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說
無論是偷生還是逼生，
生育應該成為女性的權利而不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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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偷生”到“逼生”：兩個農村媳婦的二胎故事
本文為三農研究者們的返鄉筆記之一。“偷生”和“逼生”，是兩個不同的故事，生育觀念在鄉村也已發生了分裂。
“逼生”動員會
農歷臘月廿三是小年，村里家家戶戶要“祭灶”，而這也意味著已經開始“過年”了。福建省福州市西南部一個小村的高氏家族，人丁興旺。每逢節日或者家里老人過生日等重大事件，在外工作、居住的孩子總會從縣城或者省城趕回老家，圍繞在高老爺子和高老太太身邊。全家四代同堂，讓人好生羨慕。今天，高家院子里照例又熱鬧起來。
看著兒孫們進進出出，高老太太今天卻并沒有高興起來，她反復叨念著：“老三媳婦怎么又躲娘家了？”這是三媳婦第二次在聚會時躲在娘家“避風頭”了。上次是11月初，老太太過生日，全家上下給三媳婦打了一天電話，都不能把她“請”回家。最后是三兒子開車車直接去她娘家把她硬拽回來。老三媳婦并不掩飾她躲避的理由。“我一回去肯定又要被你們‘催生’，不回還能落個清靜。”
2015年10月30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高家三個兄弟和他們的媳婦都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一直受制于計生政策不能多生。
“傳宗接代、多子多福”一直是福建地區廣大農民的信仰，也因此，這里的計劃生育工作一直是當地政府最為頭疼的事情。二胎的全面放開，對這里的許多農民，尤其是老一輩農民來說，可謂歡呼雀躍。高家三兄弟雖然已經離開農村在外工作，但骨子里還依然是地道的農民。如今政策放開，高家老爺子老太太、50后的老大、60后的老二和70后的老三都心生寬慰：對于兩位老人，孫輩都能生二胎，“開枝散葉，枝繁葉茂”有指望了；對于老二老三，自己再生已無可能，但他們的孩子都能生二胎，這當然也是喜訊；70后的老三夫婦則有望搭上“末班車”，再要個孩子，因此，他們和侄子侄女們一道成為全家敦促再生的目標。
在旁并不多言的老大媳婦看著“全家總動員”來“催生”，心中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頭，她實在不理解，老三媳婦怎么能身福中不知福：如今國家政策放開了，生育二孩名正言順，這是她夢寐以求的事情，怎么會有人會拒絕生第二個孩子。當年，她夫婦倆為了生第二個孩子，不得不一輩子“夾著尾巴做人”，直到現在退休，那段經歷都會變成夢魘。
“偷生”的故事
高氏兩位老人生膝下共養育了三男四女。高老大是他們的長子，也是這個家族的長孫。高老大夫婦都是上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的第一屆考生，后因各種原因，夫妻倆都沒上成大學，后都畢業于師專。中專畢業以后，他們回到家鄉的小鎮中學任教。1985年，他們生下第一個孩子。因為是個女孩，高家上下怎么也不高興起來。
高老大從小愛讀書，學習成績一直在全鎮、全縣都排名前列，并順利成為全村的第一個中專生，并順利當上了公辦教師。這在農村意味著已經讀書“出仕”，可以不用從事農村勞動，吃上“公家糧”。但是，這也意味著高老大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在這重男輕女觀念極強的地方，女兒的出生意味著他們將變成“無后”之人。“無后”不僅讓高老大自己覺得愧對祖宗，而且受盡別人的數落。
高老大夫婦至今仍然清晰記得，他的大伯父曾當著他們夫婦的面嘲諷：“會讀書有什么用，你再有能耐，斷了后什么都白搭！”對高老大媳婦來說，盡管她是農村里少有的受過較高教育的女性，但是，如若未能生育兒子，在家族、家庭里便無地位可言。生閨女成了那段時間高老大夫婦的“恥辱”。后來，他們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將剛出生不到三個月的女兒送到偏僻的老家，由高老太太撫養，并對外宣稱，高老大女兒夭折。
第二年，高老大媳婦又懷上第二個孩子。為了不讓同事看出自己懷孕，高老大媳婦想盡各種辦法，故意束腰、多穿衣服、請病假，幸虧孩子月份大時已到了寒假，這才沒被同事識破。1987年1月，高老大夫婦如愿生下了一個兒子。
▲漫畫/重男輕女
然而，農村是個熟人社會，沒有不透風的墻。高老大夫婦生育二孩的事情，不僅鄉鄰知曉，而且單位的部分同事也知道了。為了避人耳目，他們夫婦倆放棄了鄉鎮中學的教職，主動申請到偏僻的農村小學執教。高老大夫婦倆為人善良，熱愛教育，教學成績名列學區前茅。然而，每當高老大夫婦的成績被上級單位表彰或自己拿著自己優異的工作成績申報高級職稱時，就有人將他們“超生”的事情寫成舉報信遞到縣里、市里甚至是省里，緊接著計生部門就會派人下來調查。最后，他們都只能選擇“息事寧人”。
高老大的大女兒高曉，這個遺留在偏僻老家的小女孩，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見到回家過年的父母。一些大人經常對高曉進行嚇唬，“你是黑戶，你們家超生，上面會下來把你爸爸媽媽都抓走”。每每聽到這樣的話，“我就嚇得到每一個鄰居家哀求他們，跟他們說，有壞人要抓我爸爸媽媽，請你們都告訴那些人，我不是我爸爸媽媽生的，而是我舅公抱養的女兒。”高曉清晰地記得，年僅7歲的她，能夠熟練記住家族中的七大姑八大姨稱謂，但是，這不是以高老大夫婦女兒的身份，而是以她舅公抱養女兒的身份。正是如此，年幼的她巧妙地應對了計生干部一次又一次的盤問。
后來，為了保全工作，高老大夫婦一直不敢再主動申報職稱。女兒一天天長大，上小學后，高老大夫婦才讓老人帶高曉一起回鎮上生活，并在鎮上小學就讀。但是，每次家里一聽到有人到訪，家人便如驚弓之鳥，高曉更要快速地躲到樓上，直到客人離去。
高曉與弟弟年差一歲，在一個學校里成了同班同學。但是，她與親弟弟一直以表姐弟相稱。雖然高曉一路成績拔尖，考上了大學，并上了研究生，但自小東躲西藏受到“特殊待遇”的她十分缺乏安全感，對父母也有一份難以消除的怨念。也因此，母女關系一直處得不好，她甚至不能親昵的喊出一聲“媽”。時隔多年，高曉也已為人母，她已經諒解了父母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兒時的記憶仍是她的一個噩夢。
分裂的生育觀念與幸福觀
2014年末，高老大的媳婦年滿55歲。鑒于她出色的工作成績，學校還是在她退休前解決了她的高級職稱問題。時隔一年，二孩政策宣布將全面放開。拿著高級職稱的聘書，高老大媳婦百感交集。2014年，她有了外孫女，2015年，她有了孫子，“兩個孩子都吃公家糧，他們也都可以生二孩了，終于可以不用遭我這罪了”。“偷生”二孩幾乎成為高老大夫婦一家人的噩夢。但是，高老大夫婦至今不后悔，他們與父輩的想法一樣，“有人就有一切，自己受點苦委屈不算什么”。正是如此，高老大的媳婦無法理解高老三的媳婦。
高老三夫婦都在縣城工作。老三在機關工作，領著不高的工資，但總算是穩定。老三媳婦通過自己的才干在一家剛轉企的事業單位坐上了管理層的位置，其收入比老三還高。夫妻倆在縣城有一套140多平米的房子，也開上了一輛不錯的小汽車。兒子已經上初中。
二孩政策放開以后，高老三“躍躍欲試”，因為她媳婦1970年代末期出生，年齡不算太大，因此想再多要個孩子，高家上下也紛紛向老三媳婦做思想工作。為此，家族還開會討論了幾次。
不過，高老三的媳婦卻異常堅定的拒絕，“我們倆都上班，爸媽八十多快九十的人，讓他們看孩子是不可能，那孩子誰來帶？休了產假，我的工作可能就被別人頂替了，老三那點錢，怎么養家？另外，誰能保證我第二個能生女孩？要再生個男孩，我們還得給他再掙一套房子，再娶一個媳婦，我干嘛要這么累？生孩子你們說得容易，生養的人又不是你們，所以，你們愛說說吧”。家族里的成員均認為高老三的媳婦太自我，太自私。幾次“逼生”動員會都不歡而散。而“躲在娘家”成了老三媳婦躲避家族動員的慣常招式。
“高云，我們讓媽媽再給你生一個弟弟給你做伴怎么樣？”大人們開始拿高老三14歲的兒子打趣。“不要，不要，才不要呢，再生一個弟弟，我的東西就得分一半給他，我的家產也一半就沒了。”高云一提到這個話題，就會變得很憤怒。
過年了，一對孝順兒女帶著他們的兒女回來，高老大媳婦覺得，自己這輩子值了。
過年了，賬戶上兒子讀大學的費用已經足夠了，明年又可以好好規劃下全家外出旅游的線路了。高老三媳婦翻看著全家的旅游照片，覺得，這才是生活。
作者簡介：陳鋒，社會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任教于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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