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是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路徑，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農村區域協調發展，黨和國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將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受限于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目前我國不同地區農村發展在收入、消費、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等維度上依然存在顯著差異。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村與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村的較大差距，逐漸成為當前中國農村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針對這些問題，應將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擺在更為緊要的位置，并著力構建區域共同發展、區域共生發展、區域共建發展和區域共享發展的新格局。依循這一思路，本文進一步從激發農村經濟內生增長動能、推進農村消費需求轉型升級、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構建農村經濟綠色發展模式、協同農村區域發展政策等方面，提出未來一段時期高質量推進我國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實現路徑與對策建議。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農村；農村基礎設施；鄉村建設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農業強國建設的基礎條件與必要支撐。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部分地區仍處于欠發達狀態，這些地區在居民收入、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資源等方面相對落后。為應對這一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要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既包括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維度的全面振興，也包括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還包括促進農村不同群體和不同地區農村的全面發展。推動不同地區農村協調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路徑。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農村區域協調發展，黨和國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將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受限于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我國不同地區間農村發展面貌仍呈現出巨大差距。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村與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村之間的懸殊差距，成為當前中國農村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問題，也是影響我國共同富裕進程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東部地區由于經濟基礎雄厚、政策支持力度大，其農村在收入水平、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一些偏遠和欠發達地區，農村依然面臨基礎設施薄弱、公共服務資源匱乏、人居環境亟待改善等問題。這些不平衡不僅限制了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全面推進，也對實現共同富裕構成了重大挑戰。在全國范圍內，推動欠發達地區農村區域協調發展，對于構建新的發展格局、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梳理推進我國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邏輯，剖析其面臨的困境和挑戰，進而提出今后一段時期內高質量推動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目標、發展思路和重點任務顯得尤為重要。
圍繞農村區域協調發展，國內學者從政策背景、社會體制出發，強調了農村區域協調發展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大多數學者認為，加快推動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是解決鄉村地區長期存在的政策缺失、資金短缺、人才不足、資源緊張等困境的關鍵途徑。相關研究運用多種理論和方法，從資源配置、政策支持等角度對推動欠發達地區農村區域協調發展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國鄉村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內生動力不足、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困境。此外，部分研究也提出了針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對策思路，包括重視區域產業的融合發展、推動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和普及、促進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等。總體上，已有研究為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提供諸多有益啟示，但圍繞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表象特征、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構建及實現路徑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一是，現有關于我國農村區域協調發展面臨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體層面，結合欠發達地區具體情況的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與特征仍待系統梳理；二是，現有文獻更多關注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在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而針對我國鄉村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以及針對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目標及機制設計的探討還需要進一步拓展。
有鑒于此，本文在緊密圍繞欠發達地區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從收入、消費、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等方面重點分析我國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與特征，并從區域共同發展、區域共生發展、區域共建發展和區域共享發展四個方面提出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目標與機制構建，據此進一步提出未來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實現路徑與對策建議，以期能夠為推動農村區域協調均衡發展、推進全面共享共同富裕成果提供參考啟示。
一、當前我國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與特征
隨著我國全面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農村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人居環境等方面均得到明顯改善，鄉村振興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然而，受制于我國地域廣闊、資源稟賦條件各異，不同地區農村發展的均衡程度仍然存在顯著差異。無論是經濟層面的收入和消費，還是社會層面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人居環境質量，目前東中西部地區農村發展還很不均衡，相關政策措施、體制機制仍需要進一步完善。
(一)收入差距明顯：促進區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迫在眉睫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盡管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助推下全國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收入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以及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背景下，不同區域間農村收入差距問題體現得更為突出。
首先，東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存在顯著差距。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較高。2022年，上海市和浙江省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39729元和37565元，位居各省區農村居民收入排行的前2位。中部地區的農村收入水平居中，而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較為薄弱，收入水平相對較低。例如，同期貴州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707元，遠低于東部地區，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65.7%。
其次，地區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超過了區域發展的整體差距。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五個省份與最低的五個省份之間的收入倍差達到了3.26倍，而城鎮居民的收入倍差僅為1.75倍。不同地區農村間的收入差距明顯高于區域發展的整體差距與城鎮差距，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成為“洼地中的洼地冶。甘肅、貴州、青海、云南和陜西五省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算術平均值為12356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1.8%，凸顯了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性。
最后，地區間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也存在顯著差異。東部地區如浙江和江蘇，農村勞動力廣泛參與工業和服務業，使工資性收入成為主要收入來源，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占比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更多依賴家庭經營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例如，中部地區河南省的家庭經營純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分別占總收入的35%和15%，而西部地區如貴州省，轉移性收入的比重更大，達到25%。此外，非農就業機會的匱乏和產業結構的單一，進一步限制了中西部農村居民收入的提升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消費層次分化：提升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任重道遠
農村居民消費不足問題依然是新發展格局下國內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盡管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農村地區的消費能力整體有了顯著提升，但隨著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拉大，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等也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提升農村地區尤其是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農村地區的消費水平及其多元化程度顯得尤為關鍵。
一方面，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因地區間的收入水平差距而具有顯著的區域性差異。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較高，消費能力也相應較強。例如，2022年，上海市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28847.6元，顯著高于全國其他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居民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因而其消費能力也相對不足。以貴州省為例，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3707元，僅占同年上海地區消費支出47.5%。
另一方面，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帶來的地區農村消費結構差異十分顯著。東部地區由于同時具備相對發達的消費市場以及較高的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因而其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更加多樣化。以浙江省為例，2022年，浙江省農村居民除去食品以外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21570元/人，占到人均生活消費總支出的78.5%。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消費仍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為主，而發展性和享受性消費占比則相對較低。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2022年農村居民除去食品以外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9240元/人，占人均生活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僅為72.0%。
(三)公共服務不均：推動農村公共服務量質齊增需求迫切
盡管在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以后我國鄉村地區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險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和服務能力等明顯改善，但部分地區與“硬件冶條件匹配的“軟件冶能力短板依然突出，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水平仍不能很好地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鄉村教育方面，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鄉村教育資源豐富，教育設施完善，教師隊伍素質較高。中西部地區雖然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教育設施有所改善，但在師資力量和教學質量上仍存在較大差距。根據張煒和周洪宇構建的中國鄉村教育指數(CREI)，2021年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師資建設指數分別為63.07和64.51，不僅與東部地區(74.27)存在明顯差距，而且均低于全國均值(67.81)，在學生支持指數和教育生態指數上，也表現出了東部強、西部弱、中部塌陷的態勢
在鄉村醫療衛生方面，東部地區醫療衛生設施完善，醫療資源豐富，能夠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但由于東部地區鄉村人口分布相對密集，農村居民享有的醫療資源會有大幅分攤，按人口分布的公平性較差。例如，上海、浙江以及廣東的鄉村醫療衛生資源集聚度均小于1，按人口配置的農村衛生資源壓力大。而中西部地區人口密度普遍較小，盡管按人口分布的公平性高于東部地區，但按地理分布的公平性較差，衛生資源在地理上聚集性仍相對較低，且整體水平也明顯低于東部發達地區。
在鄉村社會保險方面，東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普遍享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等基本社會保障，并且待遇方面相對較好。2022年，上海市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1300元，而四川省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僅為128元。中部地區雖然在社會保險覆蓋面上有所擴大，但在服務體系和保障水平上仍顯不足。而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條件限制，社會保險覆蓋率低，保障水平不高，許多農村居民難以享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障。《中國社會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顯示，上海提供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為17040元，而安徽與貴州的標準為8730元和5686元，二者之和也不及上海。
(四)基礎設施滯后：補齊農村基礎設施發展短板仍需努力
農村基礎設施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堅實基礎。黨和國家始終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一項長期發展任務和目標，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都特別強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發展目標。然而，目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存在一定短板，尤其是區域間發展嚴重失衡，表現為在邊遠落后的農村地區，農村基礎設施供給與需求不匹配。這些短板問題不僅制約了鄉村振興的進程，也影響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在鄉村道路交通建設方面，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公路網絡較為完善，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幾乎全部通硬化路，交通便利程度較高。中部地區盡管在國家政策支持下，農村道路基礎設施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資金投入不足、自然條件較差等問題，部分村內道路尚未完全硬化，交通便利度仍需提升。而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農村道路基礎設施建設難度更大，成本更高，對農民的出行和農產品的流通造成不利影響。《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21年，中部和西部地區平均村莊硬化道路占道路面積的比重分別為38.16%和54.21%，均不及東部地區59.05%的村莊硬化道路占比。
在鄉村水電氣基礎設施方面，東部地區經濟條件較好，農村供水、供電和供氣設施較為完善，大部分農村地區已經實現自來水入戶、電力穩定供應和高天然氣覆蓋率。中部地區的農村供水、供電和供氣設施雖然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設施老化、維護不足等問題。而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農村供水、供電和供氣設施建設較為滯后。根據《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在供水方面，2021年東部地區供水普及率達到93.5%，而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84.7%);在燃氣方面，東部地區燃氣普及率為67.0%，而西部地區燃氣普及率不及東部地區的三分之一。
在鄉村物流和電商發展方面，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達，物流和電商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農村居民能夠通過發達的物流網絡快速購買和銷售農產品，電商已經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21年，東部地區農產品網絡銷售額占比達17.7%，特別是東部沿海省份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更是走在前列，浙江省同年農產品網絡銷售額占比為42.1%，接近全國水平的三倍。中部地區雖然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物流和電商基礎設施有所改善，但在物流網絡覆蓋和服務質量上仍有提升空間。而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物流和電商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例如，秦巴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甘肅隴南市，當地盛產核桃、花椒、油橄欖等優質農產品，但由于交通不便利，運輸成本高等因素，農產品商品轉化率低，呈現“富庶的貧困冶現象，限制了當地扶貧脫貧發展進程。
在數字鄉村和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完善，互聯網覆蓋率高，網絡速度快，東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普遍可以享受到高速穩定的互聯網服務，這為農村電子商務、遠程教育和遠程醫療等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根據《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2021年全國數字鄉村發展水平已達到39.1%，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2個，其中東部省份占到7個。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互聯網覆蓋率偏低，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信息化的發展和數字經濟的推廣。
(五)環境質量欠佳：改善農村生態提高生活條件勢在必行
人居環境是衡量農村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近年來，黨和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人居環境改善的投入，東中西部地區在環境治理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地區間在垃圾處理和污水處理等硬件設施以及在綠化和環境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方面，東中西部地區在生活環境改善的硬件設施保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垃圾處理方面，根據《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全國生活垃圾處理率均值為83.0%，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生活垃圾處理率分別為95.0%和84.6%，西部地區的生活垃圾處理率僅為76.1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在污水處理方面，東部地區的污水處理率為64.2%，而中、西部地區分別僅為34.8%和26.5%。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東部地區垃圾處理以及污水處理設施較為完善，垃圾分類和污水處理機制更加健全，處理效率更高。而中西部地區由于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相對滯后、設備老化和管理不規范等問題，部分農村地區的污水垃圾處理系統尚未完全建立，垃圾處理率和污水處理率相對更低，對于農村人居環境的影響更為不利。
另一方面，東中西部地區在綠化和環境治理方面也存在明顯差距。東部地區農村綠化和環境治理工作進展較快，綠化覆蓋率高。例如，東部地區的農村綠化覆蓋率高，環境優美，居民的生活質量較高。中部地區的綠化和環境治理工作雖然有所推進，但在綠化覆蓋率和治理效果上仍有提升空間，部分農村地區的綠化工作進展緩慢，環境治理力度不夠。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綠化和環境治理工作相對滯后。根據《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綠化覆蓋率分別為20.4%和17.4%，顯著高于15.2%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區僅為11.9%，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此外，東中西部地區在環境教育和居民環保意識上也有較大差異性。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較快，環境教育普及率高，居民的環保意識較強。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地理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環境教育工作相對滯后，居民的環保意識有待提高。
二、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目標與機制構建
當前，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村發展呈現收入差距明顯、消費層次分化、公共服務不均、基礎設施滯后和環境質量欠佳等不平衡的特征，為實現共同富裕、鄉村振興以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帶來諸多挑戰。面向新時代，需要更好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深刻理解新時期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目標，著力構建區域共同發展、區域共生發展、區域共建發展和區域共享發展新格局和更為有效的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一)區域共同發展：協調發展的基礎
確保所有農村區域的發展水平共同穩步提高，是實現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基礎。一方面，共同富裕視域下的鄉村振興不僅要求全國農村整體發展水平達到一個較高的程度，還要求不同區域間農村發展的差距得到合理控制與縮小。這意味著，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前提是農村區域的共同發展，決不允許任何區域的農村在發展進程中掉隊。對于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而言，要繼續通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發揮好市場規模和要素集聚優勢，以加快科技創新為引領，賦能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進一步提升，為全國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樣板示范作用，并在此前提下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對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而言，要進一步加大鄉村振興支持的力度，加快補齊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發展短板，從而提升區域經濟發展平衡性和協調性。另一方面，農村區域共同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的發展上，還體現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民生事業等方面的發展上。特別是對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居環境改善等方面應加大政策傾斜，促進民生事業發展，使所有區域的農村人口全面享有我國各個領域的建設發展成果。
(二)區域共生發展：協調發展的核心
推動農村內源動力和外源動力共生發展，是實現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核心。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一般都擁有良好的發展基礎、較高的發展水平和強勁的發展能力，因此其發展具有源源不斷的內源動力，再加之鄉村振興等政策的外源動力支持，農村發展大步向前。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不具備區位優勢，想要擺脫落后狀態，僅僅依靠政策和發達地區的外源動力支持是不夠的，必須注重自身內源動力的發展。從中國脫貧攻堅的經驗來看，幫助欠發達地區通過培育內生發展能力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培育具有市場競爭力、能夠有效促農增收的主打產業是關鍵。對于欠發達的中西部農村地區而言，需要通過進一步細化和挖掘區域內的各種資源，以優勢資源就地高效轉化利用為發展主線，實現由“資源產出地冶向“產業崛起地冶的轉變，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通過區域共生發展，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可以依托自身優勢，逐步走出發展困境，從而推動農村區域協調發展。
(三)區域共建發展：協調發展的支柱
匯聚政府企業社會合力助推農村發展，是實現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支柱。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是一項需要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離不開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和積極參與，特別是對于欠發達農村地區的發展而言，發揮一切力量顯得尤為關鍵。其中，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通過政策引導和資源配置，為區域共建提供堅實的基礎；企業則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通過投資和技術支持，促進欠發達農村地區的產業升級和就業促進；社會各界，尤其是非政府組織和社區團體，也能在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從而提升農村公共服務質量、助力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區域共建不僅能夠彌補單一主體力量的不足，還能通過各方協同合作，形成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合力，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全面進步，為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注入持續動力。此外，區域共建發展還要充分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人民群眾廣泛參與，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為人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提供堅實的支撐。
(四)區域共享發展：協調發展的保障
基于先富帶后富的原則共享發展成果，是實現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保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一個由點到面的過程，不僅需要率先實現發達地區農村發展水平的提高，還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促進發展成果共享，逐步實現農村區域協調發展，從而走向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作為發展成果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要在不斷做大“蛋糕冶的同時，注重分好“蛋糕冶。考慮到經濟發展并不會自發產生有利于公平分配的拐點，有必要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前瞻性地考慮公共政策調節，完善共享式增長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機制，以確保鄉村振興的過程既能夠共同致富，也能實現富裕成果的共享。例如，進一步完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欠發達農村地區的政策傾斜和財政支持；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促進各地區間的資源和要素流動，實現各地區農村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和共同提升；探索并完善地方之間的利益補償機制，推動強村帶弱村、先富帶后富的實現。
三、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實現路徑與對策建議
為解決當前我國農村區域發展存在的不平衡問題，應將促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貫徹落實區域共同發展、區域共生發展、區域共建發展和區域共享發展的理念和思路，從優化農村收入分配結構、推進農村消費需求升級、加大農村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以及協同農村區域政策等方面著手，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
(一)激發農村經濟內生增長動能，拓展農民收入來源
高質量推進農村區域協調發展的首要任務是促進農民增收，要優化農村各地區之間收入分配制度，補齊增收短板，消除農村收入分配與收入結構的區域間不穩定因素和制度障礙，讓每一個地區的農民錢包鼓起來成為激發農村經濟內生增長潛力的重中之重。當前我國不同區域間農村家庭經營性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多措并舉提升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其他收入，成為縮小農村區域收入差距的關鍵。
一是提高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推動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由發達的東部地區逐漸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推動產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從而增加欠發達地區的就業崗位，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民就業。建立健全農民就業服務體系，深化區域協作和城鄉聯系，推動勞動力資源能夠以合理且有序的方式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流動，并向農民提供就業信息、職業介紹、就業指導等服務，保障農村勞動力就業渠道暢通與多元化。
二是增加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對落后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轉移性資金投入，將更多的資金用于公共衛生服務、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領域，以減輕欠發達地區的財政負擔，改善公共資源區域分配不平衡的問題。完善覆蓋農村人口的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制度。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分層分類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穩步提高農村低保標準和補助水平，縮小城鄉間、鄉村間低保差距。
三是增加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推進農村體制綜合改革，加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力度，積極創造和改善中西部農村生產經營環境。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盤活閑置或低效使用的村級集體經濟資產，暢通市場化轉化路徑，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建立健全農村集體資產增值富農機制，為拓展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開辟更多渠道。
(二)推進農村消費需求轉型升級，提升農村市場效率
在深化供給側改革、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我國農村消費市場潛力不斷釋放，并逐漸轉化為農村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為我國農村經濟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因此，擴大內需，提振消費，讓農村區域間的消費需求與結構不斷擴容升級是提升我國農村區域間市場效率的重要手段。
一是推動鄉村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的良性互動。積極推進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業產業轉型升級，促進農村從傳統生產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轉變，以滿足不同區域間農民消費的品質化和個性化。鼓勵和引導城市資本下鄉，廣泛吸引社會投資、外資等多種方式，鼓勵和扶持各種投資主體在中西部地區進行投資，以滿足欠發達地區農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
二是促進消費需求與新發展格局下農村消費新變化匹配。借助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農村推廣應用的契機，加快新的消費業態、消費模式、消費場景向農村地區的滲透與推進速度，在提升農村地區收入水平的同時，激發農村消費增長的活力與空間。加快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和物流體系建設，強化產品出村進城和出城進村的基礎條件支撐。注重對農村居民消費習慣的有效引導及農村消費服務與維權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推動農村居民形成理性、積極、健康消費的風尚，引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轉型升級。
三是積極推動消費創新與鄉村文化賦能，因地制宜發掘各地區消費新增長點。一方面，要發掘各地區農村的鄉村旅游和休閑農業等鄉村消費市場的新場景、新業態，提升產業鏈整體質量，因地制宜促進各地區農業與旅游、科普、康養等服務業高度融合發展，為鄉村消費市場創造符合消費升級趨勢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要結合各地區的實際情況，推動當地文化產業與鄉村經濟深度融合，打造鄉村文化產品的消費創新，促進文化賦能與消費創新的結合。
(三)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推動農村公共服務質量增長
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增強區域發展能力的重要前提，農村基礎設施的均等化是實現區域間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各地區的鄉村建設應遵循鄉村建設規律，立足地方實際和農民現實需要，因地制宜、穩扎穩打、久久為功，不斷提升區域間農村公共服務的質量與基礎設施水平。
一是通過橫向轉移支付，逐步加大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在持續完善農村基礎醫療、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的基礎上，下大力氣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水平，推動各地區農村居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社會公共服務。因地制宜地促進各地區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和基礎設施資源的優化配置，將財政支出向群眾關心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文化上傾斜。充分利用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推動遠程教育、遠程文化和遠程醫療向欠發達地區農村推廣，提升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公共服務輻射廣度與深度。
二是打通城鄉和區域間的公共服務資源的流通通道。推動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繼續往欠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村覆蓋、向戶延伸。推動建立和完善各地區之間的農村物流、通信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提高各地區農村公共服務資源要素流通渠道的便捷性。充分發揮鄉村基礎設施增收與振興的“雙重冶作用，特別是針對欠發達的地區進一步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
三是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以推進鄉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切入點，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探索城鄉“一體化冶管理體制，明確并壓實鄉村基礎設施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責，落實共建共享的發展理念，把城市基礎設施管理好的管理經驗和好的公共服務監管制度，因地制宜地推廣到鄉村，推動區域協同發展。
(四)構建農村經濟綠色發展模式，提升農村人居環境品質
綠色發展是一種生態優先的思想，強調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要把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作為重點，促進人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綠色發展。農村區域協調發展必須以綠色發展為重要宗旨，以綠色發展帶動農業產業升級，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改善農民生活。
一是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激活鄉村生態環境治理內生動力。農民作為生態資本的直接管理者和人居環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是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主力軍。既要提高村民在人居環境整治中的主人翁意識，激發其參與環境整治的積極性，也要通過獎勵政策、教育培訓等多種途徑提升農民綜合素質，大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有生態保護意識的新型農民，提高他們參與鄉村生態環境治理的能力。
二是建立健全長效管護機制，確保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的常態化和可持續性。按照人口、產業、功能等進行科學的規劃和布局，完善村級基礎設施和設施，構建“三位一體冶的村級管理責任體系，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有效管理。推進農村公共廁所、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設施、農村清潔衛生等配套設施的建設與管理，建立健全制度、標準、隊伍、經費和監督“五位一體冶的農村生活環境管理體系。
三是加強科研投入，推動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領域的技術創新和應用，為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提供技術支撐。鼓勵多種途徑的科技創新，開發更多適用于農村地區和滿足區域多樣化消費需要的衛生廁所、生活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技術及產品。加大示范推廣力度，指導地方和農村居民科學選擇適宜的技術模式。做好農村環境和生態技術與設備應用的成本效益評估，完善相關技術和設施的管護機制，確保技術落到實處，見到實效。
四是推進農業產業向綠色化轉型，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推廣綠色種植技術，促進植物健康生長、提升土壤質量。發展生態農業，通過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方式種植農作物和飼養牲畜，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提高農產品品質。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通過實施科學合理的農業廢棄物處理措施，減少化肥、農藥等化學物質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五)協同農村區域發展政策，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目標
實現農村區域均衡發展需要農村政策的協同發展，通過統籌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競爭有序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和共建共享共贏的區域發展目標，從而有效促進農村綜合發展，提升人民福祉，為實現全面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一是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分區制定農業農村發展行動方案。堅持因地制宜和分類推進的原則，推進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鄉村實現現代化。總結脫貧攻堅的經驗做法，完善欠發達地區常態化幫扶機制，加強重點縣幫扶、對口協作幫扶。深化東中西部產業協作，通過產業合作、勞務協作和消費幫扶等多種途徑，推動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的生產要素和資源雙向有序流動。扎實做好農業農村援疆、援藏等對口支援工作，協同推進民族地區、邊境地區幫扶和鄉村發展。開展社會組織助力鄉村振興專項活動，鼓勵社會資本和社會力量參與幫扶，深入推進“萬企興萬村冶行動等。
二是優化產業布局，有序引導區域間產業轉移承接，形成競爭有序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對于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等特殊類型農村地區，可以通過專項資金、對口支援等方式，加大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入，提升當地的基礎發展條件。促進產業轉移和布局優化，提升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產業承接能力，形成區域聯動發展的格局。加強交通網絡的建設，提升物流效率，為暢通區域間的要素流動創造有利條件。
三是充分發揮農村區域的比較優勢，立足特有的資源稟賦，與其他地區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通過挖掘和發揮農村地區的比較優勢，推動特色產業的發展，提升區域的競爭力和發展水平。對于農業資源豐富的地區，通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等，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對于旅游資源豐富的地區，通過積極發展鄉村旅游、生態旅游等，提升旅游業的發展水平，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項目共謀、聯動發展。
作者簡介：朱晶，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特聘教授；李天祥，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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