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的時候，朋友拉我們去郊游，同行的有一個法國女孩。我問女孩在瑞典做什么，她回答說在做農業。這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她說是學生，或者是教師、公司白領等職業，可能很容易理解，但是做農業，理解起來就有些困難，因而便有了太多的問題。比如土地從哪里來，有多大面積，種植什么，是自己種著玩，還是要靠農業維持生活，如果是維持生活，那么農產品賣到哪里去等等，都是一些憑想象沒有辦法想清楚的問題。
大體上的印象是，現在一些大學生在畢業以后不急于找到工作，他們因為喜歡農業，便嘗試著租下一塊土地，種植一些他們覺得有意思的作物。這些作物也許是滿足自己食用，也許可以在一些農產品市場出售，但是收入是很有限的。農業成為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做得好，也許能夠維持他們的生活，如果做得不好，也許幾年后他們會去做別的。
這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是不同的，他們自己沒有土地，做農業是興趣和生活方式。他們也不同于現代的農民，沒有大的投資和大型農場，大部分還是人工勞動，而不是有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在西方的許多國家，這種跨界的職業選擇雖然還不能說越來越普遍，但的確比過去多了。
現在，中國也開始出現這種“跨界農民”了，一些城市人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成為新型農民。首先，這些新型農民愛農業和農村，他們之所以選擇從事農業，也是因為他們喜歡農業，很多人帶有情懷和感情來做農業，他們會全身心地投入到農業中，這使他們在農業中會有所創新。其次，他們的知識結構、社會資本都使他們可以從事不同于傳統農業的生產，他們將許多新的農業理念帶入了農村和農業，對農村和農業發展起著示范帶動作用。再次，他們進入農村以后，也改變了農村居民的人口結構，使農村的人口結構更多樣化，農村生活更豐富多彩。
這些新型農民與傳統農民不同。他們往往是“漂”在農村，很難完全融入農村社會。農民有兩層含義：第一，農民是一種職業；第二，農民也是一種身份，他們有土地，長期生活在村莊，是村莊的成員。而“跨界農民”恰恰是沒有農民身份的人。
因為沒有農民身份，他們很難獲得穩定的土地經營權。農村土地屬于農村集體所有，由農民家庭承包經營，為了提高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大部分地區的土地都已經明確了農戶的承包權，并通過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促進土地的流轉。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更歡迎農業公司進入，為農業公司的土地流轉提供各種便利，對這些“跨界農民”所需要的小規模土地流轉，往往支持力度不足。所以，這些跨界農民通過土地流轉獲得經營權困難更多，也更不穩定。
因為沒有農民身份，他們無法獲得各項國家惠農政策的支持。農業經常被稱為弱勢產業，大多數國家都為農業提供了各項保護和支持政策。中國的惠農政策有數十項之多，其中很多政策都與土地所有權或承包權聯系在一起，也有一些政策與農村集體成員身份密切相關。這些既沒有農民身份也不是農業公司經營者的“跨界農民”能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這加大了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的困難。
現有農村宅基地政策也給“跨界農民”帶來了不穩定性。長期以來，農民都是免費從集體獲得宅基地，非農村集體成員沒有權利獲得宅基地，他們很難到農村居住。隨著大量農村人口外流，無人居住的農村住房越來越多，決策層意識到，盤活農村宅基地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和振興鄉村經濟，因此要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
但是怎樣才是“適度放活”？如何才能“適度放活”？《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嚴格禁止城市居民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和私人會館，各地都嚴格執行這條禁令。政府鼓勵外來投資者利用農村經營用地從事非農業生產，但是城市居民能否利用農民的宅基地建設自住房屋，卻沒有明確規定。這就使城市居民很難獲得穩定的居住權，而如果不能在農村穩定居住，他們就很難融入農村。
過去30多年來，大量農村人口一直“漂”在城市，他們在城市沒有能力或沒有資格購置住房，因此一直不能成為城市的市民。現在，各項對農民進城的限制政策正在逐漸取消，但是對城市居民進入農村的限制政策仍然存在。這些從事農業生產的“跨界農民”能夠給鄉村帶來一些新的東西，但他們能否成為鄉村有機組成部分，仍然是未知數。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青年報 201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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