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存續抑或消亡：日本鄉村發展現狀探析[ 筆談：聚焦大變局中的中國鄉村（二）]
摘要: 伴隨城市化進程的迅速推進，日本鄉村地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針對這一現象，日本學界展開激烈爭論，先后形成“界限集落論”VS“鄉村存續論”以及“地方消亡論”VS“田園回歸論”的觀點爭鳴圖景。盡管如此，不管是“界限集落論”和“地方消亡論”所擔憂或預言的日本鄉村已（將）走向衰落之現象，還是“鄉村存續論”和“田園回歸論”所強調的日本鄉村所具備的高度強韌性及其重建（再生）可能性，我們至少可以從中獲得有關日本鄉村現狀的基本認知：日本鄉村雖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在各種有利因素的支撐下頑強地獲得了存續并避免了衰亡。
關鍵詞：界限集落； 鄉村存續； 地方消亡； 田園回歸
2016年2月24日，紫金傳媒智庫就日本鄉村治理問題采訪筆者時提出一個問題：“日本還有無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日本人過年等有無返鄉情節？”對此，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方面，在日本普通市民看來，首都東京之外的地區均可被稱為“田舍”（即鄉下或地方之意）。這種市民潛意識的形成顯然受到“首都優于地方”的傳統觀念以及“東京一極集中”現象的影響。作為其社會表征之一，凡是開往東京方向的交通路線均被稱為“上行線”。與之相反，凡是從東京開往地方的交通路線均被稱為“下行線”。另一方面，從現實情況的視點來看，盡管日本在2015年底的城市化率已達到67.7%，但仍存在至少32.3%的農村人口數量。換言之，目前日本仍存在為數不少的以農業、林業或漁業等第一產業為核心的農山漁村地區。這些鄉村地區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地理位置較為優越、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平地農村”以及地理位置較為偏遠、經濟發展較為滯后的“中山間地區”。構成這些鄉村地區的基礎性社區單位被稱為“集落”，是指村民為了順利開展維系生計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共同勞動和協同作業，以家庭戶為單位組建而成的自組織，可發揮農業生產協作、生活互助以及地域資源維護和管理等社會功能。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最新統計，截至2015年2月1日，日本全國共有138,256個農業集落，其中仍在發揮社會功能的農業集落約占總數的97%（134,329個）。
在“城市易融入、鄉村能回去”的狀況下，絕大多數出身于鄉村地區的日本市民仍對作為“心靈之原風景”的故鄉懷有濃厚的懷舊情結（類似我們的鄉愁情節）。我們不難發現，每逢元旦、黃金周以及盂蘭盆節等重大節假日，日本社會都會出現不遜于我國的大規模返鄉人潮，并常常導致高速路堵塞、新干線和機場等人滿為患。頗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將“返鄉”稱為“歸省”，其中，“歸”是指“回家、返鄉”之意，而“省”（かえりみる）的字面意思為“回頭看、往回看”。有日本學者指出，這里的“省”來源于《論語·學而篇》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意為“反省、自省”。因此，日語中的“歸省”，并非指單純的“返鄉”，而是側重強調回家看望父母，祭拜祖先并追思先人足跡，進而以此為參照反省自身，從而內含著某種“宗教性”蘊意。
限于文章篇幅，筆者無意對日本鄉村得以存續的因素進行全面考察，僅就其發展現狀及面臨的問題進行簡要分析，以期拋磚引玉，為中日鄉村治理比較研究提供一個有益素材。
一、 “界限集落論”VS“鄉村存續論”
正如張鳴先生所指出的：“縱觀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過程，農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更進一步說，“在工業化、城市化高歌猛進的時代，許多國家都存在著以凋敝為主調的‘農村問題’”。日本也不例外。
最早洞察到日本鄉村走向凋敝的學者是大野晃。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作為社會學者的大野氏基于高知縣鄉村地區的田野調查，提出膾炙人口的“界限集落論”。該理論包括4個核心概念：（1）存續集落：未滿55歲的人口占集落總人口的50%，同時集落接班人得以確保，從而使得集落生活主體得以再生產；（2）準界限集落：雖然未滿55歲的人口占集落總人口的50%且目前集落接班人勉強得以確保，但由于集落接班人在可預見的將來難以得到確保，從而使得該集落淪為界限集落的預備軍；（3）界限集落：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集落總人口的50%，同時獨居（空巢）老人住戶數逐漸增加，由此導致集落的共同生活功能衰落，繼而陷入社會性共同生活難以維系的狀態；（4）消亡村落：人口和住戶消失，進而導致集落消亡。
客觀地說，界限集落論的提出，首次為日本鄉村的衰落現象敲響了警鐘并對日本鄉村治理政策造成重大影響。然而，界限集落論充其量不過是預言性理論，并無法完全客觀描述日本鄉村的全部現實真相或準確預測其整體發展趨勢。為此，同為社會學者的山下祐介提出嚴厲批判，認為界限集落論將對日本鄉村的未來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并招致市民的誤解。山下氏繼而認為，界限集落論至少存在三大理論性缺陷：第一，過度重視老齡化率；第二，量化統計方式導致對集落多樣性和屬地性的忽視；第三，“老齡化率的上升→界限集落的出現→集落的消亡”這一單線式演變法則并不符合其后20多年的社會事實。基于這種批判，山下氏立足于豐富的田野調查數據，撰寫出頗具說服力和影響力的力作——《界限集落的真相：過疏化鄉村真的消失了嗎？》，從而形成所謂的“鄉村存續論”。
二、“地方消亡論”VS“田園回歸論”
后來的事實證明，界限集落論最終確實未能實現其理論預言。然而，雖然時至今日日本鄉村在種種有利因素的支撐下并未走向消亡（或衰敗），但持續走向衰落卻是不爭的事實。加上日本島國固有的強烈危機意識，界限集落論以另一種更加極端方式粉墨登場，即所謂的“地方消亡論”。
從2013年11月起，曾相繼擔任巖手縣知事、總務大臣以及日本創成會議座長的增田寬也等人在日本著名雜志《中央公論》上陸續發表有關日本人口變化的系列文章（后被學界通稱為“增田報告”）。翌年，增田氏將“增田報告”編著為《地方消亡》一書出版發行，隨即在日本社會掀起軒然大波。概括而言，地方消亡論的主張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根據一般社團法人北海道綜合研究調查會等的統計數據加以推算，2010年-2040年的30年間，20歲-39歲的女性人口銳減50%以上的市町村數量將達到896個（約占地方自治體總數的498%）。增田氏等人將這些地方自治體統稱為“可能消亡的都市”。另外，在這些“可能消亡的都市”中，人口規模將在2040年銳減至1萬人以下的地方自治體數量將達到523個（約占地方自治體總數的29.1%）。
第二，地方消亡趨勢所帶來的最終后果是，人口將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圈，形成所謂的“人口黑洞”，從而導致日本市民只能生活于人口密度極高的社會。增田氏等人將這種社會形態稱為“極點社會”。
第三，為了避免“極點社會”的形成，日本必須努力剔除有礙于出生率提升的各種因素，同時集中投入資源，建設“地方中核城市”，以此作為“防衛和反轉戰線”，從而有效阻止地方人口的流失。
至于“地方消亡論”的提出動機，增田氏直言不諱地解釋為“鑒于日本國民和政治家們對人口減少缺乏應有的危機感”。在地方消亡論的巨大沖擊下，安倍政府于2014年9月新設“城鎮·人口·工作創生總部”，果斷出臺并積極實施作為日本新國家戰略的“地方創生戰略”。
我們必須承認，地方消亡論采取定量方式對地方（鄉村）的疲敝度進行量化和顯性化，以“消亡可能性”為口號，成功喚起日本社會對于人口減少的危機感并促使國家出臺地方創生戰略，從而掀起地方（鄉村）再造運動熱潮。然而，眾所周知，定量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生缺陷，容易遮蔽大量不易量化的因素，同時容易引發地方（鄉村）居民的恐慌甚至導致他們的自暴自棄。對此，那些長期從事田野調查的“現場主義派”學者隨即對地方消亡論展開猛烈批判。
日本著名社會學者小田切德美基于其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指出，日本鄉村地區所具備的“強韌度”遠超增田氏等人的想象，它們并不會輕易地走向消亡。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小田切氏舉出了山口縣東部A集落的實例。據其介紹，A集落目前僅有5名居民（均為老年人），并且作為接班人的后代均移居其他城市。按照地方消亡論的標準，該集落已然不可能獲得存續，100%將走向消亡。然而，該集落通過組建“集落農業組織”，成功獲得農林水產省面向發展條件不利地區所實施的“直接支付制度”的補助金，從而實施了一系列集落振興活動，進而吸引他們的后代回歸故里協助他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另外，通過設立“收獲慶祝專場”，促進世代之間的交流和對話。作為這些努力的直接成效之一，那些工作退休的后代們主動回歸集落，成為該集落的繼承人。通過這個案例可知，那些所謂即將面臨消亡的集落，仍擁有超乎尋常的存續能力。
與此同時，日本各地逐漸出現與“地方消亡”和“極點社會”逆方向而行的“田園回歸”（逆城市化）之潮流。小田切氏指出，目前日本城市居民對鄉村地區的關心度與日俱增，我們可以將這種時代新動向稱為“田園回歸”。當然，田園回歸并非僅指代城市居民移居鄉村的行動，而是意味著市民對鄉村地區的關心度逐漸獲得深化的動態過程。這種“關心”包括市民對鄉村地區的生活、生計、環境、景觀、文化、社區以及對鄉村居民的某種共鳴等要素，進而最終促使他們形成移居鄉村的想法或決心。
作為田園回歸現象不斷得到強化的現實根據，小田切氏指出以下四點：第一，根據輿論調查顯示，日本青壯年群體移居鄉村地區的意愿不斷高漲；第二，青壯年群體移居鄉村地區的咨詢件數不斷增多；第三，中國地區（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以及山口縣）的人口過疏化地域出現流入人口、幼兒及少年人口增加的現象；第四，在地方消亡論中被認定為“可能消亡地區”中出現移居人口增加的現象。另外，2015年，小田切氏等人基于大量田野調查案例分析，提出一個讓人為之振奮的論斷：“日本能夠形成‘地方（市町村）消亡VS田園回歸’的社會對抗軸。”
另外，同為“現場主義派”學者的山下祐介亦對地方消亡論持批判立場。山下氏認為，地方消亡論的理論缺陷在于過度強調“大國經濟理論”和“歸核化理論”，同時將城市僅僅視為吸引青年人聚集的場所。與地方消亡論不同，山下氏認為“田園回歸與婚姻和出生等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并提出“從制度上實現市民的兩地居住/多地域所屬”的解決對策，即通過制度改革準許居民同時擁有城市和鄉村雙重戶籍，從而使得城市居民能夠利用周末等休假時間回到農村從事農業活動，從而實現市民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和多元化。
三、“衰落卻未衰亡”的日本鄉村
日本鄉村雖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在各種有利因素的支撐下頑強地獲得了存續并避免了衰敗。
關于這種認知，我們還可以從一組數據中找到最強有力的論據。如圖1所示，從1980年-2015年的35年間，日本的城市化率從59.6%迅速攀升至67.7%。按照這個速度，至203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將到達73.1%。與此同時，如圖2所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急劇推進，日本農業集落的數量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少。然而，讓我們頗感驚訝的是，同時期內日本農業集落的數量僅減少3%左右，其中還包括那些由人為因素（鄉村合并以及水電站建設等因素）所導致消亡的集落。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從2010年-2015年的5年間，日本的農業集落數量不減反增（總共增加3815個集落），從而強有力地印證了日本田園回歸派學者的論斷：“迄今為止，日本絕大多數的農山村仍得以存續。”而在我國，根據文化學者馮驥才的統計，中國近十年有90余萬個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消失200多個。我國每天消失的村落數量比日本每年消失的村落總數還要多，這讓我們感到震驚！
圖1日本城市化率演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平成16年度國土交通白書》的相關數據繪制而成。
圖2日本農業集落數量演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農林業統計調查歷年數據》的相關數據繪制而成。
四、 結語
在明晰了日本鄉村“衰落卻未衰亡”的不爭事實之后，我們禁不住想追問的是，造就其現狀的有利因素到底是什么？以筆者的田野調查經驗來看，日本鄉村幾乎不存在我國鄉村正在面臨的環境污染、戶籍枷鎖、養老困難、治理混亂、兒童留守、農民子女上學困難以及方言危機等棘手問題，這主要得益于戰后日本實施了一系列的城鄉融合政策，使得鄉村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福利保障、義務教育以及醫療衛生等領域獲得了與城市相差無幾的政策待遇。
鑒于我國的鄉村治理亂象，我們首先需要研究日本鄉村得以存續的制度性因素并從中提煉出有益啟示，以幫助我國提升鄉村治理能力。正如張玉林先生一針見血指出的：“如果說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或‘善治’并不是單靠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考核就能完成，也必須有農民的組織化參與作為保證，那么如何開放并接納農民的組織化參與，就主要是一個實踐的問題。”限于本文篇幅，筆者將另撰《地方自治制度框架下的日本鄉村治理機制》一文，著重考察和分析這樣一個問題：日本鄉村居民在團體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下，如何通過自治會/町內會等居民自治組織以實現其鄉村“善治”？
作者簡介：俞祖成，政策科學博士，現執教于日本同志社大學綜合政策科學研究科，主要研究日本社會治理、NPO政策及公共服務改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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