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決定組建社會工作部，學界反應強烈，但在理解上也存在偏差。有的不理解為何將民政部的基層政權相關職能劃入社會工作部，有的將社會工作與社會工作專業相等同。我們團隊基于中國治理實踐，提出了國家對社會治理的“大治理觀”。它有助于理解社會工作部的構建。
“大治理觀”強調系統性、整體性和統籌性，認為社會治理是一個由各個部分構成并相互聯系的系統和整體，需要對各個部分進行統籌，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在農村以“公社制”，在城市以“單位制”進行社會治理。社會是從公社和“單位”中生長出來并附著之上。改革開放以來，廢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政企分開”，生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國家對社會的治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村實行“鄉政村治”，在鄉鎮設立人民政府，在鄉鎮以下設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在城市，企事業單位的社會職能剝離出來，歸于社區，“單位人”變為“社會人”。隨著國家治理體制的變化，在民政部設立了“基層政權司”，專門負責基層政權和村(居)民自治工作。1980年代，在張厚安教授的帶領下，我們團隊從事基層政權和村民自治研究工作，與民政部基層政權司建立了密切聯系。從我們的研究看，基層政權與村(居)民自治是一體的。張老師對“鄉政村治”有過很為精辟的論述，認為“村治”是“鄉政”的基石。但從實際工作看，因為基層政權涉及到國家干部，主要由組織部門管理。民政部門更多的是負責村(居)民自治，屬于社會治理層面?！盎鶎诱嗨尽敝蟾麨椤盎鶎诱嘟ㄔO和社區建設司”。此次成立社會工作部，由執政黨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從“大治理觀”的統籌整合思維來看，它有助于國家對社會的一體化治理。
2010年后，我們先后參與了廣東云浮和福建廈門的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共同締造的核心在共同，在政府、社會與群眾共謀共建共治，關鍵是群眾參與。而當時，城鄉基層治理主要以建制村和社區為載體，其范圍大、人口多，群眾參與難。云浮和廈門的主政者主張劃小治理單元，便于群眾參與。這一舉動牽涉到組織部門、民政部門等。為此，廈門的主政者專門請國家民政部的一位中層領導到廈門工作和指導，以協調各分管部門的關系。這是因為，基層治理的重要特點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要動一根針，牽涉千條線。社會工作部的設置有助于對“千條線”的整合，將基層事務歸口到相對集中的部門指導和管理。
2022年，湖北省廣泛開展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共同締造活動。這一活動解決了許多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同時也暴露出國家對社會治理的一些體系性短板。如湖北省的主政者數次提到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組織的功能問題。這一問題我開始沒有引起重視，只是直覺地意識到共同締造需要群團組織發揮作用。我在省婦聯講解共同締造時，對一位領導說道，共同締造關鍵在婦聯。因為城市社區工作人員主要是女性，留守在農村的也主要是女性，女性是大半邊天。但在共同締造實踐活動中，群團組織未能充分發揮出自己的特有作用。我們團隊結合主政者的講話專門到基層做調查，發現基層社會的組織性尚不強，存在諸多治理“縫隙”。盡管近幾年黨組織沉下去了，由村(社區)到灣組(小區)，一直到中心戶和門棟。但作為黨組織助手和幫手的群團組織還沒有沉下去，特定人群的組織化程度不高，未能參與常態化的基層治理。一個社區諸多小工商戶，但不是工商聯聯系的對象。大量新就業群體處于無組織狀態。而社會組織化是治國理政的基礎。正是基于此，我們從國家對社會有效治理角度，提出了“大治理觀”。社會工作部的成立，想必是從國家將社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進行有效治理的制度安排。
社會工作部雖然冠以“社會工作”，但與過往經常使用的“社會工作”當有所不同。社會工作部是執政黨基于社會治理需要設立的。這里的“社會”是“大社會”，反映了“大治理觀”所延伸的“大社會觀”。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區關注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