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的鄉村治理的階段性特征
摘要:“以文治理”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特點。不同的社會形態產生不同的文化，并發揮相應的治理功能，具有階段性特征。傳統中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社會形態表現為“人的依賴關系”，形成了以人倫為中心的文化習俗。運用文化習俗進行“以文治理”具有內生性、民間性和生活性，以家庭為載體，以鄉賢為榜樣，以官員為表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變了傳統的“人的依賴關系”，形成了普遍的社會交往，物質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但市場經濟特有的“物化”社會傾向開始出現，需要通過“以文治理”加以克服，以文化人。現階段的“以文治理”要借鑒傳統，努力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化、生活化，發揮家庭、鄉賢的作用，高度重視超越血緣地緣的公共文化建設。
關鍵詞:依賴關系；以文治理；以文化人；鄉村治理；國家治理
以文化人心，推動社會的有效治理，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特點。在長期歷史上，國家治理的理想境界是“文治武功”，對內以文化人心，人們自覺依據規范行為，而無須外在的強制，從而實現“皇帝無為天下治”。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當今，以文化人心，通過文化進行治理，仍然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那么，傳統中國和當下中國的“以文治理”的基礎有何不同，當下的“以文治理”為什么更為艱難，能否從傳統“以文治理”中獲得某種啟示？這與兩種依賴關系構成的社會形態特質相關。本文從馬克思有關兩種依賴關系的社會形態理論出發，對中國的“以文治理”的相關問題作一探討。
一、“費正清驚異”的追問及分析視角
費正清是美國的中國學大家和開拓者。他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遙遠的東方中國十分陌生的情況下，到中國求學和生活，后成為美國的中國學開創者，有大量論著。其中，《美國與中國》是一部具有比較意義的經典論著。在這部書里，他對中國與美國進行了比較，在他看來，“對一個享有較高物質生活水平的美國人來說，使他感到驚異的是中國農民在這樣困苦的生活條件下，竟能維持一種高度文明的生活。問題的答案在于他們的社會習俗，這些習俗使每個家庭的人員，按照根深蒂固的行為準則經歷人生的各個階段和變遷。這些習俗和行為準則，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變的社會現象。”之后，有愈來愈多的學者持與費正清相類似的觀點，認為傳統中國是一個“文化中國”，主要依靠文化而不是暴力進行治理。
然而，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中國人能夠在困苦的生活條件下通過社會習俗維持一種高度文化的生活，這種社會習俗從何而來？
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方法。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對馬克思的貢獻作了精辟的概括，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文化觀念及其派生的社會習俗屬于精神生活領域。文化習俗的產生及其功能，不能從其自身尋找其根源，而要從物質生產、生產關系及其交換關系中尋找。在此，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進一步的分析視角。馬克思從由生產和交換關系的視角，將人類社會分為三種形態。在他看來，“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不同的社會形態產生不同的文化習俗，并發揮相應的功能。
二、人的依賴關系與“以文治理”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史，且地域規模日益擴大的國家。從一般意義上講，文明時間延續愈長，地域規模愈大，國家統治的成本就愈大。國家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權力，其支柱是包括警察、監獄等國家機器在內的強制力量及其維持強制力量運行的稅收。這就是說，國家對一個社會的治理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而在農業文明時代，生產剩余有限，支撐國家治理的成本也有限。那么，在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晚清時全國吃“皇糧”的官員僅有2萬人，卻要管理一個有4億人口的國家。僅僅依靠數量如此少的官員，廣大鄉村社會是如何持續有效運轉，創造出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并實現“皇帝無為天下治”的呢？這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以文化習俗這一軟實力而不是依靠國家暴力和官僚機器進行治理，即“以文治理”。
在傳統中國，“以文治理”之所以能夠取得成效，其基礎在于“人的依賴關系”這一社會形態。中國是以自然經濟為特征的農業文明延續最長和最發達的國家。在自然經濟形態下，人們“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從事生產生活，并形成人對人的依賴關系。每個人都以一個具體的角色存在，要么是父，要么是子，要么是夫，要么是妻，要么是親，要么是友，相互之間形成緊密的聯系，誰也離不開誰。離開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生產生活就難以存續。正因為如此，人們將傳統中國社會稱之為“關系社會”。
“人的依賴關系”是一種客觀存在，也需要主體加以維系，其方式就是通過反映一定文化理念的規范引導和規范人們的行為。如《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倫中的雙方都是要遵守一定的“規矩”。為臣的，要忠于職守，為君的，要以禮給他們相應的待遇；為父的，要慈祥，為子的，要孝順；為夫的，要主外，為婦的，要主內；為兄的，要照顧兄弟，為弟的，要敬重兄長；為友的，要講信義。這種以“人倫”為中心的文化習俗是歷代相沿積久、約定俗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的總和，也是人們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歲時節慶、生產活動、宗教信仰、文化娛樂等方面廣泛的行為規范。文化習俗體現著一定的價值觀念，同時這種價值觀念要通過教化等方式進入人的內心，轉換為人的自覺行為，即以“文”化人。傳統中國正是依靠以“人倫”為中心的文化習俗體系進行國家治理。
在傳統中國，為何“以文治理”能夠取得巨大成效？
其一是“以文治理”的內生性，即“人倫”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生自發形成的，內生于人們的需求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禮義廉恥”等是人們日常生產生活的需要，否則正常的生產生活就難以維系。費正清對比美國依靠契約和中國依靠習俗的治理方式時指出，“尊卑制（與我們那種由契約關系決定的個人獨立制相反）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自動認識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他有一種安全感，因為他知道，如果履行了指定給他的那部分職責，他可指望這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反過來也對他履行應盡的職責。”正是這種“對等”關系使得人們愿意按照人倫習俗行為。
其二是“以文治理”的民間性，即每個人都能直接感受和體驗到，不是官方所建構和強制的。作為“人倫”的理論體現的儒家經典，最初來自于實際生活，盡管后來成為統治思想，但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人們的實際生活，是一種鄉土化的理論。盡管有外來思想，如佛教的進入，但都無法替代儒家倫理的地位，且需要中國化。根源就在于儒家思想體現了基于血緣關系的人倫習俗。每個人時時處處都能夠感受和體驗它的存在，并構成其行為依據。這種民間性的習俗不需要高居于社會之上的強制力量加以輸入，更主要依靠社會內在的力量加以約束。正如費孝通的說：“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
其三是“以文治理”的生活性，即人們通過日常生活所理解，人一出生開始就從日常生活中接受規訓，并貫穿著人的一生活動之中。人倫文化通過代際傳遞變為每個人的行為職責。“子不教，父之過”。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遵守人倫規范，同時也要在日常生活中教化他人。如“食不語，寢不言”。人們時時處處都受到相應的規范約束。
在人的依賴關系基礎上形成的“以文治理”有一整套體系作為支撐。
一是以家庭作為載體。在長期歷史上，中國是一家一戶最能體現“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發展著”的特點，人們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形成了牢固的家庭制度。如費正清所言：“中國是家庭制度的堡壘”。“中國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從前，社會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7]家庭不僅承擔從事生產生活，為人提供生活基礎的功能，還承擔著教化家人，為家人提供秩序的治理功能。由此產生了家教、家訓、家風、家傳、家規等一系列治家規則。其“執法者”則是內生于家庭生活之中的“家長”權威。人們自出生之日就自然而然接受了“家長權威”而無須外部性授權。因此，家庭是“以文治理”的根基。
二是以鄉賢作為模范。除家庭以外，人們還生活在一定地域之內。在一定地域，社會分層三個維度：因財富分成貧富，因權力分成官民，因名望分成紳劣。中國歷來將“富”與“貴”連結在一起，富不等同于貴，富使人羨慕，貴才能使人尊重。能夠得到人尊重的是體現了人們共同意愿的德才兼備的人。這樣的人被稱之為“鄉賢”。“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的人們不得不以能夠獲得他人尊重的方式為人處事。否則，即使是富人也難以立足。通過我們的調查發現，在傳統中國，生活于鄉土地域的富人在某種程度上害怕窮人，他需要以修橋補路、幫貧濟困等行善積德的方式獲得社會名望，緩解貧富矛盾。而即使是窮人，由于為人有德行，也能夠得到政府表彰和社會擁戴。因此，集中體現人倫價值的“鄉賢”是鄉村秩序的守護者，是社會的模范。有了鄉賢，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鄉風。
三是以官員作為表率。政府官員是高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威。這種權威除了其強制性以外，其力量更在于社會的自我認同。因此，傳統中國特別重視“以吏為師”，政府官員要成為行人倫的表率。在官員選拔中實行“舉孝廉”，人倫道德成為第一優先錄用原則。科舉考試的內容也是反映人倫的儒家經典。官員當政期間要恪守人倫原則，如父親去世要停職守孝等。
三、物的依賴關系與“以文治理”
盡管在傳統中國的以文治理卓有成效，但必須看到，這種成效是非常有限的，是一種為維系一種低水平物質生活不得已的選擇。由于物質生活水平低下且財富占有極不均衡，傳統中國并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所謂“皇帝無為天下治”，治與亂如影相隨。
進入20世紀后，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歷了革命、改革和建設，中國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常態社會。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看，影響最深刻最廣泛的變革是“物的依賴關系”對“人的依賴關系”的替代。
“人的依賴關系”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而“物的依賴關系”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市場經濟是一種突破“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的經濟形態。在這種形態下，形成了普遍的社會交換，并在交換交往中形成廣泛的社會關系，需求擴大，滿足需求的能力也擴大了，物質財富得到空前的增長。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正是由于社會的普遍交往，人們從以往“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走了出來，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了人的獨立性。
馬克思在談到“物的依賴關系”時，充分肯定了這一階段的歷史進步性，同時也指出了其歷史局限性，這就是“人的獨立性”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和普遍的社會交往將所有人卷入到一個經濟體系中來，人們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是為了交換。交換則需要借助貨幣。貨幣成為一般等價物。有了貨幣就可能獲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甚至良心。盡管人有了人身自由，有了獨立的個性，但是這種自由和個性建立在對物的依賴性基礎上，人們的存在發展以獲得更多的物為目的。因此，市場經濟社會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物化社會”。
“物化社會”改變著的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將“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子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這種以物為中心的社會在歷史上有進步作用，但也會將人變成物的奴隸，因此人類要進入第三階段，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自由個性”階段。而要進入這一階段，除了制度變革以外，還需要創造新的價值、新的觀念，建立起新的關系。
20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不僅全面實現溫飽，而且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市場經濟帶來社會的深刻變化，人的獨立性愈來愈強，對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的需求愈來愈強。與此同時，與市場經濟相應的“物的依賴關系”及其觀念不可避免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物化社會”的諸多弊斷開始顯現，相當多數的人“富了口袋，窮了腦袋”。經濟收入成為鄉村生活的主要目標，農民則成為“社會化小農”和“市場化小農”，其行為和動機也主要在于追求貨幣收入的最大化。市場的利益原則、交換關系滲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來，而從價值觀念上，利益標準逐步取代了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道德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傳統農村的倫理道德體系，導致鄉村治理內在的柔性作用、自律性機制逐步消失，破壞了鄉村傳統優秀文化基因和文明臍帶。這一社會狀況顯然不是理想的社會，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目標不符合。要改變這一狀況的重要舉措就是通過“以文化人”，在物質文明建設基礎上，通過“以文治理”克服市場經濟發展中的“物化”傾向，以文化改變“物化的人”的片面性，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在新的歷史階段，“以文治理”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標相一致。這是因為，中國畢竟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人的社會關系大大豐富，早已超越傳統的“五倫”范圍。傳統的建立在“人的依賴關系”基礎上的人倫習俗已無法成為全社會的普遍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講，試圖依靠基于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儒家思想實現“以文治理”已非常困難。當然，當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變之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基于社會的內在需要，又具有相當程度的建構性。要推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的“以文治理”，需要多方面著力。其中，傳統社會的以“以文治理”形式有諸多可借鑒之處。
一是“以文治理”要強化其內生性、民間性和生活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是統攬全局的國家價值。它集中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和方向。但是要努力將國家價值“落地”，轉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由于長期歷史的影響，普通民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還較陌生，理解還不深透，但對“溫飽”、“小康”、“大同”、“以和為貴”之類的話語較為熟悉，并比較容易接受。同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豐富的含義。人們可能不理解高深的理論，但在日常生活中尊重老人、扶貧濟困等做人的道理卻容易接受和理解。因此，以現階段“以文治理”中要善于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化、生活化，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成為人們內心的信念，而不是一般的口號。
二是“以文治理”可借助傳統形式并賦予新的時代內容。家庭是社會的微觀組織。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個人的獨立性愈來愈強，家庭的功能愈來愈弱。但是，無論怎樣變化，家庭作為人口再生產的單位及其血緣關系不會變化，由家庭血緣關系帶來的天然情感不會變。正因為如此，鄧小平說“家庭是個好東西”。因此，“以文治理”的基礎在家庭。通過家庭日常生活傳遞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理念體系。傳統家庭子女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固然不對，而受片面的“物的依賴關系”支配的子女只享有權利而不盡義務，也不對。盡管社會日益個體化，但個體不可能天然具備現代社會要求的素質，還必須在家庭懷抱里得到良好的規訓。“教子無方，何以治國”。以文治理需要激活家庭細胞的治理功能，將家庭作為文化治理的基本單元，發揮家庭在文化治理的基礎性作用。特別是強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一致的良好家教，建立與國法相銜接的家規，提倡樹立良好的家風，鼓勵通過撰寫家史傳導良好的家傳。
盡管歷史上的鄉賢已不復存在，但鄉賢精神則可繼承，這就是對社會公益精神的弘揚，塑造新鄉賢文化。改革開放以來，產生了一批富人，但需要由富向貴提升。這就需要為這些人提供平臺，讓他們有能夠為公益事業作貢獻的機會和渠道，并能夠得到政府鼓勵，從而帶動社會向善治的方向發展。在一過程中，政府要加強對農村鄉賢能人的教育和培訓，建立可持續的鄉賢培訓機制，結合農村發展的趨勢，強化對鄉賢能人公共文化、法律知識等方面的培訓，讓其真正成為引領鄉村發展的“新鄉賢”，以此增強農村基層文化的自我發展能力。同時，可以創新性的實施“鄉賢能人回請計劃”，以鄉情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外出鄉賢返鄉，充分發揮其建設新農村、倡導新文明的作用。此外，充分發揮“新鄉賢”的引領示范作用，抓住“關鍵的少數”，通過“新鄉賢”的帶頭示范作用，激發農民學習新文明、遵守新文明、倡導新文明的熱情。
在現階段“以文治理”中，最重要的是加強公共文化建設。傳統“以文治理”具有很強的血緣和地域性，主要是將人限定在一個“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隨著當下社會的開放性和流動性，人們需要通過超越血緣和地域的公共文化滿足人們的文化需要，并在其中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下農村閑暇時間日益增多，但可供消費的文化產品卻相對缺乏，大量時間用于打牌，甚至賭博等。而公共文化的供給者主要是政府。一方面，要針對當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發展滯后的問題，需要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加快推進農村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為農民提供優質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不斷豐富農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過程中，須改變“運動式、大水漫灌式”的方法，針對不同農民群體的實際需求，將文化服務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實現服務的有效供給。如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開展文化服務。準確把握公共文化活動開展的時機，針對農民的生活特點，充分利用節假日和農村集市等時機，把經常性、小型多樣的文娛活動與定期舉辦的大中型文體活動結合起來，將農民引導到文藝演出、民俗表演、趣味運動會等喜聞樂見、互動性強的活動中來，“寓教于樂”。
作者簡介：徐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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