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在中國應對全球危機中的作用
我們已經有兩次因外部因素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危機。
第一次發生在1998年。起因是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造成外需下降。那次主要是靠政府逆周期調節，通過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國債為主的“區域再平衡”的大規模投資，緩解了中國生產過剩危機。
接著第二次是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造成外需更大幅度下降。這次緩解危機靠的就是中國推進城鄉再平衡的“新農村建設”，就是我剛才發言講到的那個故事。
福建農林大學教授溫鐵軍：“在座的可能知道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的爆發，對全球都是挑戰；接著是2009年的全球危機，導致了外需大幅度的下降，中國也出現了六萬多家企業倒閉，2500多萬的打工者失業。我們把不能出口的這些商品，那是過去用13%的出口退稅來補貼的，我們把這個轉變成了給農民人口的13%的折扣率。” （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轉型中的農民與農村》分論壇，2018年4月9日。）
這個故事其實講的就是第二輪生產過剩危機是靠我們把外需轉為內需，靠的是這個新農村建設已經向農村做的大規模基本建設投資。
如果按照那些過于極端的說法，“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消滅農民”，“只有減少農民才能現代化”——可沒有一個這樣做的國家遭遇到危機的時候能夠再緩過勁來。比如說拉美。拉美因為殖民者來把農村毀了，把農民毀了，大量的貧困人口都進城了。越是高度城市化，越是不能應對危機。比如說委內瑞拉城市化率90%以上。它還能緩過危機來嗎？一般發展中國家只要城市化率過高，比如像拉美一般都在80%以上，遭遇危機連緩解的可能性都沒有。因為沒有任何承載危機代價的載體。
我們為什么以前歷次危機大都能夠軟著陸？就是因為能夠向農村轉嫁，當然這個不好。誰也不愿意承載危機成本！所以很多農民出身的人聽到這個解釋以后都會很不忿，但同時他們的貧弱問題也得到解釋了，不是因為農民素質不好，不是農民天生就窮，而是因為農民承載了過量的國家工業化的代價。那個城市資本危機代價是我們鄉村弱勢群體承載的，因此不怪農民，這樣農民也至少有一種長期為國家民族做貢獻的基本的尊嚴，所以看怎么解釋這個所謂的發展硬道理。
中國應避免被作為完全邊緣國家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面臨的是一次新挑戰，那就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挑戰。中國之所以現在遭遇了這么大的一個壓力，主要原因是中國想要推出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與黃金掛鉤的石油期貨。這是動了美國和歐洲的蛋糕，因為在這個石油貿易中是以美元為主在做結算，至今全球結算貨幣的70%用的是美元，因此導致全球儲備貨幣的60%是美元，這是一個客觀情況。
在金融資本階段，全球范圍內都出現金融過剩。不僅是美國日本歐洲，中國實際上也出現了金融過剩。主要是因為這些年形成貿易順差轉回來就變成人民幣對沖增發。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很少有人把最近這幾年特別是2015年以后經濟下行期中國的貨幣總量大幅度增加做相關分析。還因為，客觀上是大量資金進入股市和房市被占壓，債務率過快上升而導致貨幣的新增供應量大幅增長。
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金融現象，就是2016年開始發生了M1的增長速度快于M2，也就意味著中國實際上有大量的資金是用不出去的。客觀上看，盡管我們仍然還處在建設期，還有發展的空間；不像美國、日本的工業已經過度發展了。但是，畢竟發生了中國的金融資產總量高于美國和日本這樣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范圍內的這個新時期的矛盾，已經轉變為不同的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而金融資本過剩造成惡性競爭背后是國家政治強權的競爭。
當世界放棄金本位之后，能夠支撐貨幣信用的，只是政治強權和軍事強權。從目前情況看，美元仍然是世界第一硬通貨，這一點中國人很清楚。但是長期以來中國雙順差過分地形成美元儲備，這是一個巨大的壓力。而美國又因為不開放中國人進入高技術市場，而使得我們的巨額外匯儲備只能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率一般都低于3%、是相對來講收益率很低的一種資產。
如果對比一下中美兩國金融競爭的態勢，就可以發現美國是把大量海外資金吸到美國，然后再轉化成對海外的投資。這是美國產生金融資本收益的一個重要來源。比如說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平均收益率是19-21%。而中國在美國國債市場的平均收益率，長年平均大約在3%以下。雙方之間的這個收益率之間的差別，導致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長期維持這種嚴重不平衡的矛盾狀態。
所以中國開始用一帶一路的方式，把我們過剩的外匯儲備，配合過剩的這個產業資本拿出去投資，中國也開始建立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的能源和原材料期貨市場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21世紀新的金融全球過剩條件下提高收益率的一種策略選擇。那當然會導致在這個領域中占據引導地位的，比如說美國，英國，德國，日本這些西方主要國家，感覺到利益結構受到了中國撼動。所以現在全球化的主要矛盾不是別的，而是中國確實動了西方金融資本集團控制的奶酪。
據此看，這種矛盾是對抗性。當這個世界告別了產業資本那個20世紀進入新的金融資本的21世紀之后，這種中國于西方金融資本集團之間的對抗性的矛盾很難被西方金融資本自身掌控的制度改進來緩解。
在西方金融制度體系內，有個2013年建立的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貨幣協定，包括了西方的主要金融資本國家——美國，日本，英國，歐盟，瑞士，加拿大，形成六個西方金融資本經濟體的貨幣互換協定。首先保證的是這些金融資本核心國的利益，那就是六家之中任何一個經濟體臨時出現的資本短缺，會被其他五個金融經濟體各自所持有的金融資本總量來瞬間補齊，并且用的不是資本短缺國家的利率，而是用這些資本不短缺國家的利率。這就達成了一個新的金融資本制度改進，基本上維護了這些經濟體不再發生金融危機；但不適用于任何其他非簽署國，以及俄國、中國等意識形態上或制度上被邊緣化的國家。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核心區已經有條件實現金融穩定。如果按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理論，就是在金融資本階段又有了核心、半邊緣、邊緣。
這個制度對外是排斥性的，仍然體現的是西方自古以來的一元論的、排斥性的哲學思想。西方借此華爾街危機形成的這個金融資本新的核心區，對于所有的非核心區的國家來說都是根本性的威脅。那么，也就是在這種遭遇根本性威脅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推出新政——直接使用自己的外匯儲備作為資本在海外做投資，并且利用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來跟周邊國家，甚至跟其他外圍國家形成雙邊貨幣互換協定，這本身是一種對核心國制度改進的策略反應。中國這個反應還是很溫和的，不是根本性的。但即使這樣，（核心國）也不能接受。
就從這個角度來看，2018年年初出現的這種中美矛盾，本質上不是簡單的貿易摩擦，也不是簡單的貿易戰。網上大量的關于貿易戰的討論其實是對現象性問題的議論。我們當然不是批評，只是也希望媒體的朋友注意到，中國國內還有更為冷靜的分析，既要認識到21世紀金融資本的內生性矛盾，很難被金融資本自身的制度改進所化解，可能只會加劇矛盾，加劇更大的排斥性；也要看到美國主導金融資本全球化、搞新的核心區的這種做法，既不利于全球共生，也不利于一般的半核心或半邊緣國家，更不利于“被邊緣化”國家。而中國現在最大的一個難題，其實是如何防止被西方金融資本排斥為完全邊緣化國家。
大豆問題是對外貿易掩蓋的國家安全問題
蘇聯解體之前的1986年蘇聯發生了什么？農業危機！并且，首先發生的是糧食危機。當然，客觀上當時蘇聯糧食進口是遭遇到很大困難的，因糧食危機而演化成整個農產品供給的嚴重短缺，引起了大量的社會不滿，轉化成對共產黨集中領導的政治制度的否定性批判。不錯，蘇聯最終解體當然還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但是它的起因是1986年糧食危機。
官方的說法是我們已經連續十幾年糧食產量在一萬億斤以上。但是請注意，我們現在的糧食危機是一種另類的糧食危機，我稱之為叫“三高”困局——高產量，高庫存，高進口。當我們說到年初這次美國發起挑戰的時候，中國和前蘇聯遭遇解體的那場大的災難，最大的差別恰恰是因為我們沒有糧食危機，已經維持十幾年的糧食增產，但同時卻有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這就是農業供給側改革要調整的內容。我們不能讓財政三頭補貼，既補貼糧食生產，再補貼糧食收購，同時還去補貼糧食庫存。那么中國糧食“三高+三貼”，原因是什么？
全世界范圍內只要是商品化程度高的糧食生產，大都遭遇過剩問題。比如大豆至少99%以上是商品化的，在國際市場上也是過剩的。因為，所有商品化程度高的農產品一定是大資本介入的，也幾乎都是全面過剩的。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我們的糧食產量連續五年超過了1.2萬億斤，說明我們的產能登上了新臺階，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13432元。這個也是超過了萬元大關，農業現代化也有了長足進步，比如說農業主要的農作物耕種收的機械化水平超過了66%。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了57.5%，另外農村社會發展、農村的公共設施所謂的水電路氣防汛都有了全面的進步，所以這些變化標志著我們農業農村發展站上了新的起點，進入了新的時代。”（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轉型中的農民與農村》分論壇，2018年4月9日。）
但是中國的大豆之所以本來不過剩，原因是我們原來主產區的土種大豆的出油率低。這種非轉基因的國產大豆被擠出市場的矛盾在哪？是因為先鼓勵各地引進外資，控制了中國消費地區的榨油廠，然后就不再用出油率低的國產大豆，一定要用海外進口的出油率高的轉基因大豆。于是，幾乎所有消費地區的榨油企業全部是外資控制，很快導致國內的土種大豆全線崩潰。
那接著出的第二個大問題更值得討論。為什么中國不能禁國外的轉基因大豆？因為外資在中國控制的榨油企業要進轉基因大豆，出油率高到21%，而土種大豆普遍在17%以下，高3到5個點的出油率，這高出的出油率就意味著按照市場經濟追求利潤。但是，別忘了為什么我們吃豆腐都要吃土種大豆制作的豆腐呢？因為它的蛋白含量高。轉基因就是這樣，大自然條件下就生產這么個豆粒，如果這個粒含油率高了，含蛋白就低了。那蛋白低了又出其他麻煩，中國養殖業的飼料用豆粕是用榨油企業的下腳料來做，那既然出油多了，豆粕的蛋白含量就低了。同樣是一噸豆粕，做飼料產生的效率下降了。于是乎開始使用多種飼料和食品的添加成分，也包括三聚氰胺添加在牛奶里邊來提升它的蛋白含量……
這些在產業內部是連鎖反應的，別以為有一個單元出了好效果，其他的單元就都好。不對，它帶來的代價是被轉移出去了。
現在一般情況下要改也不好改，但這次貿易戰就是機會。
比如，中國可以借著貿易戰，大幅度提升進口轉基因大豆的關稅率，讓這些外資控制的榨油企業無利可圖。也許中美貿易戰對大豆，特別是對改變現在的大豆結構性矛盾是個機會。比如說，寧可不要那么高的出油率，反正不要美國的了，那可以用阿根廷、巴西的，而且明確只要非轉基因大豆。既然是中美貿易戰，那這些外資投到中國大豆行業的，對不起，要怪就去怪特朗普。
所以，中美貿易戰涉及的大豆問題背后是一個系列。每一個節點都要考慮，就像下下圍棋一樣，考慮到布局的眼在哪？下一步怎么走？所有這些事情中國人本來應該是會的，只要不把現在的這些所謂手段說成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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