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前期的中國農民運動不僅是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其對于思想界產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早期"左傾"知識分子基于社會進化的觀念,多對農民運動持消極態度,對農民的革命性也有所懷疑,而寄希望于"化農為工"的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受到東方國家革命理論的影響,中共農民運動理論逐漸成形。這一理論既注意到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社會發生的改變,也嘗試使用階級分析的觀念重新理解農村社會與農民群體,并進一步發展出關于中國革命特殊性的認識。隨著國民革命和農民運動的進行,思想界更廣泛地開始正視與思考農村問題。他們或將其視為社會工作的中心,或重新提出了"以農立國"的主張,農村在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因之凸顯。即使在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后,農民運動造成的思想蕩激也并未停止;30年代初期更形成了"農村破產"的認識,農村問題的重要性為社會承認。相較于五四前后,此時關于社會文化討論的方式也發生改變,從農村理解中國成為了一個重要思路,農民運動理論中的階級分析法等因素更隱然改變了此后文化討論的方式與方向。
在對于20世紀前期社會思想的考察中，不難注意到思想界對于農村的逐漸重視；其流風所致，到30年代，開始出現鄉村建設、農村復興等社會思潮。在對于這些社會思潮的考察中，研究者多注意此時鄉村崩潰的社會事實，卻相對忽略了此前農民運動對于思想氣候的影響。事實上，作為一個沖擊了社會經濟諸多層面的社會運動，農民運動對于社會思想界的影響尚未得到對等的重視。檢視20年代的報章雜志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輿論對于農民運動有著密切關注，他們即使未必對農民運動的理論表示贊同，也不反對其對于農村狀況的負面判斷。部分有著“起而行”想法的讀書人，更開始將自己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落實在了農村，學術風氣也因之有所轉移。
胡繩等學者已經注意到，西方“一戰”后反思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潮在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兩種回響：一則傾向激進，主張社會主義；一則傾向保守，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方向。按照這一思路，前者所影響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逐漸走向農民運動，而后者則不妨以章士釗的“以農立國”論為代表。兩者立意截然相反，卻又有些殊途同歸的意味，均將目光放在了農村，體現出這一時期思想界呈現的某種共相，值得進一步考察。
固然，中國社會以農立國的特征很早就為人注意，但在較長時期內，時人在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上，更多地憧憬著城市化、工業化的一面。在早期的東西方文化論爭中，主要也是以文化類型的差別來區分、認識中國文化；與之對應，對于農民運動的認識多在于其消極救助“最大多數的國民”的意義。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在中共內部，農民運動逐漸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積極意義。對農民運動認識的深入就是對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特殊性理解的深入。而在更廣泛的思想界，其對于農村的逐漸重視，同樣關乎此時對于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特殊性的理解。對于知識界而言，即使他們未必贊成中共的革命主張和理論，卻因此逐漸關注到農民、農村與農村經濟等問題。更有不少知識分子因此而注意到“農村破產”的現象，農村本身也成為理解中國社會文化特殊性的重要因素，體現出農民運動理論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農民運動本為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但在既有歷史敘述中，較多注意到的是其對于中共革命理論的探索。然而從現代思想界對于農民問題的認識來看，中共農民運動理論并非一種孤立的力量，而是在社會思潮中始終有所發聲并能發揮作用的一方。其對于中國革命特殊性理解的深入，也與此時的思想界對于中國社會特殊性的思想有著密切關聯。因此，有必要將這一理論放回此一時期的思想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以窺見農民運動造成的“蕩激”效應，與因此產生的波瀾壯闊的歷史。
一、消極的“大多數”:中共成立初期對于農民運動的認識
五四運動前后，“新村運動”流行，使得不少新式讀書人因此產生了“到鄉村去”的念頭，但在這些“新村”的憧憬與實踐中，尚多充斥著對于鄉村生活的浪漫想象。隨著討論與實踐的深入，不少人開始意識到改革“惡濁的舊村”的重要性。以1921年沈定一、彭湃等人開展的早期農民運動為標志，知識分子關于“新村”的想象逐漸走向了真正的農村。然而考察此時農民運動先行者的想法，多將農民運動作為更廣泛的社會改造的一個部分，甚至不少早期的中共成員也傾向于認為，革命并不能在農村爆發，對農民的革命性頗有懷疑。這樣的認識與此時思想界對于農業的認識有關。出于對社會經濟發展階段論的理解，農業被認作社會發展中一個較為初級的階段。就更廣泛的思想界而言，“化農為工”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社會經濟發展構想，農民也因此被視作較為保守與消極的社會群體。
早在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即提出，中國作為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對于農民解放有充分重視。后來青年黨的黨魁、當時準備赴法留學的李璜也提出，“我們中國既然是個農業國，平民里頭自然是農民占大多數”，因此計劃學習農學，“將來回國好與農民親近”，實現社會改造。譚平山則提醒那些有志于社會改造的青年，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國，全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所謂實際上改造社會，所謂根本上改造社會，和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那方面著手改造社會，豈不應該先向那現在的農村著手嗎?”相對于較為浪漫化的新村想象，這種對于農民解放、農村改造的關注，已經體現出較為務實的面相。三人不約而同強調農民群體作為國民中“大多數”這一特征，可以說，他們對于農民的關注主要在于其數量的巨大。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則對農民的革命性有著較為消極的看法，他提出，“農民習于私有制度，最初是不肯贊成社會革命的，要他們不來妨礙社會革命，放棄土地私有，就非用狄克推多制不可”。蕭山農民抗租風潮發生后，與國民黨浙江黨部關系頗密切的《民國日報》雖然表示了關注和同情，但又懷疑農民運動“能否繼續下去”。更有讀者來信表示：“農人在這半世紀以內，可謂無望。……其實工人方面如能普遍覺悟了解，為有力的運動，即使丟開農人，也不要緊。”對此，邵力子雖然感覺“未免太看輕勞農”，但他也只是強調“有志改造社會者在農人方面也應多多努力”，要積極到鄉間去感化農人。張國燾更認為，“農夫沒有政治上的興趣，簡直是全世界的通例”。在中國資產階級勢力尚有限的情況下，只能依靠知識階級作為“革新勢力的先鋒”。對于農民革命性的質疑可以說是這一時期一個較為普遍的看法。
因此，早期中共關于國民革命的論述中并未強調農民在其中的特殊意義。稍后中共三大的《農民問題決議案》，雖然提出要“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但更多強調的是其人數眾多，有著輔助革命的意義。1923年，鄧中夏在論及農民運動現狀時承認，“農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進；農民的住處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論上講，農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不過，從農村抗稅、罷租運動的現實來看，鄧中夏又認為“中國農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覺時期”，因此提倡青年們“到民間去”，“這樣一個占全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農民群眾”絕非“我們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視”。可以說，鄧中夏一方面重視農民作為“大多數國民”參與革命的重要性，但對農民的革命性也不持樂觀的認識，因此希望通過“青年革命家”的教育與組織加以動員。稍后他還說，“中國農民運動在現時只可說是萌芽時期，當然不能像工人運動一樣可有編成數十萬言專書的資格”。
鄧中夏的觀察提示，此時對于農民革命性的理解，存在一個對比方，即工人群體的存在。作為新興的無產階級，工人的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比較之下，代表了落后生產方式的農民的革命性相對較弱。這一認識與思想界此時對于工農關系的討論有一定的關聯。在著名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釗即特別說明，中國“以農業立國”造就的文化制度在此時產生動搖，正是“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的結果，而這一“現代的世界經濟關系”是不可逆的潮流，因此，“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產手段和生產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系”，換言之，要使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生活適應“現代的世界經濟關系”。
李大釗的看法中體現出強烈的社會經濟進化階段論特征，這在此時的思想界為不少人所分享。1921年章士釗提出“以農立國”，之后對于章士釗的批評即有不少從這一角度出發的論證。早期共產黨員楊明齋明確提出，“五千年的歷史循環在今大變動之所以然是由于農化為工”；惲代英則從國際局勢的角度提出“中國亦必化為工業國然后乃可以自存”。這些討論均認為工業化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未來方向，相應地，農業經濟也就被賦予了落后的意涵。如孫倬章所說，農業“為保守的，少進化的，與現社會之進化潮流當相反”。他承認農國論是“就中國國情，以為改良中國的主張”，但無論從理論或事實上，皆是一種“反抗進化潮流的主張”。
在這樣的思路之下，農業不僅僅是一種產業或者生活樣式，它同時代表了以此為基礎的社會發展階段。陳獨秀此時對于農民運動的看法即為代表。在1923年的《中國農民問題》中，陳獨秀說中國農民已經成為了“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既然是潛而未發，顯然尚有所保留。稍后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更提出，“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國內產業勃興，然后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后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后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換言之，農民運動即使能夠發生，也需建立在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之上。實現了農業資本主義化，才能產生“農業的無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力量。陳獨秀的觀點后來被批評為“二次革命論”，更引起了革命領導權等諸多爭議。然而結合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這一觀點在2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內外均具有某種代表性。
必須注意到的是，被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早在1921年就提出了農民運動的重要性。他甚至認為農民運動相較于“都市的勞工運動”，存在一些獨具的優勢，如佃農“和田主的距離很遠，凡甚么運動，田主都不知”；農民雖然缺乏團體訓練，但“有忠義氣，能老老實實的盡忠于自己的階級”等。若與鄧中夏、陳獨秀等人的觀點比較，彭湃所看到的優勢，正是前述諸人理解中的缺點。這固然體現出彭湃在這一問題上的遠見卓識，而從彭湃屢次感嘆“少同志”“同志不來”的狀況，也看出他作為先行者的寂寞。到1924年阮嘯仙給團中央的報告中，即特別說明“粵地農民運動自然磅礴起來”，并非如第三國際認為“完全是C.P.的工作”，“區委已極力使擔任農運的同志們盡量去找青年農民而組織訓練之”。這也體現出此時中共對于農民運動的領導尚缺乏足夠的重視。
雷蒙·威廉斯曾經注意到，大部分社會主義者（他稱之為“歐洲的城市社會主義者”）在很長時間內都不假思索地重復著“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這樣的說法，并心甘情愿地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現代化與都市化理解為某種進步性。27這一狀況在中國革命史中同樣存在。作為國民革命“潛勢力”的農民固然因為數量眾多而受到重視，但由于農業本身在社會經濟進化中所具有的落后性的理解，對于農民運動的認識也相對消極。此后，農民運動的意義在國民革命乃至共產國際長期成為聚訟所在，也正因如此。到1926年，后來組建第三黨的譚平山尚認為，“農民群眾的普遍心理，是小資產的心理”，因此農民不僅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者，甚至還有成為反革命的危險。可見這一消極理解方式的持續程度。
二、農民運動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從農業國進化到工業國固然是近代以來社會發展理論的重要內容，但在20世紀20年代初，另有一條與之相關又更為復雜的線索，即共產國際關于殖民地和東方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理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之下，東方國家的民族工業發展受到阻礙，同時土地迅速集中，造成了大量的無地農民。因此其民族革命運動應當積極與農民運動發生關系，并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對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補充與發展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也修正了此前從傳統農業國進化為現代工業國的單一路徑。東方國家的農民（這里提到的無地農民已經是一個階級概念）不再是落后生產方式的消極代表，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圖景中，他們還具有積極支援甚至參與革命的能力。這一認識對于稍后中共農民運動理論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1923年從莫斯科回國的瞿秋白即有連續數篇文章，討論帝國主義時代中國革命的問題，提出，帝國主義“紊亂了中國舊時經濟基礎之宗法社會的農業”，使得“手工業工人和農民等小生產者漸漸失掉了他們的生產資料”，“一天一天失掉了他們生活的保證”。廖仲愷在第一次農民運動講習所上的講話也特別說明，“帝國主義一出……我國數千年之安定生活及以農為本之國情亦隨之根本搖動了”，他提醒聽眾：“今日之農民運動，其根本原因為國際問題、國民革命問題，非只為對付地主之內部問題。”相較于此前救助“大多數國民”的看法，走向國際的農民運動理論體現出了國共合作時期共有的新認識。
受上述認識的影響，1925年中共四大通過了《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其中即說明“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占一個重要的地位”。按照其中的解釋，“自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強迫中國銷售外國工業品以來，農民破產和失業的速度異常猛烈”，并將義和團運動界定為“農民對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大反抗”。這里言及東方國家，既注意到其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歷的改變，更賦予了此時正在展開的農民運動以不同的意義。可以說，中國作為農業國的特征，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具有了新的意義。農民運動不僅僅是東方國家因地制宜的選擇，也不僅僅是對某一部分國民生活的救濟與改良，而且具有直接反抗帝國主義的積極意義。
因此，中國農村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在此時引起了不少關注。吳芳亭注意到，現在有人以為“我們國內，有農民不受外國資本主義者的壓迫、剝削；唯有農民還沒感受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所賜給我們的痛苦”，“他們覺著中國的農民和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對于這樣的看法，吳芳亭以山東的蠶農為例，說明國際關稅壁壘對于中國蠶絲價格的影響，從而闡明農民與帝國主義的關系。稍后《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更詳細分析，“自從外國資本家把他們的洋貨潮水般的輸入中國以來”，鄉間男耕女織的傳統難以為繼，生活費用上漲，農民面臨著“各方面的壓迫”，承擔了“國家的損失和危險”，因此足以成為重要的革命的力量。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授的科目中，“關于中國國民革命之基礎智識者”也包括了“什么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簡史”等內容。傳統對于鄉村的認識，均偏于其相對較少與外界交流的一面，正面的說法是“自足”“隱逸”；負面來說則是封閉與缺乏變化。上述論者所關注到的直接受帝國主義影響的農村，已經體現出對農村乃至中國社會現狀的不同認識。
同時，這一時期階級觀念與階級分析法的逐漸普及，也使得對于農民群體的認識呈現了不同的樣貌。早在中共創建前后，中國社會，尤其是鄉村是否存在階級已在思想界引起不小的爭議。隨著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的開展，農村中的階級狀況更成為一個突出而敏感的問題。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研究中曾提出，階級并非固定的社會結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發生于人際關系中的歷史現象。與這一思路相似，早期農民運動的實踐者，也主要是從農民受壓迫的程度加以注意。沈玄廬在蕭山宣傳“農民自決”時即認為，“中國底農民，形式上雖是自由農民”，遭受的壓迫卻甚于俄國農奴。鄧中夏則認為中國農民不能與俄羅斯的農奴制度相提并論，但即使如此，“農民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也已經夠了。這些論述尚未涉及經濟結構，而更看重實際狀況與感受以避開理論上可能的困境。
1923年國共合作之后，關于階級理論與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理解也逐漸有了新的發展。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農民運動宣言稱，“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但又說“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才能取勝，這里提到的“農夫”與后來通行的“農民”一詞存在著微妙差異，至少尚不強調其階級的意義。1925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開篇明言“我們人民自古就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士是“知識階級”，商是“資本階級”，只有農工“都是以勞力謀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勞動階級”，這一基本敘述顯然與后來的階級分析還有不小的差異。以廣東農民運動聞名的阮嘯仙認為，“農民和工人，本是同一階級的，不過形式上所受的壓迫不同”。阮嘯仙所說的“被壓迫階級”，與前述“勞動階級”相似，均是相對簡單與含混的認識。
到了毛澤東《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開始將農村中的人群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八種階級；“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不同，因而影響于心理即其對于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毛澤東的這一區分，標志著對于農村人群的認識，從此前的職業差別轉向了階級的分析。在稍后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還明確提出，農村中的半自耕農和半益農、貧農“乃農村中一個極大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李大釗則以《土地與農民》一文揭示出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意義，使階級分析從貧富差異的感性認識進一步發展，提出，革命的土地政策即需要建立在這一方法的基礎上。
同時，帝國主義概念的引入也使得農村社會的階級關系有了進一步解釋的空間。彭湃在對海豐農民狀況的描述中即說明，“自耕農兼小地主及自耕農這兩種農民本可自給自足”，但受到“帝國資本主義侵入”，不得不走向變賣土地，“遂至零落變成佃戶——逐漸無產階級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彭湃的這篇報告，講述的雖然是1922～1923年間的海豐農民運動，但因在“七五農潮”中被毀，實際完稿時間約在1925年前后，其中對于農民運動的記錄固然是較早時期的情況，但對于農村階級狀況的分析，卻或多或少地表達出帝國主義時代的意義。稍后，有人提出，農村中的地主與農民同樣受到帝國主義壓迫，反帝斗爭中是否還需要反對地主？譚平山對此的解釋是，“過去的很多事實，都可以證明大地主常做帝國主義的工具”，農民運動是“為大多數被壓迫最重階級的群眾利益去奮斗”“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同時亦必反對地主”。由此可見，同樣依托于農業經濟的農民與地主，其作為對立階級的意義在這一時期逐漸被辨析清楚。而帝國主義因素在農村階級關系中的影響，使得農民反對地主的行動不僅是對于自身利益的維護，也具有了反帝革命的積極意義。
此時對于農民運動的認識差異，在河南等地紅槍會暴動所引起的討論中可見一斑。陳獨秀此時仍然認為，紅槍會不免是“落后的農民原始暴動之本色”，必須“引導他們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旗幟之下”，這與他稍早時期對于農民革命性的認識基本一致。李大釗則提出，紅槍會的發生是由于“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擾亂中國”，致使“中國全國的農民生活不安定，以急轉直下的趨勢，瀕于破產的境遇”，說明“中國的農民已經在那里覺醒起來”，認為“這樣的農民運動中形成一個偉大的勢力”，與前述陳獨秀的“潛勢力”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李大釗亦承認，“落后的農業經濟反映而成一種農民的狹隘的村落主義、鄉土主義”，致使各地之間紅槍會的活動易為軍閥所利用，但他進而提出，這就需要“農村中覺悟的青年們，鄉下的小學教師們，知識分子們，以及到田間去的農民運動者”加入其中，“使一般農民明了其階級的地位，把他們的鄉土觀念漸漸發展而顯出階級的覺悟”。羅綺園也認為，農民運動的宣傳若能“用千百倍的顯微鏡把他們眼光放大”，激發農民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思想，“國民革命的可能性遂即孕育長大于此新現象之中”。
綜合以上觀察，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東方國家革命理論影響之下，農民運動的意義從對于“大多數國民”的消極扶助，轉而成為“國際問題”，提示出中國革命可能形成的獨特道路。在一次講演中瞿秋白提出，當今中國，“一面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卻又日益破產”“這是農民問題中的重要問題，也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通過農民運動“革地主買辦的命”，才能真正破除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經濟基礎，從而完成中國革命。因此，農民運動具有了“社會進化過程”的意義。毛澤東在闡述“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時提出，“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因此依靠“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固然重要，“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建立在階級分析之上，農民運動的重要意義得到了更為清楚的凸顯。
更重要的是，在帝國主義理論與階級分析法的影響之下，時人對于農村的理解也因之發生了微妙轉變：不僅農村正在被卷入世界市場，其中的居民也根據占有土地狀況的差異，呈現出不同的階級特征；此前與“工”對應的“農”，逐漸分化為后人更為熟悉的農村中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當農民運動逐漸注意到農村與農民都并非鐵板一塊的時候，更為具體的雇農、貧農等階級劃分標準成為了革命真正可靠的理論。這樣，帝國主義時代的農民運動成為了中國革命的特殊內容，階級觀念之下的農民也就與農民運動一道具有了革命的正面、積極意義。這一認識不僅影響著國民革命的理論，其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敘述與解釋，也形成了對于社會現實的感受，重新塑造著人們對于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理解。
三、國民革命中農民運動對于思想界的影響
自1924年開始，農民運動逐步在廣東、湖南等地展開，對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在農民運動高漲時期的武漢即有人感覺，“未學稼或不在黨的人們，在這個世界，遂感覺無地自容了”。有人更樂觀地認為農民運動可以一舉摧毀鄉村封建制度。這一認識固是世風激進的產物，但農民運動對于社會文化的整體影響也值得注意。林祖涵在對于湖南農民運動的觀察中，即感到“鄉村中因農民變（運?——作者注）動，已將一切舊的文化動搖，如神權族權等，均已失其效力。……實際產生了種種的新文化”。鄉村中的“新文化”是否實際產生可另論，但這種對于“舊的文化”的動搖恐怕確實不小。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其影響并不僅限于一時一地，而是逐漸波及了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對于不同的人群形成了或強或弱的震蕩。
在農民運動最為激烈的湖南，除了打倒土豪劣紳，有人開始討論廢止祀孔的問題，意圖以此“打破封建思想的大本營，毀滅反革命派的護符”。“打倒家族主義”“打倒舊藝術”等類似這些在五四前后即已出現的討論，均挾農民運動的聲勢卷土重來。當時中共湖南區還提出了農民運動對于建設民主政治的意義，認為只有通過農民運動“推翻鄉村的封建制度”，才能實現“由過去的鄉村到將來的鄉村，由土豪劣紳專政的鄉村到民主政治的鄉村”。這些新文化運動前后出現的訴求，此時在湖南農民運動的激進空氣之下重現，既是運動本身的所向披靡，也可視作較長時期內社會運動深入文化領域的努力。甚至據說有湘綺弟子以詩言志：“忽然拋卷披衣起，決計磨刃向左傾。”頗可想見農民運動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在此浪潮的蕩激之下，一般被認為較為保守的北方思想界也開始重新思考農民問題。正是在農民運動發展逐漸至于高潮的1925～1927年，思想界出現了又一次討論，尤其以章士釗“以農立國”論的舊事重提為代表。章士釗1925年在《甲寅》雜志刊行《農治翼》一文，所謂“翼”，是要呼應段祺瑞提出的“力田而食，以農立國”。章士釗將段氏所論定為“立國大本”，還特別說明，農治之說，“國人能洞明其義者殊尠。間有撰述，輒遭駁詰”。稍早章士釗已在《甲寅》上重申農國、工國的差別：前者在于“力田以自取給而無不足”，后者則是“不恃己國之地力，而恃世界之商場”。這里所說的“工國”，已與章士釗五四前后所論“工國”強調機器化工業生產的意義不同，而開始偏向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含義。在一次講演中章氏也認為中國“徒慕偽工業國之文明”，以致“沈于半殖民地之境”。這些措辭上的差異，均顯示出章士釗“以農立國”論因應外部思想氣候而發生的改變。
此后在《何故以農立國》一文中，章士釗更說明，自己之所以重提五年前的舊說，就在于“時”的變化，以農立國確實“已成議題”。此時“工業本身之痞疾”已經顯現，而試圖解決這種問題“現未如無產階級專政”等解決方案，卻不過是“投瞑眩之藥”。只有依靠“全國之農村組織，大體未壞”這一優勢，“力挽頹風，保全農化”，才是中國應有的發展道路，并可以此完成中國文化對于世界獨有之貢獻。這既是在重申自己對于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觀點，也是對于時下農民運動的批評。梁漱溟曾回憶，自己在1923年雖曾有“農村立國”的想法，卻“怕是主觀上的烏托邦，無用的長物，而不敢自信”，要到大概數年之后才有了自信。這種對于數年間思想氣候變遷的感受，與章士釗也有相似之處。
章士釗此時的農國論仍然受到不少批評。如劉大鈞即認為其對于經濟史發展趨勢缺乏了解，因此無法說明“究竟怎么算是以農立國，怎么用農業的精神，去辦工業”。批評者的論點大致不出此前范疇，但章士釗的舊題新講，在此時獲得的呼應卻與數年前和之者寡的狀況大有不同。也是在1925年，長期在山東從事地方建設的老同盟會員王朝俊（鴻一）與米逢吉、尹仲才等人提出《建國芻言》，要求“毅然擺脫模仿歐式之縛束”（這里所謂歐式實際多是針對“新俄”立言）。其中提出以“傳賢民主國體”與“劃一村治”“農村立國”作為治國途徑，重新弘揚“國性”。梁漱溟后來評論《建國芻言》“很有些偉異的識見與主張”，尤其說王鴻一，“他能標揭主義；他能建立名詞；他能草訂制度”。上述主張與章士釗相類，也同樣有著建言獻策的色彩。而“以農立國”“農村立國”等策論在此時的出現，尤其提倡者作為“對手方”的“無產階級專政”或“新俄”，均可看出農民運動的蕩激效應，及其對于思想界潛移默化的影響。此時同樣轉向農村的還有關注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在這一時期，他所關心的教育改進問題開始從都市平民轉向鄉村，試圖通過鄉村教育的改造，使得“個個的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偉大新生命”。學習農學的吳覺農更提出，中國若能“打倒都市中心的文明”“維持農村的經濟”，并且“創造農村的文明”，就是貢獻了“救濟世界的一條康莊大道”。
上述觀點雖然從“以農立國”的政策到鄉村教育，內容不一，但均是農民運動之后對于農村的新關注，農村在中國社會的基礎作用因而逐漸顯明。因此在對農民運動的批評中，也出現一種思路，即認為農民運動之所以發生，實際上是對于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忽視。1925年章太炎在湖南之行的一次講演中即批評，“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他注意到此時“城市自居于智識階級地位，輕視鄉村”；但實際上“吾國階級制度向不發達”，“何必多此智識階級之名稱，為文化之中梗”。認為中國向來并無階級觀念，本是晚清以來思想界的議題，而將此一問題放入城鄉差別，可見太炎對于時局的敏銳。他在講演中又表彰晨光學校“以養成農村人才為宗旨，化除階級，镕合城野，最為適用之教育”，雖然是出于對主辦方的奉承，“化除階級，镕合城野”卻也說出了這一時期不少人的思慮所在。
到1927年，頗可代表北方輿論的《大公報》提出了兩層觀察。首先，農村問題的出現是中國社會失衡的表現：中國號稱“四千年之農國”，但由于近年來時局動蕩，以至“仿佛重農為俄黨之發明，而非中國所夙知者然”，可謂“中國之恥也”。因為對于農工大眾，“于可能范圍以內，改善其生活，保護其利益。此皆天經地義，凡文明之國無不行之，無所謂赤白也”。換言之，“重農”本是中國的傳統，改善農民生活應是政府分內之事，卻在蘇俄影響之下的農民運動中集中出現，是一個值得反思的社會問題。然而，它雖然肯定了農民運動的“重農”要求，卻并不認可其做法，謂之“一讀即可知其為仿行蘇維埃制度者是也”。并進一步批評，“蘇俄之主持東方政策者，其心理上或視中國等于高加索，或中央亞細亞諸民族，或儕之于布利亞特，外蒙之流”，對于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缺乏了解。如果暫時擱置政治立場所造成的偏見，這一批評也涉及農民運動理論本身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對于中國社會狀況深入認識的要求；其次則是對于社會發展規律性的進一步思考。如前所論，農民運動的發生本已是東方革命論的因地制宜，批評者猶嫌其不夠了解中國，足見思想界對此問題的敏感程度。
1927年1月，《東方雜志》第一次定期征文活動，題目即為“農民狀況調查”。當時編輯是通常被視為東方文化派的錢智修，但在刊首提要中，他對于農民運動時期“激進的土地政策”卻不乏澄清，并特別說明，“農民問題乃是中國的謎。把這個謎猜透了，中國的將來，也就決定了大半了”。可以說，到了國民革命后期，即使是在沒有直接受到農民運動沖擊的地區，其蕩激效應也如漣漪一般擴散到了更大的人群與論域。無論是否贊同農民運動理論，這場運動都激起了更多知識分子對于農村的關注，既有人因此重新體認了東西文化討論中中國文化“農”的因素，提出了“以農立國”的策略，也有人更具體地關注農村教育、農民生活改良等問題。這一過程與中共黨內關于中國革命特殊性的理解遙相呼應，體現出農民運動在文化思想界產生的深遠影響。
四、后果：從農村理解中國
隨著國共合作的破裂與國民黨的“分共”，各省農民運動被陸續停止。到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甚至“農民”二字也為國民黨諱言，如農民部被改稱為農人部，農民運動改稱為農人運動等。浙江省黨部編訂的《十六年前的國內農人運動狀況》，則徑將國民黨二大提出的《農民運動決議案》里的“農民”全部改為了“農人”，這是把農民運動視作“聯共”的產物而有意區別。但即使如此，農民運動提出的問題仍然在社會思想界持續發揮著影響力。不僅在曾經的國民革命同盟內部存在著對于農民運動及其經驗的討論，本著反思甚至反對農民運動為基本思考的鄉村建設運動，也逐漸成形，在30年代風靡一時。更重要的是，農民運動時期關于農村狀況與農村階級關系的探討，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微妙地改變著時人對于農村的認識，形塑了一個不同于傳統鄉村的農村形象。
就中國共產黨而言，在檢討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原因的過程中，對于農民運動意義的認識成為了一個重要內容。瞿秋白在1928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及“工人與農民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意味著中共對于農民運動與中國革命道路特殊性的進一步探索。蔡和森也提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并且認為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應該比在俄國更加重要。他還特別批評了陳獨秀農民運動必須待“農業資本化”后的觀點，認為這是誤認革命性質、忽視農民。這一時期，“八七會議”確立的實行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的總方針、“六大”提出的擴大農村根據地等要求，以及此后農村根據地土地革命的開展，至毛澤東關于“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提出，均可看到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正在形成。
另一方面，以改組派為代表，國民黨內部對于國民革命中“錯誤”的反思，也以農民運動為主。陳公博即認為，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的小作農業社會”，因此不能照搬“工業社會當中極強烈的工農運動”，國民革命的錯誤正源于對中國“農國”性質的忽視。陳公博并不贊成農民運動，但其反對的方式卻來自“小作農業社會”的觀察，這在陳公博本身或許是入室操戈的手段，卻表現出背后社會經濟觀念的深刻影響力。顧孟余也承認農民問題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認為“中國雖然沒有封建制度，多數農民的生活，卻與農奴沒有很大的區別”，因此提出應當實行保護佃農與減租的政策。
這一時期被陶希圣稱為“對于國民革命事后回想的時期”，社會思想復雜多變，但在不同黨派、政見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共同傾向，即通過農村理解中國。在農民運動的洗禮下，此前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農村，開始得到了思想界廣泛的正視甚至重視。這不僅體現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更涉及對于中國社會文化特殊性的理解。相較于此前中西文化論爭中主要關注的哲學、心理學等層面而言，到了20世紀30年代，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開始具有了較多社會經濟的因素。而其中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追根溯源，則落實在了農村。
五四前后被視為“東方文化論者”的梁漱溟在此時提出鄉村建設，即可作為這種變化的代表。1929年，梁漱溟自承受到“革命理論”洗禮之處頗多，并評論：“三數年來的革命……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即“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所謂世界列強和自己所處地位關系的認識與注意，大大增進了國人對于‘經濟’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注意”。梁漱溟所說的“三數年來的革命”，正是國民革命。其中所謂“大大增進了”的兩點，前者涉及對于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關系的認識，后者則是社會經濟觀念。這樣一個積極回應革命理論的梁漱溟，與五四前后的“東方文化論者”已體現出不小的差別。在1921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雖然注意文化的生活面向，但基本不涉及社會經濟的內容。到了此時，梁漱溟對于鄉村建設理論的介紹卻是以社會經濟的分析作為開篇，并特別說明，“經濟問題是牽全中國社會為一身的問題，非求總解決不可”。對于后世學者而言，鄉村建設固然仍可以被視為一種“以農立國”論，不出文化保守主義的范疇，但其與此前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差異以及其對于革命理論的回應，皆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當然，從社會經濟角度分析社會乃至歷史現象，應該說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播的后果。然而梁漱溟的這一分析使得東西比較的研究從文化乃至心理學層次的差異，轉入了社會經濟的領域，并將其落實在中國社會的城鄉差別，從而提出鄉村建設理論，卻是“后農民運動時代”才會有的主張。這一時期的梁漱溟明言，“現在中國社會，其顯然有厚薄之分、舒慘之異者，唯都市與鄉村耳”。他承認城鄉差異固然早已存在，但“自西洋式的經濟、西洋式的政治傳入中國，更加取之此而益于彼”。所謂“西洋式”與中國的對立，顯然是在回應此前的東西文化論爭，但此時梁漱溟論及城鄉差別，又有著不少著意立異的地方。他特別說明，自己之所以強調城鄉差別而不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來描述中國社會；之所以使用“鄉村居民”而非“農民”“農工”“被壓迫民眾”“無產階級”等詞，并非是不懂“社會科學”，而是希望體現出與階級分析法不一樣的思路。這一頗具苦心的騰挪著眼仍是在中西文化的差異，但若不考慮到此前農民運動對于農村階級關系的討論，梁漱溟的這番苦心孤詣恐怕就有些失落了。
斯金納在對于思想史的討論中提出，研究者不僅需要了解這些作者提出的觀點，“而且還有他們論述和試圖回答的問題，以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贊同、或質疑和駁斥，或者說不定甚至出于論戰目的不去置理政治辯論中盛行的設想和規范”。農民運動產生的深遠影響，正是形成了在此后十數年間不得不應對的農村問題，無論是贊同、質疑或是故意“不去置理”。中國共產黨固然進一步實現了對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諸如國民黨內部的改組派，一般被視為具有社會改良主張的鄉村建設派，這些不同政治主張的個體與組織，也不得不面對農民運動所提出的諸多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農村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基礎地位得到了確認與重視，農民運動中提出的農村衰敗、階級分化等問題，也使得時人對于農村的認識有了新的視角與方法。
還需要注意到，在章士釗的“以農立國”中，一個重要的前提即中國的農村“大體不壞”，而此時在梁漱溟看來，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相當明顯。農民運動中對于農村衰敗狀況、農民生活困苦等的關注，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到1930年逐漸演成了“農村破產”之說。《大公報》社論即認為，“農村與城市的不均衡”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見病癥，“中國雖然沒有產生資本主義式的大工業，也沒有偏袒工人的社會主義，但是卻有外國的工業品大批販來，一樣會使農村破產，人口集中于城市。”這里關注到的農村問題集中在城鄉差別一面，與農民運動理論判然有別，但卻延續了此前對于農村的關注。其中所謂“農村破產”，作為社會危機的程度顯然又甚于此前。甚至在世風偏于保守的東北，也有報人批評中國作為“農業古國”卻長期忽視農業改良，尤其“社會知識階級，及大資本家，不作舍‘農業國’一躍而為‘工業國’之奢夢，即直接以租界商埠水陸要邑，僅謀壟斷農產物及農業制造品之輸入輸出”，致使“農業破產，亦即不啻國家經濟基礎淪于顛覆”。
可以說，作為農民運動對于社會現狀的判斷，“農村破產”的看法已經逐漸擴散至整個社會輿論，影響到此后對于中國現狀的認識，提示出北伐后思想界特殊的激進氣象。有人甚至提出，農民問題固然是以土地問題為著，但“解釋得寬大一點，無論是道德的、政治的、經濟的，以至于社會的，整個的文明問題，都可以包括在農民問題之內”。可以說，農村在此時已經成為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而農民運動正為其濫觴。
簡言之，五四前后初見端倪的“以農立國”，到30年代初期已經成為一種“從農村理解中國”的認識傾向。這一傾向有三個層次。首先是正視農村問題在中國的廣泛存在。這直接受到此時期城鄉關系的改變、尤其城鄉差距擴大的影響，因而特別注意到農村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相較于農民運動較為激進的革命主張，這種正視得到了社會最廣泛的接受，也可以說是“從農村理解中國”最基本的意義。在此基礎之上，思想界亦出現一種自覺，即將中國的“以農立國”視為一種與西方不同的文化類型，并由此出發來討論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另一個影響到思想方法的重要的因素，即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文化，也與農民運動中逐漸流行起來的階級分析法密不可分。最后，部分知識分子對于農村尚持有較為樂觀的認識，無論是在東方國家革命論影響下的共產革命者，還是相信中國可以走出一條“以農立國”獨特道路的社會改革者，他們對于農村的理解均最為正面，不僅承認中國“以農立國”的過去與現實，更積極從農村尋找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未來方向。
這種從農村理解中國的傾向成為社會的共識，亦不妨視為中國文化自我解釋的一種可能性。早期中西文化的差異被具體到工農、城鄉的問題上，其所具有的社會進化論色彩，使得農業生產與鄉村生活方式具有了落后的意味。對于有著農耕傳統的中國來說，這一后果更使得其自我認同出現了某種危機，影響至為深遠。另一方面，隨著帝國主義世界格局的形成與20世紀世界革命的發展，以共產國際對于東方國家革命形式的探索為代表，這一相對單線的社會進化理論也不斷受到挑戰與修正。在這一過程中，不僅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外部挑戰更為復雜化，其自我解釋的必要性也變得更為緊迫。階級分析法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固然來自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革命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但就其最寬泛的影響力而言，也體現出重新闡釋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長期努力。如果承認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基本價值（或羅榮渠所謂的“多線發展的現代化”），這一時期開始的“從農村理解中國”，至今仍有值得思考之處。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助教；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海學刊》2021年第5期，原題為《從農村理解中國：早期中共農民運動理論及其與思想界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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