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必須深刻理解地域文化傳統及其決定機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文化基因形塑著不同的交易秩序、要素配置方式及增長實現路徑。與“稻米理論”不同，中國南方的稻作種植傳統隱含著雙重文化基因及交易意蘊，一方面表達為因灌溉系統修葺所形成的對內合作基因和短半徑交易，另一方面表達為因灌溉水源競爭所催生的對外競爭信念和市場化交易，由此奠定的家族企業文化土壤，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南北“大分異”的重要文化根源。使用中國縣域面板數據的估計結果顯示，水稻種植區的家族企業發展更好，且稻作區有著更好的創業氛圍。機理分析表明，灌溉水源競爭會強化稻作區的市場拓展，降水不充分、水網密度稀疏和旱災所加劇的水源競爭，能夠激發稻作區的競爭參與和市場發育。進一步的證據表明，政府干預會抑制稻作文化中的創新性，但政府的有為參與和政策包容能夠激勵創業活動和市場拓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政府應有效激活商業文化基因，保護私人產權，捍衛市場秩序，維護公平競爭，弘揚企業家精神。
關鍵詞：鄉村振興；水稻種植；水源競爭；家族企業；政府作用
一、 研究背景與意義
經濟史學家發現，文化對市場發育及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同軌跡發揮著重要的內生性作用。作為鄉村發展的基礎要素，文化在激活鄉村資源、賦能鄉村經濟的同時，具有形塑經濟業態的重要基因性功能。由此，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必須深刻認識其背后的文化特性及其決定機理，洞悉經濟增長的特征事實及其制度文化根源。格雷夫從文化信念差異視角對中世紀后期歐洲商業革命的考察，揭示了由人格化關系型交易向市場化契約型交易轉型帶來的現代市場范圍的大規模拓展是19世紀初之后“西方世界興起”的歷史根源。普遍的經驗證據表明，建立在個體主義文化、產權安全且明晰穩定、市場化契約化交易基礎上的經濟體，往往是市場發育與經濟增長相對成功的經濟體。這就是受到學術界廣泛認同的“格雷夫假說”。
值得注意的是，由Talhelm等人提出的“稻米理論”，基于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南稻北麥”種植格局，揭示了南方集體主義和北方個體主義兩種文化分野的生成根源。按照“格雷夫假說”及其判斷，與南方相比，中國北方應該有著良好的市場發育和經濟增長績效。但基本的事實是，中國呈現“南強北弱”的發展態勢。這就意味著，與“格雷夫假說”相對照，由“稻米理論”所揭示的中國南北文化性質及其所表現出的經濟績效，構成理論與事實的重要反差（Talhelm悖論）。解釋“Talhelm悖論”，對接“格雷夫假說”，進而闡明文化基因與經濟績效的邏輯一致性，有必要重新審視和檢討“稻米理論”所忽略的重要“遺漏變量”。綜合水稻種植特性和中國南方市場經濟發展實際，我們的判斷是，中國南方的集體主義文化可能僅僅是表象，背后或許隱含著個體主義的文化基因。盡管南方集體主義是因為水稻灌溉的設施修葺和用水協調，誘導了農民之間所維系的合作行為和集體行動，但灌溉所需的水源恰恰具有競爭性，尤其是村社之間的作物灌溉往往需要通過競爭來獲得稀缺水源以支持水稻種植。由此可以推斷，南方稻作區可能存在“對內合作、對外競爭”的雙重文化特征。進一步地，文化將塑造企業性質，對內合作的文化屬性體現為創業者通常以家族為依托從事商業活動，依靠血緣關系創立的企業往往存在“親屬抱團”的治理模式，企業形態多是家族企業和村社集體企業等；對外競爭的文化基因則表達為以血統聯合建構的企業能夠積極參與現代市場競爭，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有必要對“稻米理論”所闡釋的文化含義進行重大修正，并由此揭示中國南方稻作文化的雙重性及其制度經濟學含義。
二、 主要內容
圍繞核心問題，基于格雷夫假說與東西方“大分流”、稻米理論與中國南北“大分異”的理論分析發現“西方世界的崛起”和“大分流”的文化邏輯未能得到中國南北方經濟增長事實的一致性檢驗。從而理論研判，中國南方稻作區可能存在著“對內合作、對外競爭”的雙重文化基因。本文以水稻種植的灌溉合作和水源競爭雙重特征為分析線索，基于中國縣域面板數據的實證考察，揭示稻作種植具有的對內合作和對外競爭的兩面性及其形成機理，以此重新審視在鄉村全面振興背景下中國家族企業的生成邏輯，以及在經濟參與、政府管制和市場拓展中的定位和功能，從而揭示鄉村振興中市場、企業和政府的互動關系及其協調機理。
三、 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經過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結論：水稻種植比重越大的地區家族企業發展越好，且市場化發展、地區市場競爭和創業環境更優。機理分析表明，由降水量相對不足和河流水網密度越小所加劇的水源競爭，會激勵稻作區的創業和市場發育；旱災導致的用水競爭也會進一步引致地區的市場拓展。由此證明，水稻種植的水源競爭將會激勵南方種植文化中生成現代市場精神和競爭基因。進一步的證據發現，政府干預會抑制稻作文化蘊含的創新性和市場性，但是政府的有序參與和支持能夠激勵創業活動和市場拓展。中國南方的稻作文化，不僅表達為因灌溉所產生的合作基因和短半徑交易，而且表達為因水源競爭所隱含的競爭觀念和開放性交易，即對內合作、對外競爭。對內集體主義與對外個體主義的雙重文化“基因”，促進了家族企業的發育和經濟增長。在此過程中，政府的責任是動員商業文化基因，維護公平競爭、保護私人產權、激活企業家市場。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入攻堅期、深水區，鄉村振興戰略也進入全面推進期，迫切需要市場主體的積極參與和有效競爭，發揮企業市場參與的能動性和政府服務的有效性。本文的重要啟示在于如下方面：
第一，中國稻作文化的雙重文化基因，即對內合作、對外競爭，不僅是應對環境不確定性和發展不穩定性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國人民積極進取、敢于競爭的精神特質。集體主義歷來被視為中華民族文化特征的典型表現。一方面，集體主義文化帶來的社會互助、雪中送炭等傳統美德，編織了生存兜底機制和風險化解機制，構筑了中華民族濃厚的集體意識和堅強的生存韌性。另一方面，集體主義文化隱含的市場精神、規則意識，將驅動中國現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兼具包容性和競爭性的集體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遺產。
第二，經濟增長來源于現代契約關系下的市場競爭。基于理性化的個人之間所締結的契約，可以排除人情糾葛和關系壟斷以節省交易費用，并通過各方協作的力量來保障效率。市場競爭所激勵的行為努力、要素配置和開放性交易，是改善經濟效率的核心線索。個人主義文化是小麥種植賦予北方農民的歷史遺產，旱作農業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松散性和行為選擇的獨立性，造就了北方農民相對獨立的個人主義的文化積淀。因此，必須挖掘北方個人主義文化的精神特質，將個人主義文化所蘊含的一般信任機制、非人情關聯、突破血緣地緣的交易基因，轉換為市場化契約交易的擴展秩序，并進一步開放市場機會，鼓勵創新創業，弘揚企業家精神，從而激發中國北方的經濟活力，不斷縮小南北經濟發展差距。
第三，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的存續形態與中國傳統種植文化“對內合作、對外競爭”的特征相契合。一方面，家族內合作有助于強化家族企業的生存韌性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積極開拓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有助于形成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和發展基礎。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家族企業的生存空間面臨著一些限制，也面臨著政府的諸多管制。這導致家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拓展經濟發展空間需花費更多資源。在推進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格局下，政府的責任是開放市場機會，鼓勵創新創業，弘揚企業家精神，維護公平競爭，保護私人產權，激發企業家能力。企業的責任是積極參與市場競爭，提升企業家現代管理能力，堅守法律底線和市場紅線，公平維護現代市場秩序，從而實現市場、企業與政府關系的協調和互動。
四、 邊際貢獻與未來拓展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是：第一，“稻米理論”從提出就存在巨大爭議，尤其是其所揭示的中國南方集體主義文化和北方個人主義文化，并不符合中國南北經濟發展實際。本文以水稻灌溉特性中水源競爭及市場意蘊為切入點，挖掘中國稻作文化所內含的競爭、交易和市場基因，從而刻畫出中國南方的雙重文化特征，即對內合作、對外競爭。第二，中國南方普遍存在著建構在血緣、親緣關系上的家族企業，也有著重商重信的市場精神。本文將揭示家族企業的基本性質，即對內以宗親骨血為媒介的合作和聯合，對外以競爭為主線的現代市場特質和契約精神。第三，本文構建了市場、企業和政府關系的分析框架，強調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發展格局下，要充分發揮好政府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尊重且保護私人產權、有效激發企業家精神的責任，誘導企業有效參與現代市場競爭，加快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
本文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拓展：第一，應該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中國北方典型的個體主義文化為何沒有生成市場經濟與契約化交易，要從理論和實證維度探討這一問題形成的內在根源。第二，進一步分析政府在文化經濟影響中的角色和作用，深入探究政府作用的具體邊界和功能轉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作者簡介：羅必良，華南農業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程國強，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耿鵬鵬，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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