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社會結構—自我評價的雙重變遷角度看待傳統讀書人面對接濟的心安理得的反應，以及當前大學生“訴貧心理傷害”問題。首先，傳統讀書人有家族支持，社會分化較小，主觀以“勞心者”式精神貴族自居，憑嵌入德識的文化資本取得內在尊嚴感，這使其減免因接濟所致的過分差愧。其次，近代已還，農業社會逐漸讓位于工商社會，價值觀趨于理性化。農村家庭核心化，抗風險能力低于家族，農村讀書人面臨市場化的教育擴張、社會過度分化的邊緣處境，教育功利化以至于人格教育弱化使讀書人的自我尊嚴外在化，上述因素內外夾擊造成訴貧傷害。最后，化解之道在于適度限制市場，促進職業教育，創造節儉校園消費環境及重塑精英意識等。
關鍵詞：訴貧傷害/社會分化/自我尊嚴感
一、引言
最近，社會上廣泛而熱烈討論農村大學生申請助學金過程中“訴貧傷害”這個議題。事件緣起如下：某高校全班同學圍坐在一起，聽一位申請助學金同學“述貧”并評分，以確定助學金等級。該同學面對諸多師生說：“我家在農村，爸爸務農，媽媽生病長期臥床，弟弟上中學，還有一個妹妹在上小學。”①有人評論說，這是對本已因貧寒而自卑的同學的再度傷害：“公開述貧迫使貧困生不得不犧牲隱私、自揭傷疤，極可能讓自卑者更加自卑，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來。”
從高校方面看，“訴貧”舉措有些無可奈何，因為助學金須針對貧困而亟待接濟的同學，而在高校眼里，幾乎所有學生都是無知之幕下的陌生人，只得以自我訴貧來確定助學金資格。基于是，訴貧是“不信任假設下的信任”。一方面，緣于彼此是陌生人關系，故需“訴貧”以確定救濟對象；另一方面，高校在成本上著眼不可能親往貧困生所自的農村調查其真實性，故而又以自訴為實情，這是信任。至于訴貧所以成為對貧困生的傷害，須將此問題置于當代農村大學生面臨的結構壓力及其自我評價的合力下看待。筆者認為，“訴貧傷害”具有一定的現代性。首先，中國古代窮書生面臨的結構壓力低于當今大學生的困境，另外，古代清貧書生緣于其占據的文化資本而一定地免于心理傷害，甚至可憑借其“精神貴族”②的出身而傲視王侯。其次，進入工商化的現代社會以來，“以農為本”曾經占據的社會基礎地位逐步讓位給城市工商為本，農村人被視為“貧困、落后以及封閉”等消極形象的化身，因此亟待被消滅或城市化。與此有關，現代社會價值觀金錢化趨勢影響人們的自我評價觀念：德讓位于富，富成為自我尊嚴感的基礎或最后的救贖，而貧似乎是一種罪錯。惟其如此，客觀的貧困處境才會傷害本已脆弱的農村大學生的敏感神經。最后本文從減弱結構壓力與自我內在尊嚴重建的修身角度提出化解訴貧傷害的舉措。
二、君子固窮——傳統讀書人的家族支持及其德識尊嚴感
(一)詩書傳家——傳統士大夫教育的鄉土特質
1.光宗耀祖——為家族的保世茲大而讀書
傳統社會的基礎在農村，而農村基本上是血緣與地緣的重合：地緣只是“血緣的空間投影”[1]。古代人務必面向“列祖列宗”而為家族效勞，家族之“保世茲大”或“傳家”乃家族子弟共有的使命。與此有關，古代讀書人的心靈歸屬在家族及所屬社區，而非其他地方。其中，“詩書傳家”或“耕讀持家”是家族繼承乃至光大的最重要手段：耕是相對“保守”的傳家方式，而“讀”或“詩書”則是家族“發展”之路經。故而，任何讀書人都不是單純出于個人的求知之熱情或世俗目的而讀書，而是為了“光宗耀祖”而讀書。
古代重私學，家族(而非家庭)往往以族田或其他經營的公共收益興辦私塾。族內子弟皆有資格免費享受家族置辦的學校，這是族內教育之公有制。若“祖上有力”，且“文曲星高照”，有朝一日幸而中舉，他也是整個家族的光榮與驕傲。古代讀書人發跡后要反哺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而是整個家族：“只要他的收入增加，大量遠親就會紛紛要求他提高對他們的贍養費。”[2]甚至當其衣錦還鄉后還盡可能造福于家族所在社區，因為社區往往不過是他的家族之擴展。即便社區里那些家族成員之外的人，也是相互守望的鄰里。基于“里仁為美”的桑梓情感與現實生活的合作性，一個人對于鄰里也存在一份——根植于報恩之情感基礎上的——義務。例如，費孝通的父親一貫的事業在本鄉，在地方上。他留日歸來，“第一件事在本鄉建一所中學……接著組織縣議會。”換言之，當古代讀書人一旦不在家鄉，他便免不了身在異鄉的愁苦與有朝一日還鄉的熱望。
2.不患寡而患不均——農村社會分化小，書生家庭間差距較小
古代社會承認公開的實質不平等，號稱形式平等的現代社會卻充溢著實質不平等。相對于重視“進步”的現代社會，古代社會更加看重的是秩序或教化。為了這一目的，社會必須相對均衡。中國古代社會盡管也有分化，但較之于形式平等的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為運作中心的現代社會，古代社會就要均衡許多。古代社會往往通過“非專業化生產、限制工商、節制資本、限制過分的土地流動、分家析產”等方式而免于過度分化。其中，男耕女織是典型的非專業化生產，其生產更多是為了家庭自給自足的使用價值。再如，四民中工商的地位較后于士農，這與古代對于工商的限制性作用認識有關。工主要是手工業，而非今日意義上的大工業生產。傳統的工的作用在于補充狹義上的農業之不足。至于商，總體地看，古代并不絕對禁止，而是有所限制，其作用重在“互通有無”之交易，而非謀取差價為目的。所以容許商，因為其可以互通有無而互利。所以限制，因為謹防商可能造成的分化及無情逐利。以上基本上是“以農為本”的前提下的“無工不富”以及“無商不活”的古代經濟部門設置及其根據。此外，如“鹽鐵官營”的節制資本、財產家族共有、限制過分的土地流動以及諸子均分家產等都是防范社會過分差別或旨在追求“均”的社會設施。因此，古代家庭之間不會存在天壤之別的貧富差距。與此有關，古代的讀書人的家庭或家族也不會像當今“斷裂”。③
3.清貧書生——私塾、家學、義學、書院及寺廟等地皆可節儉讀書
中國古代社會尊師重教，存在一定意義上的教育機會的平等。另外，教育等方面盡可能由社會自我應對之，而非由政府解決：“秦漢以下，領土大，而政府干涉之范圍狹，教育事業諸要政，任民間自為，蔚然稱盛，其自營之力，誠有足多。”[3]理論地看，一個人，哪怕生于農家，只要天分好，又勤苦，命也不壞，都有讀書改變命運的機會。梁漱溟曾指出：“從前人讀書機會之容易，非處現在社會者所能想象。……一個人讀書是否中秀才……就全看你是否寒燈苦讀；再者看你資質如何。”[4]
為教育平之目的，社會設置各類學校以滿足聰慧而又貧寒的讀書人的求學之需。潘光旦與費孝通曾以950份明清時期科舉的硃卷(試卷)為樣本，調查生源地的城鄉分布及考取的比例情況，將分析結果與蘇俄及美國比較。結論是，中國底層社會書生的就學率及考取率遠高于俄，而與自詡平等的美國社會的20%的向上社會流動率不相上下。
下面我們看看古代那些提供給清寒之士的教育場所。先看私塾。辦私塾的成本不高，很多設館的教師不過是長期參與科考的“兼職人員”，他們以教書那點收入以自立，今后還要一再參加考試，直到考取或不能考為止。再看義學。義學始于宋。范仲淹少時家貧，父死后母再嫁朱氏以便使其有可能讀書。范仲淹做官后在家鄉辦義學，使族內貧寒子弟免于其少時之苦。再看書院。書院本是自由講學之所，客觀上提供給讀書人躋身所在。另外，社會上還提倡“耕讀持家”。許多人一邊種田，一邊讀書。這就是中國古代之書香社會，甚至窮苦人家也充滿詩書以及禮儀。總之，古代社會具有較多的就學機會，古代書生一直具有清貧、上進而又勤奮的形象。最后，我們以唐代各類學校的盛況以證明古代貧寒之士的教育機會的相對普遍的境況：“書生少年尋師訪學于深山古剎，博學的鴻儒和致仕的官員廣招門徒……點撥少年。士大夫的家學注重詩文，佛教寺院亦開辦儒經講學。”[5]
4.精英教育——相對于現代平等社會，古代讀書人少
古代實行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的數量總體上受制于人性差異及古代的官的數量。一方面，天資優良的人該求學。儒家教育思想認為“人性不齊”，即人的天資上存在類型和程度的差異。旨在培養社會治理精英的教育機會應賦予那些優秀資質的人。人群中天資優秀的人畢竟少數。此外，古代教育存在著職業教育與士大夫教育的分流。一般所謂的古代教育指的是旨在培育社會精英的士大夫教育。韋伯認為，中國古代的儒家教育旨在培養閑情逸致的“文士”。韋伯注意到傳統士大夫“文”的一面，而未能注意到與文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史”的方面。與其說是文士們追求閑情逸致之情趣，倒不如說他們超越于一般職業或現代專業知識的視野之約束，這才是古代通識教育背景下讀書人的重要特點。另一方面，古代社會的官員數量限制精英教育者的數量。古代社會官學一體，學而優則仕。理論地看，學者趨向于做官，從而盡其服務社會之理想。譬如，孔子一直試圖做官之目的，不是貪戀做官的權勢或利益，而是試圖以權力實現其治理的愿望。另一方面便是官員必須是讀書人出身。隋唐以降的科舉制就是選材進而為政府選拔官吏的制度化。可是，鑒于中國古代社會權力之“皇權止于郡縣”之結構特征，縣以下不存在“吃皇糧”的官員，因此，古代對于官員的要求的數量遠遠低于今天的官員數目。而官員數目之少也自然會限制讀書人的數量。盡管如此，中國傳統時期的識字率約為5%，這個數字遠高于同時期的西歐社會。
(二)士志于道——傳統讀書人基于“德識”的內在尊嚴感
無論中西，傳統社會都具有一定的階級性。西方階級社會的根據長期為“血”和“土”，也即以是否為貴族血統或占有土地與否劃分階級。中國的階級根據自先秦后便由血統讓位于德或學。至于學識，中西也存在本質差異。西方中世紀的知識掌控在神學人士手里，那些“用拉丁文寫成的神學或歷史著作，關于禮拜儀式的知識，甚至商業公文的閱讀”，均由“少數受教育的人”[6]也即神學人士掌握。社會功能上看，古代中國的讀書人有幾分相當于西歐封建時期的教士。只不過，西方教士們掌控彼岸之神學知識而成為此岸的精神領袖，而人文主義的中國傳統讀書人所接受的是韋伯所謂的“高雅的俗人教育”，[7]他們是世俗領域的“圣”而神明之士。圣人者，人倫之至也。而基于這種圣而具有感通、感召、感化之力量，此乃中國式“由圣而神”的力量的根據。這與中國傳統人文性知識的“認識你自己”的人自身以及人倫有關。梁漱溟指出，讀書人追求人倫“情理”，而非“物理”。在中國文化語境下，禮、情、理或教不過是人的情感能力及其處置規則的不同領域的表現。“情理出于人情好惡，偏于主觀；物理存在于事物，經人考驗得來，偏于客觀。”[8]
孟子的“勞心者治于人，勞力者治人”之論，亦可視為分工的理據。士以勞心者自居，士與其他平民之不同，可以“士以弘道”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為區分的標準。《論語》云：“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憑“德識”而非“金權”獲取遠遠高于其他人群的社會聲望。從四民關系看，士為農工商的領袖。“舊日中國社會的成分，為士農工商之四民，而士為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產，卻于社會有絕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維持秩序；夫然后若農、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樂其業。”[9]從價值上看，士是社會共奉的具有內在價值的理性的化身，從而達成四民一體的秩序，而非如今日階層或階級對立的無休止的緊張與沖突。
總之，君子或士人以其經由教育所得的“德識”取得社會的尊敬，不僅不以金錢或權力為尊嚴的基礎，甚至還傲視金權。緣于上，基于教育的內在德性便足以支撐讀書人。與此有關，讀書人若有錢，但他不會因此驕傲。譬如，子貢盡管是個跨國經營的富可敵國的商人，但他依舊出自于內在的虔誠而尊敬且長期贊助長期郁郁不得志的老師孔子。與內在德性基礎上的尊嚴感有關，古代讀書人不以貧為恥，而以自己的德識落后于人而羞。例如，春秋齊桓公之相管仲說，當年與鮑叔一起經商，分錢時自己拿多的一份，鮑叔并不認為我貪心，因為他知道我家貧，且管仲每次都心安理得：“分金多與，鮑叔獨知管仲之貧。”[10]緣于“惟君子安貧，達人知命”或“士志于道”之故，古代讀書人志不在富，而在于德，因此不患貧而患德落后于人。例如，孔子得意的門生曾子與子路等都是清寒之士，“曾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子路衣敝缊袍，與輕裘立，貧不勝言……總之，飽德之士不愿膏粱；聞譽之施奚圖文繡。”[11]當然，盡管士以德識為內在尊嚴的基礎，但從未輕視或禁止財富，而是從道與財的不可分裂的關聯看待合理致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此外，與儒家“愛物”及“通財”觀相應，君子珍惜財貨，且用之有道。
三、“訴貧傷害”——當代農村大學生生存壓力及其與自我尊嚴感的外在化的緊張
(一)孤獨的救贖——當代大學生的生存壓力
1.自由而脆弱——家庭核心化所致的弱承擔力
現代大學生較之于古代讀書人面對愈加強烈的生存結構壓力。幾乎可以說，在極為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對于相當孤弱的當代農村家庭及其子弟而言，教育改變命運的理想已變得像一條孤獨而狹隘的救贖之旅。下面我們依次從家庭核心化、市場沖擊、高等教育擴張以及基本消費奢侈化等方面看待農村大學生面臨的結構性壓力。
相對傳統的擴大家庭或家族，現代小家庭具有較高的個人自由及流動性等優勢，但也脆弱許多。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指出，處于溫飽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下，大家庭制度具有較高的承受力。實際上，群體化的社會結構或較高的社會團結利于人們對抗環境的挑戰。傳統中國家庭不僅名聲好聽，也與其實際的強勢力量對于家族的生存價值有關。基于上，傳統社會一般作興大家族或合作性較強的家庭聯合。此外，“親戚通財”等互助制度也加強人們的抗風險能力。可以說，古代不存在個人脆弱，而只存在家族的強弱。
然而，近代以降，中國大家族被作為和皇權一樣的專制制度而被打倒或日益弱化，并且代之以現代核心化的家庭。核心家庭的內在邏輯是個體主義。現代個人所面臨的自由而孤獨問題也滲透到現代核心家庭中。從家庭人口數量看，費孝通1936年進行江村調查的時候，平均家庭人口大約為5口人。此外，從民國期間的社會調查看，中國家庭人均人口也基本集中分布在5人左右。解放后中國家庭人口數目在70年代末期之前一度增加。但是，解放前后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是，解放前各家庭雖然分立，但是家庭聯合而成的家族依舊存在。而解放后家族基本淪為不合時宜的陳年舊事。更為根本的是，無論家族或家庭，其曾經的社會基本單元的地位，皆讓位于已經行政化了的生產隊。70年代以后，農村緣于計生政策使得絕大多數農村家庭人口減少。總之，現代家庭相對于傳統家族要脆弱許多。中國農村大學生的經濟水平幾乎直接就是其家庭的情況，因此，與農村家庭核心化的脆弱化相伴的幾乎是農村大學生的集體貧困化。
2.沉默的大多數——市場化加劇農村家庭經濟的邊緣化
一方面，解放后，中國社會政策一直存在城鄉二元分立局勢，巨大的剪刀差造成農村日益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進一步加大城鄉差距。無論是強制的不平等，還是號稱形式平等或機會平等的市場化，都不斷造成農村家庭經濟的邊緣化。如果說前后有什么不同的話，前階段是農村家庭的集體性“均貧”，而后一階段不僅造成城鄉的差距加大，還致使農村內部家庭日益分化。我們即便承認市場化可能生產出日益增加的社會財富，但這里的財富是個總體概念，并且這種繁榮并不能掩蓋市場化內在邏輯所致貧富不均。另外，當收入市場化而極其分化之際，消費也面臨市場化的無差別對待。也即，市場要價一個樣，不管你是富人或窮人。市場化的必然結局是，即便它制造了幾個富可敵國的富翁，同時制造出更多的窮人。以當今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盡管東部地區的很多農村確實很現代化了，但是，由沃勒斯坦所說的資本主宰下的“世界體系”可知，當中國面向外部市場開放之際，其市場化的內部也難免“中心”與“邊緣”的分化。由此，東部的富裕之夢恰伴隨著中西部農村地區的進一步落后。以上是中西部農村大學生家庭貧困的市場化環境分析。
3.相對貧困——大學生消費過程中“奢侈必要化”所致的壓力
在消費方面，當代農村大學生面臨的主要不是溫飽壓力，而是“奢侈品逐步必要化”所致的經濟壓力。凱恩斯認為，人類行為受制于需求(need)和欲求(wants)：“必不可缺的絕對需求，另一種是相對意義上的，能使我們超越他人，感到優越的那類需求…即滿足人的優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無止境。”[12]凱恩斯正確區別了兩類需求，且指出與奢侈有關的“優越感”需求的永無止境性。但未能揭示旨在奢侈或炫耀的優越感需求逐步向必要需求轉化的現代社會機制。因為自然經濟解體后，人的需求越來越受制于工商業的“社會制造”，并且工商業以先富階層為社會需求的模板，且逐步將上流社會的需求擴展至貧民階層。換言之，在工商時代，自然經濟早已成為明日黃花，人們的生活越發依賴于市場而不自足。即便愿自給自足，但再也沒有小富即安的閑適生活機會，而不得不踏上致富的疲憊之旅。然而，作為總體的底層即便日夜勤奮，他們還是難免相對貧困的窘境。
與此有關，農村大學生更多面臨社會制造的日益必要化的奢侈需求。市場化的教育使得學生的用費，尤其是生活費，大大提高了。當代大學生的合理消費范圍大致為800元到1500元，其中73.5%用于吃喝。其中，實際消費數據在500元到1000元的人群占55.83%，④可見貧困大學生比例之高。分析如下：第一，基本消費額偏高，而無論哪個城市，500元當能滿足溫飽。這說明，大學生中消費包含許多已經必要化的奢侈。例如，電腦、手機等曾經的奢侈品如今逐漸變為學生的必需品。第二，與總體大學生消費日漸增多伴隨的是貧困大學生的比例增加，其中大多數勢必來自農村。這與農村總體上的邊緣化有關。第三，如今大學生中存在諸多請客吃飯場合及其對“品牌”的追求。例如，有人指出“90后青年人缺乏節約意識”。[13]反過來看，這說明仍有可以削減的非理性的消費空間。總之，除了少數極端貧困家庭所致的絕對貧困大學生外，大多數貧困實際上屬于“相對貧困”，而這種相對貧困是無限制的教育市場化所致的奢侈必要化的產物。
4.過度教育——高等教育去精英化所致的高校的人滿為患
市場化導致的不均衡，既有不足，也有過度。與教育機會不足相伴的是教育過度，農村也不例外。一方面，緣于近20來年的無節制的教育市場化之故，高等教育投資越來越超出一般農村家庭的承受力，許多農家子弟沒讀完中學便輟學而涌進民工潮。這是教育的機會之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造成大學生人數劇增。高等教育人數劇增勢必造成高等教育低等化。與此同時，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還面臨著職業期望與現實職業機會的心理差距。其中，很多大學生被迫從事遠遠低于社會或自身的期望的職業，甚至有很多大學生無奈接受純粹毫無知識含量的勞動機會。鑒于此，有人便提出，教育遠甚于職業所需的技能的現象是教育過度。我們承認這種現象的客觀性。不過，我們進而指出高校逐年擴招所致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教育過度。也即，越來越多遠高于一個人天資的教育機會。直白地說，很多人接受由于過分擴張的高等教育均等化所致的教育機會。盧梭認為，每個人的機會決定于其自然而然的地位。反之，若教育機會超過個人資質，會有如下后果：其一，高等教育低等化，教師不得不降低標準去滿足大多數；第二，天資較差的學生因為高等教育本不是適合于自己的事情而焦慮；第三，就業期望與今后職業機會的差距及其所致的不滿。第四，加劇家長的教育負擔，因為高等教育就讀年限長于一般教育。在上述教育機會擴張的所謂福音中，就包含很多本不該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村學生，也因此包含他們的——不堪日益增加的市場化教育“投資”之壓的——家庭或父母。
(二)自我空心化——當代大學生人格尊嚴的外化
1.隱含鄙夷的同情——以防作難的現代救助制度的心理預設
古代社會對于貧弱者的救濟，更多的是出于同胞情懷。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愛觀念是古代共同體關系下的公益的心理基礎。
與之相對，理論地看，現代制度的人性基礎更多是惡。起碼現代市場制度的根據在于人性的惡，而非基于人性之善。而現代社會不過是市場之擴張。惡是現代社會的動力，然而現代社會也受困于人性之惡。現代社會的窮人，并非民胞物與的對象，而是“內部的外人”：“這種外人雖然可以說實質上處在群體之外，可又逗留在群體之內。”[14]與此有關，現代救濟制度，與其說是同情心，不如說是防范窮人變得窮兇極惡，以至于大家——尤其是金權者——都過不上好日子。即便是現代社會也似乎在做一些善事，而其初始動機則至多不過是盡可能減少制度崩解而已。在現代條件下，對窮人的救濟“并非為個別窮人的利益，而是為社會整體——政治、家庭的、某種社會學意義上的特殊群體——的利益。”[15]因此，現代社會的救助制度潛含著對于弱勢群體的兼含一絲鄙夷的同情。尤其是在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視野下，那些被救助的人往往有一定程度上被視為懶惰或愚蠢之輩。基于上，現代救助制度，一方面是對窮困者的救贖，另一方面，被救助往往又被視為窮人的恥辱之印記。
2.與人生分離的教育——現代大學生自我價值的他者化
當代農村大學生所以會遭遇“訴貧傷害”，是因為外在的貧困遇上了內在的人生教育的缺失所致的自我孱弱。
古代讀書人起碼理論上可以幾近傲慢地宣稱“士志于道”、“士以弘道”、“君子喻于義”，因而“君子固窮”。因為，基于道義之內在價值及其賦予讀書人的尊嚴感，讀書人可以不富裕，甚至很窮。但由于他有內在的德與識，當他面對權貴，絲毫不怯懦。譬如，孔子最喜歡的兩個學生應該是顏回與子路，二者皆窮困不已。對顏回，孔子欣賞地贊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然而，對于身處于極度市場化環境中的現代人而言，他的價值往往定義于其所占有的財富。而對于古代讀書人而言，若說他“身價數千萬”的話，與其說是贊美他，倒不如說是在羞辱他。然而，當幾乎無孔不入的現代市場邏輯侵入到現代教育領域中，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開始以各種功利的外物來定義自己。這也便是現代教育目的的外在化的必然結果。手段淪為目的之邏輯勢必招致讀書人以——外在于內在人格的——條件作為自我評價的標準。錢穆說，現代教育的病癥之一是“學問與人生分成兩橛”。[16]也即，現代教育一方面存在功利主義的趨勢，另一方面便是對于內在人生修養的忽視。
從個人心理角度言之，傳統向現代轉化的一個征象是，人們的價值觀從有關于人生的內在德性(virtue)逐步讓位于各種外在的條件(conditions)，這勢必造成現代人自身的條件化以及價值的相對化。曾經，做一個“耕讀持家”的讀書人是許多書香之家的家訓之詞。然而，近代以來，中國一直糾葛于外在的富強之夢，并且這種富強夢很大程度上犧牲了文化人曾經享有的基于德識的尊嚴。于是，當內在的修身之學被遺棄，而僅僅留下外在的功利之學的時候，讀書人先是成為“國家的人”，再成為“市場的人”，卻削弱了作為人生根本的人格尊嚴之自我。總之，古代自命“士志于道”的讀書人會清貧而驕傲，而缺乏內在尊嚴感的現代讀書人則往往因為窮困而深感某種罪錯之羞恥。這是當代大學生遭遇訴貧傷害的社會心理學基礎。
四、結構與自我的重構——化解“訴貧傷害”的思路
(一)均貧富——以倫理限制市場
充滿風險的現代市場經濟是造成貧富極度分化的重要原因。與現代風險社會不同，古代社會設置上通過家族制、多樣化生產、低市場化等措施盡可能減弱風險。這些措施也是實現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理想的手段，而“均”又是重視“治”或“秩序”(order)而非“進步”(progress)的古代社會制度宗旨之必需。當然，需要說明，均不是機械平均，而是均衡，以免社會分化過大而導致“亂”。然而，當前，中國緣于市場的分化效應，以至于貧富差距懸殊。這是造成諸多貧困生的重要經濟原因之一。基于上，宜以倫理適度限制過分的市場經濟，尤其是嚴防教育文化等部門的過分市場化，是創造均衡的社會發展以及減少貧困生或貧困家庭的必要舉措。
(二)折中家庭——加強家庭支持能力
中國大學生的貧困之實質是其家庭的貧困。而其家庭的貧困與當代家庭核心化所致的脆弱有關。折中家庭是傳統大家庭與現代小家庭的中道地取舍的產物。一方面，傳統大家族抗風險能力較高，但其抑制國家意識的產生，也抑制個人存在感。另一方面，現代核心家庭以其方便的流動性及其個人主義而適合于工業化、市場化經濟之需，但是，家庭過于弱小，又勢必造成面對國家與市場的個人之孤弱之境。基于此，潘光旦等學者提出“折中家庭”設想，“我們需要一種家制，左不至于抹殺個人，右不至于忘卻社會，上對得住以往，有相當的留戀，下對得住未來，有充分的愿望。”[17]總之，較之于現代核心家庭，折中家庭具有相對較高的抗風險能力，也是化解大學生貧困問題的一個向度。
(三)救助在地化——將大學接濟體系納入地方民政
古今皆有救濟，然而背后的心理機制不同。古代救濟的心理根據是民胞物與之互為恩情，而現代社會救濟則不過旨在使邊緣人群不危害社會。現代社會一方面制造貧富差距；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又試圖以救濟掩飾其制度的內在的不平等的機制。另外，普世性現代救濟的去地方化或抽象性也削弱了曾經的社區性互助體系的情誼基礎。基于上，公益必須在地化(localization)。
公益的情感應基于人與人的同胞意識之互為恩情。在鄉土化的中國，救助體系基本是由地方鄉紳帶頭進行的基于差序格局情感基礎上的義務感的社區里的抗風險系統。近代以來，緣于社區國家化⑤之故，社區公益功能日漸式微。另外，緣于市場化以及家庭核心化等故，現代社會的風險愈加強烈，勢必造成許多弱勢人群。現代社會的公益組織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上述弱勢群體為服務對象。但是，和傳統救助的社區化相對，現代公益存在超社區特質，它所針對的是“公民”，而非熟人。再者，國家救助的抗風險體系也遠離這些弱勢人群。總之，現代救助——無論是國家的，還是社會上的——帶有如下問題。第一，陌生化而可能存在信任危機；第二，距離遠而運作成本高；第三，專門化或職業化；第四，陌生化所致的非需求導向，因為陌生化會加劇對弱勢群體需求的認知難度，同時，職業化也會造成從業者自身的利益導向，及其所致的忽視社區需求的問題；其中，僅以其“陌生化”來看，它所導致的“訴貧”就可能成為對弱者的再度傷害。鑒于上，救助宜在地化：一方面，基層社區上報亟待救助的大學生指標；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將助學金下放到基層民政。例如，有人指出訴貧是“想讓學生證明自己有多窮？那你干嘛不走其他途徑？比如去村委、街道辦開個家庭狀況證明，何必讓學生承受這種屈辱？”再由基層行政或社區針對貧困生的家庭進行救助。這將利于認知救助對象的貧困狀況之實情，促進地方社區意識，同時也一定地減免了心靈敏感期的大學生的心理傷害。
(四)因材施教——擴大職業教育，讓學生分流
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應該各就其位，各盡其職。傳統儒家精英教育偏于道，而相對忽視器。這種取向在社會上造成的消極后果是，與應用有關的職業教育不為上流社會所重視。此外，最近二十來年，高校一路擴招，無節制的“普及大學教育”趨勢造就出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大學生總量的增加，以及工廠化教育，一方面緣于這種不當的“普及”，⑥造成生源的水平逐年下降，而教育過程必須照顧“大多數”。結果不免是，盡管大學人數逐年增加，但水平每況愈下。基于上，筆者以為，理應因材施教，宜擴展職業教育。一方面，加強已有的職業院校，將許多不特別好的高校改為高職院校；另一方面，將來自于農村的成績不特別優秀的學生分流到職教系統。畢竟，職業教育更加符合他們的智力水平，另外，職教讀書年限較少，花錢較少，且掙錢早，這可以減少助學金的必要，也相應減少訴貧傷害。
(五)節儉讀書——教育環境的去市場化
從Parsons的現代社會制度上看，社會與文化體系應該與講究效率的經濟系統分開，以便保證教育的相對超越性。然而，當代中國教育也被無限制地市場化，辦教育與開工廠幾乎沒有什么本質差別。與此有關，市場化不僅根本上影響教育應該具有的相對超越價值，也造成學生生活環境的市場化甚至赤裸裸的金錢化。為改變上述情況，首先理當限制教育的市場化趨勢，尤其該禁止校園的奢侈傾向，創辦公益性的教育環境，爭取讓窮苦家庭的孩子也上得起學；其次，對于學生本人而言，主觀上提倡節儉意識。毋庸諱言，即便是許多農村大學生身上也帶有許多奢侈之風，這是亟待改觀的。第三，勤工儉學。學校以及社會皆盡可能為大學生提供一些暫時性的力所能及的就業機會，以便使其減少家庭的負擔，從而也減少需要救濟的必要性。
(六)重塑精英價值——把“修身”帶回高等教育的中心
古人治學內外兼修，并且認為作為內在素養培養的修身是一切德行與行為的前提條件。近代民族危機激發引發的教育現代化的后果之一是人格的政治化：良知之學讓位于政治意識。近代以降的教育相對忽視了修身之學，這是人格教育之缺失。早在1948年社會學家孫本文便指出這種癥狀：“現代青年無不關心政治，而卻往往忽視個人的行為；現代青年無不熱心于運用政治手腕，而卻不注意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法則。這是青年教育常被忽視的重要問題。”[18]而“國家的人”確實人自身當內在固有的修身之學，只會造成抽象的國族主義。而近來三十來年無限制的教育市場主義進一步造成青年人格的市場化。無論人格的政治化，還是市場化，都是內在人格的掏空，其結果難免是內在自我的缺失。上述缺失也與當代學生的人格危機及其所致的諸多困擾有關。
在上述情況下，宜超越狹隘的專業化、市場化的職業主義教育，應該在現代條件下重塑社會人才觀。而現代人才務必在傳統的君子不器的“文化人”與現代“專業人士”之間求得均衡，也即，現代人才必須是具有人文關懷的專業人士。為達到這一目的，除了堅持以往的理智化的教育之外，應該將內在人格教育的“修身”之學帶回現代教育的中心。具體言之，宜從如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是，教育的人文化。其次是，教育過程的本土化。再次，重塑教師的道德感召。第四，加強反省教育。古人云，君子三省吾身。這在今天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第五，教育環境的去功利化以及去市場化，營造相對超越的教育環境。第六，將培育少數人的精英教育與大部分一般人的職業教育分開。
注釋：
①“高校要求貧困學生公開‘述貧’被指二次傷害”，登錄自中華網http://edu.china.com/new/edunews/jy/11076178/20151022/20606625.html。
②傳統社會都存在其特有的貴族，只不過其形式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對于中國而言，先秦是貴族時代。秦漢已還，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基于血緣和土地的貴族退出歷史舞臺。但是，這并不表示中國從此進入現代意義上的平等社會，因為，讀書人或士大夫從此成為社會的精英階層，他們憑借其身體化的文化資本成為社會的精神貴族。始于隋唐而終結于晚清的科舉制是讀書人精英化的制度保證。
③“斷裂”一詞，指的是孫立平《斷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一書中揭示的社會極度分化，尤其是許多弱勢群體被拋出現代化發展的軌道的境況：“被甩出的人，甚至已經不在社會結構的底層，而是處在社會結構之外。”
④以上數據來自上海交大《2014年中國大學生消費行為與品牌認知調查報告》。
⑤社區國家化與國家社會化，是近代以降中國國家權力集中化的表現之一，二者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一方面，國家權力日益下降至鄉鎮乃至村或街道；另一方面，本該具有適度自治的基層越來越因為國家權力之觸角的滲入而“他治化”。
⑥大學教育必須“高等”。在古代，作為主流的儒家教育旨在培養“大人”或管理社會的精英，這必然是天賦較高的少數人的權益。而“普及”大學的必然結果是：高等教育的低等化。人性不齊，人的天資的類型及其程度都有很大差異。教育機會最主要應該決定于的人的天資。因此，不是所有人都適合于高等教育。而普及的結果是，本不適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去接受日漸工廠化的大學教育，造成學生與高等教育的兩不相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青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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