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調查手記
在鄉鎮做過調研的人大多有一個感受，鄉鎮的檢查評比特別多，大凡上面部署一項工作，后面就必跟著一項檢查，更不要說諸多的日常事務也少不得例行的考核評比。檢查多，說明上級對基層工作重視，但也給一些鄉鎮領導以啟發，即工作做得好很重要，但應對好各類檢查評比就更加重要。因為工作是否好，不能憑自己說，得由上級來評判，評判的標準就是這些檢查評比。這樣，問題就轉換成了工作如何，得由檢查評比的結果如何來確定。這似乎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不檢查，上級如何評判斷基層工作？所以，上級的檢查不僅要搞，還越搞越多，越搞越細，越搞越精明。
檢查評比多還因為政出多門。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級所有職能部門的工作最后都集中到鄉鎮，由鄉鎮來貫徹，所以，最后也都要檢查到鄉鎮。在平行分工，各司其責的部門化體制下，各個部門都會強調自己那一份工作的意義，更有那些涉及檢查評比一票否決的規定，例如計劃生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就更是不得輕慢。于是，鄉鎮也總是隔三差五地迎接檢查，往往一個檢查剛結束，下一個又來了。結果，一年到頭，光是應對這些檢查就要花去不少時間。我曾經在一個鄉鎮做過一年半以上的調研，我注意到，這里一年光計劃生育檢查就有五到六次，其中區里兩次，上、下半年各一次，市里也如是，再加上省里再安排一到兩次。這樣，可以說大的檢查每季有，小的檢查月月有，難怪有研究者會將鄉鎮的迎檢稱作是基層“應酬政治”的重要內容。
這“應酬”二字甚為準確，因為要迎檢就得花時間，費精力，出人力，耗物力，損心力。下級對上級的“應酬”是不敢怠慢的，因為這涉及到評先和排名，涉及到領導的帽子與位子。現在的政府管理都已經進入到數字化時代，上級的檢查要抓數據，于是，迎檢也要與時俱進，將應酬提升到數字化水平。數字化管理本身有一個特點，即層層加碼、越做越細、愈益繁復，例如，上級部門確定一個檢查指標，設計一張考核表格，任務到了下一個層級，為政者為了顯示重視，細化和落實上級部署，往往就會多出一組數據和表格，這樣，到了鄉鎮，就可能已經是好幾十個數據指標和多張表格。而電腦普及所帶來的數字化管理的方便，無疑又可能會加劇這種數字化泛濫的趨勢，每一次檢查，鄉鎮干部都要為對付和琢磨各類的賬、表、卡、冊，填報數不清的數據而費盡心力。
那么，這話是不是在暗示上級有意為難基層？似乎不能這么說。上級對下級實施制度化管理，不依靠表格和數據又靠什么？難道還真的要領導們像古代官員那樣來一個微服私訪？鄉鎮干部倒是這樣在發牢騷，可話說得容易，真要做起來并不現實，不要說隨著現代媒體的發達，領導長什么樣下邊的人都清楚，已無微服可言，僅從管理的內容來看，現代管理較之于古代，也不知繁復了多少，將其制度化根本就不可行（即使在古代，微服私訪也并不普遍，不然何以為民間所津津樂道？）。所以，數字化的管理和檢查還得繼續，鄉鎮也只能不知疲倦地備檢，想盡一切辦法去打理這些表格和數據。
鄉鎮管理的草根性很強，所謂草根性，也就是非制度、非文本特性，許多工作，做就做了，卻未必有時間、有精力去文本化和數據化。這種狀況勢必在實際的工作方式與制度性規定之間造成一定的距離。本來，領導也多半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驗，下面的工作是怎樣做的，他們自己親歷過，心里面應該有數。可是，到了檢查的時候，這種知情不頂用了，一切還得按規定動作玩。這可真難為了下面的人，因為哪兒來那么多的規則和數據，哪里又有那么多的記載呢？但這個時候不做還不行了，既然胳膊擰不過大腿，就只能去適應。于是，上級有什么標準，定什么數據，下面就只能給你準備什么材料，填報什么數據。以計劃生育檢查為例，計生辦的干部說：目前計劃生育工作所要求的優質服務指標如此復雜和精確，在農村幾乎沒有可操作性，不要說許多農民不在家，統計從何而來？就是在家，人家也未必配合你。但上級既然要，下級就只能去找，下發的各類賬、表、卡、冊，要求填報的項目多，要求完成的時間短，于是，為了完成這些報表，下面除了對人口、孕婦數量、出生率等這類最為緊要的數據不敢憑空想象之外，其他數據是如何產生的，便只能由你自己去揣度了。再以我自己親歷過的一次稅費改革檢查為例，按照考核評比的要求，農戶手中必須備齊的資料就包括：土地經營權證、年納稅通知書、年農民負擔監督卡、省委、省政府致全省農民的減負公開信、交稅退稅票據等；村里必備的材料則包括：任務測算表、村到組、組到戶農業稅任務清冊、征收清冊、村級債務清冊、轉移支付到村憑據、農業稅附加返還憑據、農業稅減免到戶清冊、結算清退清冊、軍烈屬優撫款及五保戶統籌款到戶清冊、村組干部工資清冊，報刊征訂收據、化債憑據、接待處理政策咨詢及農戶來訪情況登記、村稅費改革方案及工作總結、推進稅費改革的會議記錄、政府下發的相關文件，近兩個年度各種數據的公示牌、標語等，大大小小總共好幾十件。憑心而論，上述資料以前可能也發過或做過一些，但鄉村不像上級機關，以前下發過的資料不等于現在還有，更無法確保已經發到農民手里的資料現在還完整地保存在農民手里，所以，保險的辦法就是重新準備，重新發放。于是，檢查任務一宣布，全體干部就都投入到了各種考評資料的準備之中。因此，所謂迎檢，往往就是一個重新準備與制作資料的過程。這也真苦了我們的干部，但不這樣做就通不過檢查，通不過檢查就要進“籠子”管理，一旦進了“籠子”，不要說大大小小的檢查考評跑不了你，所有的評先、評優、提職、提薪、晉級等也都沒有份，直到出“籠子”為止。所以，再苦再累，工作量再大，也要按質、按量、按時地完成。事實往往就是這樣的，有稍多調查經歷者都知道，一些鄉、村的檔案，與其說是對日常工作的整理和記錄，不如說都是這樣在迎檢之前的突擊中制作出來的。對之，與其去苛求，不如一笑置之，將其正解為一種有特色的運動化管理模式。而用時髦的學術話語來表達，這大概可以歸入某種“新傳統”一類的范疇，只不過，若是想用這些材料來做研究，就得多長個心眼。
如果這種迎檢的游戲僅僅是政府內部的運作，也就罷了，花再多的人力和物力也只是體制內的資源損耗。但鄉鎮工作是面向農村的，各種檔案材料和數據的指向物皆為村莊和農民，于是，鄉鎮要備檢，就不得不將村干部和農民也拉出來陪練。以準備村級檔案為例，村干部也得上陣參與這種“數學作業”。但村干部和鄉干部不同，后者是公務員，飯碗捏在領導手里，一聲令下，一般干部就是有什么看法，發發牢騷，過過嘴癮也就罷了，該干什么還得照樣干。現在可正鬧機構改革，要是不怕下崗走人，就一邊兒歇著去。可村干部不吃皇糧，光憑鄉鎮的命令就要村里配合，可能會有些問題。所以，為了確保村里合作，鄉鎮就要出血，往往是鄉鎮一把手向各主職村干部許諾，檢查評了先，政府獎勵村里多少錢，村里拿去怎么分，政府不管。這樣一來，村干部的積極性上來了，跟著鄉鎮做起了數學作業。
不過，這一招不可能用來對農民，農民不處于鄉村權力與利益的網絡中，更沒有什么東西攥在政府手里，用干部自己的話來說，現在的農民是“有吃有穿不求你，種啥做啥不干你，有了問題卻找你。”所以，要他們陪干部玩“迎檢的游戲”并不那么容易。但現在上面的檢查越搞越細，不僅要檢查文字性的東西，還要進村入戶詢問情況。這本是為了杜絕形式主義和基層作假，可這樣一來，鄉鎮就不僅得做好迎檢之前的案頭準備，還得想辦法將這些“作業”的內容和答案讓受訪農戶知曉與熟悉。例如，每年的計劃生育例行檢查，檢查組總是會向對象戶詢問諸如計生干部是否上門，來過幾次，什么時間來的，都交待了什么事情等問題，如果對象戶一問三不知，檢查者就可能由此反推鄉村工作的真實性。那么，如何才能讓對象戶掌握這些必問的信息呢？我們知道，村落日常生活本來以散漫與無規則為特點，偶發性的事件–過程、不經意的詢問與對話，如果不經過特殊的強化灌輸，你能肯定對象戶一定記得住？假如計生干部做了工作，對象戶在接受問詢時卻答不上來，就有可能形成對已做工作的否定。再假如有的對象戶與干部有矛盾，故意亂說，也可能會出問題。為了防止類似情況的發生，在既沒有辦法向農民做強制性灌輸——這樣做會引起對象戶的反感，起反作用，又沒有辦法確保農民一定會主動配合工作的情況下，計生干部想出了一套不“擾民”、不求民，卻能在不知不覺中讓農民“上套”的辦法。即通過特別安排的自檢自查，將上級檢查時可能涉及的內容預先操演，以讓對象戶將干部們平日里做過的工作反復地“印象化”和“程式化”。
基層干部有著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在上級的檢查到來之前，計生辦的干部便三天兩頭進村入戶，以檢查者的身份反復向農戶詢問上級檢查時可能會涉及的問題，如有不知者，再來一個現場的解釋和提示。整個過程搞得跟真檢查一樣，并不告訴農民這只是一場預習和“背書”，這樣，對象戶便在不知不覺的仿真環境中習得了應對檢查所需要的知識。于是，未經被檢查者察知，也不需要給任何勞務報酬，卻達到了向他們灌輸檢查信息的效果。
鄉鎮干部用這一套辦法來操練農戶，村計生專干有時也會以同樣的辦法先將對象戶操練幾遍。所以，往往是鄉鎮還沒有動作，計生專干就以自檢自查的形式先將這套游戲玩起來了，結果，等鄉鎮干部下戶，發現對象戶竟然能夠對答如流。“這真是奇了？！”計生辦的人頗感驚詫，但驚詫之余，他們也很快就反應過來，既然你能這樣來應對上面，下面又為何不會以此來應對于你？于是，彼此相視一笑，也算是找到了幾分戰友的同情。
一切都萬事俱備，就盼著上級來檢查。當然，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是必須要做的，那就是想辦法打聽到有關檢查的信息，如檢查的時間、線路，甚至于檢查組的車牌號等。這樣，不待檢查者上路，一切就早已經在迎檢者的掌控之中了。
基層的匠心獨運不能說上級就不能領會，他們不同樣要經受更上一級的檢查，做同樣精心的準備？所以，有朋友就說過，在應對自上而下的檢查中，地方上存在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如果是省里來檢查，那么，市、縣、鄉、村都會動員起來，共同應付；如果是市里來檢查，縣、鄉、村則都動員起來，共同應付。比如省里檢查時，市里有關部門就會提前探明情況，向下面的縣提供某些檢查信息與應對方法的“公共服務”，當市里來檢查時，縣里也如法炮制。結果，檢查者永遠處于被孤立狀態，而被檢查者則利益一致，共同對“上”，布下天羅地網，將檢查活動消解于無形（參見趙樹凱：《鄉鎮政府的應酬政治——10省（區）20鄉鎮調查》，三農中國網2005年8月15日）。有備如此,還有什么困難不能拿下?
必要時還有絕殺的一招，那就是給每一個到訪的檢查人員適時地“上菜”。
可以預料的結果自然是皆大歡喜，上級得到了他們想要得到的數據，鄉鎮在檢查中創造了優異的成績，由此，鄉村工作上了一個臺階，進入到一個更新的層次。
現在，新農村建設正在紅紅火火地展開，不知道是否又多出若干需要考核的指標，多出多少個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檢查評比。
不過，基層政府打心眼兒里卻并不愿意這樣做，甚至于還很煩，但他們能不繼續這種游戲嗎？
而令我個人所惶惑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我不知道本文的寫作究竟是在提供一面反思的鏡子，抑或是某種迎檢的“教材”。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讀書》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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