中堅農民”需要從產業、人才、文化、組織等方面入手，從而以強有力的“中堅農民”為主體全面建構起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機制。
（一）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的核心路向
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需要宏觀的政策設計和制度支持，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從微觀層面提供可供實施的具體策略。在宏觀層面需要黨和政府重視“中堅農民”群體力量，有針對性地采取扶持策略，引導資本有序、有差異地進行土地流轉，為“中堅農民”提供良好的宏觀社會發展空間。在微觀層面要引導新時代青年投身鄉村振興過程，為“中堅農民”發展提供主體力量支撐。農村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新時代需要大量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群體參與鄉村建設，為鄉村振興貢獻出更多力量。從城市回流鄉村發展的農民、返鄉創業的青年、涉農專項培養的人才骨干等，為培育“中堅農民”貢獻了相互支撐的主體力量。
第一，在宏觀層面要全面加強和完善黨對鄉村振興工作的領導，為培育“中堅農民”提供強有力的政治方向保證。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貫徹鄉村振興戰略的堅強堡壘，農村諺語“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正是對農村基層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的通俗化生動表達。基層黨組織最為熟悉農村基本現實，充分了解哪些因素、哪些群體能夠對培育“中堅農民”產生影響，因此加強和完善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完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是培育“中堅農民”的政治前提保證。一是要充分發揮黨的“群眾路線”傳統。通過各種形式的群眾座談會，了解群眾、傾聽群眾關于“中堅農民”的看法，在尊重群眾首創和農村發展規律基礎上，全面維護好“中堅農民”的發展權益，為鄉村振興發展積極貢獻力量。二是要全面提升基層鄉鎮干部的“三農”工作能力，建立涉農干部與“中堅農民”的良性互動機制。涉農專題輪崗培訓、掛入村職鍛煉等形式有助于提升基層干部的“三農”工作能力，可以為“中堅農民”發展提供更多的服務和保障。三是要積極吸納“中堅農民”擔任村干部，充分尊重和發掘他們在農村公共事務中的積極作用。“中堅農民”在農村社會資源積累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鄉村振興的擔綱者，激發他們的主體作用可以從鄉村內部挖掘更多積極力量。
第二，在中觀層面要因地制宜、有針對性地制定經濟扶持政策，引導資本有序流轉土地，為培育“中堅農民”提供經濟層面的支持。不論是選擇務農還是選擇進城務工，其中影響農民選擇的重要因素在經濟收入水平。“中堅農民”是農民群體分化出來、繼續留在農村開展農業生產活動的重要主體力量，其在年齡結構、學歷層次、收入水平等方面都占有比較優勢。一旦出現影響其收入的因素，“中堅農民”群體就會加速內部分化并影響該群體的穩定性。為此要采取措施建構對“中堅農民”發展友善的社會支持環境，一是要采取差異化的土地流轉政策，有序推動資本下鄉。新時代資本下鄉往往憑借政策扶持、專項補貼等，能夠以更具市場競爭優勢的手段進行規模化、市場化土地流轉，這嚴重侵蝕了“中堅農民”生存發展的社會基礎。資本下鄉目的在獲取更多價值，并不是所有的地區都適宜大規模土地流轉，因而要分門別類地建立臺賬，因地制宜地采取差異化的土地流轉政策，為“中堅農民”留出持續發展空間。二是要有效甄別“中堅農民”經濟發展需求，通過開展專項技能培訓、定向金融政策扶持等為其持續發展賦能。政策有效的前提是需求真實，由于“中堅農民”群體的特殊性，現有的惠農政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堅農民”。要通過基層調研、專題座談等深入農村最新發展形勢，了解識別“中堅農民”的真實困難和有效需求，并采取積極扶持措施，全面鞏固“中堅農民”的生產規模。與一般農民不同，“中堅農民”群體經濟基礎相對雄厚，在農業生產方面具有較為前瞻的思維，因而對涉農技術和資金的需求空間較大，以專項、定向扶持政策助力“中堅農民”發展，可以更好發揮他們在農業生產和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在微觀層面要強化引導新時代青年投身鄉村振興事業，為培育“中堅農民”提供源源不斷的主體力量支持。財政下鄉、項目下鄉、資本下鄉等強調的是從外部輸入生產要素，忽視了鄉村發展內部主體欠缺帶來的內生動力不足問題。“中堅農民”作為鄉村內部發展出的重要主體，是建構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機制的核心力量。從鄉村振興戰略出發，至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為“中堅農民”提供主體力量支持。一是要從涉農產業發展角度，為鄉村振興輸入產業人才。“中堅農民”主要從事的是農業生產，較少涉及二三產業，難以獲得較高的農產品附加值。充分吸納返鄉創業青年、回流農民發展壯大涉農二三產業，在產業鏈和價值鏈延伸方面形成與“中堅農民”的互補結構，不僅可以增加農業收入，而且可以為“中堅農民”儲備后續發展力量。二是要充分發揮各類涉農專項人才的作用，為鄉村公共服務水平提供專業人才支持。要充分利用發揮國家在教育、衛生、醫療等方面設置的涉農專項培養計劃，不斷建立健全鄉村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人才體系，既為“中堅農民”提供更高層次的公共服務，又可以與“中堅農民”形成相互支撐的局面。
（二）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機制的建構分析
鄉村振興的核心和關鍵在內部主體激活，與財政下鄉的自上而下、資本下鄉的自外而內不同，“中堅農民”是鄉村內部發展演繹出的重要力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強調從鄉村外部輸入生產要素，忽視鄉村內部發展的主體和動力機制建設，造成了現實發展問題。上文已多次述及“中堅農民”在鄉村發展過程中承載著重要的政治經濟功能，而且能夠承擔起為鄉村振興提供內生動力的作用，因而是新時代鄉村發展必須要重視的主體力量。“中堅農民”對鄉村振興內生動力機制建構而言，主要承載上下聯結作用，包括對上聯結政府、對中聯結新型經營主體、對下聯結小農三個方面。
第一，“中堅農民”要主動承接鄉村振興政策，在對接政府方面發揮關鍵主體作用。“中堅農民”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分化發展內生的主體，既熟悉農業生產又熟悉鄉土人情，在對接國家政策方面具有其他主體不可比擬的優勢。資本下鄉對接政府資源更多是為獲取利潤，而“中堅農民”能夠在對接政府資源過程中可以更多兼顧新型經營主體和小農利益，有效彌合政策資源和鄉村現實發展出現地斷檔現象。“中堅農民”最熟悉鄉土人情、最了解農業生產需要和鄉村公共服務設施現狀，能夠最有效的實現與政府資源和政策對接，從而避免出現資本下鄉、財政下鄉利用效率不高造成的資源浪費現象。一是要主動彌合鄉村振興政策與農村發展現實的脫節。事實說明惠農助農政策并不能全面落地，并不能必然帶來發展，“中堅農民”扎根成長于鄉土社會，最熟悉當地農業生產所需，能在本地發展優勢基礎上主動對接鄉村振興政策有助于挖掘鄉村發展的特色產業、優勢資源，能夠在培育“一鄉一品牌、一村一特色”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二是要主動參與鄉村振興項目資源分配環節。要發揮好外部資源的最大功用，關鍵在團結廣大中小農戶積極參與項目資源開發，全面激活鄉村振興資源。“中堅農民”在鄉村生產和再生產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可以更好地團結中小農民參與鄉村振興項目。三是要充分運用國家政策扶持其成長為鄉村振興主體。上文多處述及，“中堅農民”不同于排斥農民的下鄉工商企業，它與小農之間存在天然的親和關系。在充分利用政策資源的基礎上，“中堅農民”可以發展成為適度規模參與市場競爭的核心力量，同時還能夠有效轉化國家政策為鄉村發展內生動力，提升惠農助農政策資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中堅農民”要主動介入利益分配，在連接新型經營主體方面發揮樞紐作用。雖然涉農合作社、行業協會以及下鄉工商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要真正為鄉村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服務，需要發揮以“中堅農民”為代表的本土精英作用。“中堅農民”熟悉農業生產活動，了解農村發展實際，能夠在新型經營主體和小農之間建立利益分配樞紐，為此要重視中堅農民在農業生產利益分配中的作用發揮。一是要充分發揚“中堅農民”與新型經營組織的競合關系。資本下鄉并不必然帶來農業發展，“中堅農民”自發式土地流轉可以避免盲目市場作用，及時終止不適宜鄉村發展結局的出現。同時新型經營組織介入農業生產需要借助本土權威，更有效吸納小農參與市場化、規模化農業生產，全面建構起外部生產要素與鄉村內部主體力量的良性互動局面。二是要重視發揮“中堅農民”在小農利益保護方面的積極作用。“中堅農民”來源小農同時與小農利益關系密切，在與國家政策資源對接過程中可以更好打破政策落實中存在的利益偏好，糾正重視龍頭企業忽視中小農民的傾向，從而為小農從事農業生產爭取更多的政策資源扶持。三是要發揮好“中堅農民”在新型經營組織與小農之間的利益協調作用。“中堅農民”是農業生產精英，是鄉村日常運轉過程中的權威，是新型經營主體介入農業生產必須要借助的重要力量。鄉村振興需要外部資源輸入和內部主體同頻共振，“中堅農民”能夠有效協調小農、新型經營主體的利益，實現鄉村振興多元主體的合作共贏。
第三，“中堅農民”要主動參與組織協調，在服務小農農業生產中發揮黏連作用。“中堅農民”是農村發展過程中生成的獨特主體，他們以自發流轉土地為基礎、適度規模農業生產活動增加收入為目標導向的本土經營群體。因而“中堅農民”能夠更好地協調農業生產活動，為外出務工農民和留守農民發展貢獻自身力量。一是要激活“中堅農民”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協調作用。農業基礎設施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以“中堅農民”為基礎聯合中小農民建立互助組織，可以更好完善農業基礎設施，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多、更完備的公共服務設施。二是要發揮“中堅農民”在引導小農發展方面的組織功能。小農和“中堅農民”存在多方面的緊密利益聯系，“中堅農民”需要從小農手中流轉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同時需要雇傭小農作為農忙時節的兼職勞動力，因而“中堅農民”在組織小農發展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更好地組織起小農開展農業生產和管理活動。三是要在多元化經營過程中發揮“中堅農民”對小農的引領作用。在農業種植之外的特色養殖等農副業發展過程中，需要發揮充分“中堅農民”對小農的引領作用。與小農相比，“中堅農民”憑借自身優勢更熟悉市場動向，容易在特色種養方面建立發展優勢，能夠以共進退行動策略形成對小農的自發引領，并發展演化成適應市場競爭的利益共同體。
四、結語
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出發審視鄉村發展，只有依托內部核心主體力量，堅持內外結合才能更好地整合鄉村發展資源、推動鄉村振興。鄉村振興必須正視鄉村內部發展動力不足、外部資源輸入不可持續的現實問題，發掘不同于小農同時也不同于工商資本的內生主體，來實現鄉村內部主體和外部資源的共振。綜合來看，“中堅農民”作為鄉村內部的內生主體，能夠實現鄉村發展的上中下聯結，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內生動力支持，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路徑選擇。當然新時代培育“中堅農民”發展還需要通過主體聯合、資源整合等多種形式，以內部主體力量的全面激活，為鄉村振興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
(作者胡博成系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朱憶天系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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