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次重大轉向，為此國家作出了二者有效銜接的重大制度安排。黨中央和國務院作為頂層設計的謀劃者，通過規范性的政策文件、中央及全國性會議、領導考察講話，不斷強調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作出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工作安排。各級黨政機關干部和智庫專家作為具體政策的執行者和現實實踐的觀察者，以報刊媒體為載體，具體解讀頂層話語，并以實踐經驗提供現實反饋。學術研究者作為理論闡釋者和建言獻策者，以學術文章為陣地，深刻剖析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提出有效銜接的對策建議。此類論述從理論層面出發，探究了“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何以可行以及何以難行，并在重點領域嘗試性地提出實現有效銜接的具體路徑。
關系辨析：相關性與相異性
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關系的辨析幾乎成為所有討論二者有效銜接的研究者繞不開的議題。盡管學界對二者的關系有不同的概括表述，但可總括為“相關而不相同”，其核心在于強調二者既不可相互割裂，又不可混為一談。只要厘清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相關性”和“相異性”，也就揭示了二者在理論層面銜接何以可能以及理論擬合所存在的困境。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關關系”的表述包括但不限于“互涵”“協調兼容”“有機統一”“共通共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相關關系”主要有三種，即統一性、相繼性、互構性，并以共同的理論淵源與價值理念、相繼的奮斗目標與實踐過程、互構的戰略目標與功能作用等為具體的表現形式。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相關關系表明了二者有效銜接在理論邏輯、歷史邏輯以及實踐邏輯上的可行性，通過成果轉化和經驗借鑒可以從脫貧攻堅順利過渡到鄉村振興。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差異性”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學者主要從二者的戰略時限、戰略地位、戰術策略、任務要求、減貧目標、對象范圍、戰略性質等方面切入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盡管二者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是建立在共性基礎上的差異，而非絕對的互斥，因而這種差異更多地表現為層次遞進、范疇擴大、從點到面的轉向。這些差異反映在實踐層面即表現為二者有效銜接存在的現實挑戰：時間維度、空間維度、主體維度、目標維度上的差異所形成的關系張力，因此在基層實踐中要著重處理好鞏固脫貧成果與解決相對貧困、穩定政策和完善政策、政府主導與群眾主體、聚焦鄉村與城鄉融合的關系，做好政策取向與著力點的轉移、保障與發展優先順序的轉換以及政府、市場、社會角色功能的轉換。
實現路徑：重點方向與銜接建議
學界基于理論層面的學理性思考或經驗層面的應用性研究，總體上也是從頂層設計（理念目標、政策規劃、體制機制、保障體系等）、具體舉措（產業、生態、文化、治理、組織、人才）、要素投入（人、地、錢、項目、技術、服務）三個層面提出有效銜接的實現路徑。大部分銜接建議力求全面性，涉及銜接的方方面面，但在具體方案上著墨不多；也有一些研究把握了銜接的重點方向，并給予特殊關切和主要路徑建議，就目前的焦點議題來看主要包括政策銜接、產業銜接與內生動力的激發三個方向。
第一，政策銜接。在政策供給方向上，學者或從內容著手提出在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方面的政策供給建議，或指出供給方向上的變化要求，如由特定的幫扶政策向常態化的民生政策轉變、由物質幫扶向能力提升轉變等。在政策內容對接上，學者主要考量的是具體政策的延續、強化、取消、新設。例如，有研究梳理歸納了現有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政策，將之分類對接，“整合匯總為防止返貧類政策、產業就業類政策、公共服務類政策、兜底保障類政策、區域開發類政策和城鄉改革類政策”，并詳細探討了每種類型政策的重塑方向。也有研究提出要保持農業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強化社會保障政策，調整優化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政策，逐步取消“輸血”類政策。另有少部分研究聚焦于財政政策，自然資源政策的銜接框架設計。
第二，產業銜接。基于產業扶貧已經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可持續性方面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學界主要提出了以下三條銜接路徑。在產業升級方面，通過產業鏈延長、產業融合以及發展品牌化、高質量、綠色生態的現代產業，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并增加產業業態與產品的多樣性或探索小農產業發展以減小市場風險。在產業參與主體方面，產業興旺的目標下市場須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須履行好公共服務職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須充分發揮帶動作用，而瞄準對象則要由貧困人口轉向鄉村人口，并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在機制構建方面，仍須繼續完善產業扶貧的選擇機制、利益聯結分配機制、風險防范機制，以實現向產業興旺過渡。
第三，內生動力的激發。相較于脫貧攻堅期的“超常規”社會動員機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動員機制須具備內生性、常態化的特征，須以集體行動的能力為基礎，因此學界主要從個人意識培養、能力建設及集體組織能力建設方面提出銜接路徑建議。在個人意識培養和能力建設方面，通過思想宣傳、示范引導、技能培訓、以工代賑等方式培育農民的主人翁意識、提升能力素質水平。在集體組織能力建設方面，有研究指出在制度、政策和資源供給之外，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更需要鄉村社會的主動承接和積極配合，通過組織建設、社區建設文化建設等方式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重新聯結起來，培育農民的鄉村公共意識或公共精神。
除了上述三個重點方向之外，也有研究者開始從更微觀的行動舉措入手，為地方實踐提供可操作性的經驗借鑒，如農村“三變”改革、村莊規劃編制等。
綜觀學界關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學理性探討，可以看出，這些學理探討與頂層謀劃、基層實踐構成了理論與現實的互動回路。一方面，關于二者關系的辨析是對頂層話語內在邏輯的詮釋，也是對實踐困境的理論回應；另一方面，具體實現路徑的提出既為頂層謀劃提供了政策參考，又為現實實踐提供了行動參考。
基于《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已經設計完成整體性的銜接政策框架，且下屬各類子政策框架和具體工作安排也已接續發布，關于二者有效銜接的討論和研究亟須作出重點轉向。既然關于“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宏觀層面）”等問題在頂層設計上已作出回答和安排，那么后續的討論和研究應該轉向理論闡釋的拓展深化和微觀實踐的行動建議。首先，已有的關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理論研究多在探討兩大戰略之間的邏輯關系，只聚焦脫貧地區內的、過渡期的具體銜接問題，但實際上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核心都是通過對農業、農村、農民和農地等系統的優先性和綜合性的現代化改造而推動中國城鄉社會結構和關系的總體性變革，只不過側重點存在差異。從理論構建角度而言，對二者有效銜接的理論探討不應止于關系辨析和脫貧地區內的銜接，而應該在“小銜接”（脫貧地區內的、過渡期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之外擘畫“大轉型”（國家整體層面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從脫貧攻堅時代到鄉村振興時代的有效轉型），以構建中國特色的轉型變遷理論。其次，已有的在實踐層面上的經驗總結與銜接建議或是因過于“地方化”而缺乏借鑒意義，或是因追求方向上的面面俱到而未能提出具體方案，地方實踐的可操作性不強。從應用實踐角度而言，示范性的地方樣本需要按特征類型建立案例庫，學界的應用性研究也需要聚焦微觀舉措的具體銜接路徑。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21年5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