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農民生長于土地、勞作于土地，但未必愿意一生困于土地。改革前，許多農村青年掙扎著走出農村，渴望擺脫命運的枷鎖，卻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屢屢受阻，直到改革給了農民轉變身份的自由和流動上升的空間。對作者而言，身邊人掙脫農民身份的曲折經歷，不僅給少年心靈帶來了巨大刺激，更觸發了日后對農民問題的孜孜探索。盡管時移世易，這些故事依然生動揭示了思想啟蒙與自主意識在改革中的重要意義。
常有友人問本人：緣何要研究農民問題？通常回答：既為學者，職責而已。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簡單。
自30年前從事政策研究，當代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問題，便時時撞擊心頭。若繼續探究，則可追溯到少年時農村生活的刺激或激發。其中，我哥掙脫農民命運的曲折經歷可稱突出事件。
01
我哥樹彬長我6歲，1971年高中畢業，那時我12歲，在上小學。
我哥喜歡讀書，略有文才，更是鄉村公共活動積極分子。回村后，他成為生產大隊的技術隊長(一個由青年組成的生產隊)，還擔任村團支部書記和民兵連長。我經常看到基層領導給他部署工作和商量事情，多次聽到一位駐村的縣委副書記公開夸獎他。后來，他又做了大隊會計。那時，我倆睡同一鋪炕，他倒騰來的書都放在炕頭。“文革”中我常常無學可上，就胡亂啃這些書，有小說，有魯迅雜文，也有馬恩選集和毛選。當時，在我看來，我哥在村里已經相當風光，但是，父母似乎總為他擔憂，經常議論他的將來怎么辦。當他二十一二歲時，父母已經相當焦慮。他的前途成為父母在家里的核心話題。
我從父母議論中略有所知，我哥回鄉后其實陷入了困境。當時，農村青年跳出農村主要有三個渠道，而我哥是眼睜睜地都走不通了。第一，他沒有資格入黨，入不了黨則沒有資格當干部；第二，他沒有資格當兵，當時當兵并進而提干也是農村青年走出農村的重要途徑；第三，他沒有資格上大學，那時候上大學不需要考試，但有嚴格的政治審查。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因為我哥自己的原因，而是根源于我們的父親，也包括幾家“階級成分”有問題的親戚。父親是商店學徒出身，后來成為小商人，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軍隊從膠東腹地撤退去了青島，他因為對于共產黨不了解不放心，也尾隨著去了青島。不久，國民黨軍從青島去了臺灣，父親回到家鄉經商。新中國成立后，他參加工作，屬于公私合營和私商改造的潮流裹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父親在政治上可以說相當不清白。不僅如此，母親方面的親戚，主要是我的舅舅和姨夫，也屬于所謂“有問題”的人，有的出身地主，有的曾加入國民黨。在嚴格講究出身清白的那個年代，這些家庭因素，決定了我哥不能通過需要嚴格政治審查的當兵、入黨和上大學，這成為父母憂心所在。
其實，按當時一般情況來說，哥哥的情況并不算糟糕。他上完了高中，而且回到村里以后受到了“重用”，屬于村莊里的管理者階層。這在農村已經是混得頗有出息了。再看一些村子里的情況，如果父母在政治上問題再嚴重些，比如屬于“地主”、“富農”，或者“右派”、“歷史反革命”之類，則孩子的境遇更成問題。在我的兒時伙伴中，此等家庭者，則連上初中讀書的資格都沒有，小學念完就直接當農民種地，而且通常做生產隊里最臟最累的農活。
那年月，在我等十來歲孩子眼中，已經明確地感受到，農村人和城里人分屬兩個等級；而農村人內部也是有等級的。農民不僅很難成為城里人，而且在農村之間的流動也是被嚴格禁止的。村里有一個青年，是地主子弟，不堪忍受歧視而私自跑到東北去，在深山老林里的幾個農戶家幫工謀生，幾個月以后還是被政府押送回來；還有一個青年，似乎天生厭惡農業勞動，一個人去外地做點倒買倒賣的小營生，也被民兵押回來了。他被押回村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學生還到大隊部去看光景。他垂頭喪氣地站在那里，干部正在訓斥，說“盲流”、“二流子”、“走資本主義道路”之類。聽人們不無驚訝的議論，說是從很遠的河南“開封”抓回來的。在今天看來，這兩個人都屬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城務工經商”的先行者了。就在他們被遣返五六年后，中國的農村改革開始了，正是這樣的農村人率先走出去，開了民工潮的先河。那個當初自己跑到東北去的地主子弟，就率先從農村進城，做起販賣卷煙廠不合格煙絲的生意。他是我村第一個跑到大學里來找我的年青人。改革給了農民身份自由，而自由創造了發展。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活生生的現實。
02
當時，父母清醒地判斷出，我哥想躍龍門，依靠在村里的表現，看來是沒有希望了。我年紀雖小，對家里的事情不上心，但是，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哥哥的出路問題成為父母心病。有些時候，這件事情甚至已經影響到了家里的氣氛。
突然有一天，父親宣布，他將提前退休。原因很簡單，如果提前退休，根據當時就業政策，可以讓哥哥“頂替接班”。在父母看來，這是讓哥哥不當農民的唯一機會。這一年，父親52歲。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根據父親的了解，所謂孩子“頂替接班”，政治上的審查也沒有那么嚴格，應該沒有什么問題。他在辦理退休手續的同時，也提交了關于讓我哥頂替接班的申請材料，單位還專門來人考察我哥。
父親退休回家后，全家天天等待、期盼關于我哥出去工作的通知。退休回家兩個月了，與他同時退休的同事中，頂替接班的孩子紛紛接到工作通知，高高興興上班了，我哥的事情依然毫無音信。從7月份退休，到了10月，一直沒有消息。父親意識到事情不妙，于是到縣城，去人事部門探問。接待的工作人員態度不錯，找出了檔案，發現在檔案袋的封面蓋有一個“否”字，他又看了一下里面的材料，對我父親說：“家庭和親屬關系的政審不合格。”父親非常震驚和失望，但是，他想繼續努力。他想起一個人，是一位姓史的縣委副書記，兩三年前帶領縣委工作隊在我們村里駐點，解決我們村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矛盾和秩序混亂問題。那時，工作隊都住在農戶家里，而這位史書記就住在我家的南房，前后有一年時間。我們全家都與他和幾位工作隊員很熟悉。于是，父親去了縣委大院，但是，這位史書記不在。失望之余，父親決定先回家。就在他騎自行車回村的路上，與這位史書記迎面相遇，史書記正騎著自行車回縣委。在路邊，父親向史書記說了我哥的事情。史書記說：“你先回吧，不要焦急，我會過問一下這件事。”幾天后，我哥接到了報到上班的通知，他被分配到一所鄉村中學擔任生活管理員，負責管理學校的倉庫、在食堂賣飯票等事情。我哥端上了國家飯碗，擺脫了農民的宿命，父母長舒一口氣。
我哥上班以后，大事落定，父母決定答謝一下幫了大忙的史書記。深秋的一天，父親讓母親炒了些花生米，大約有兩斤，裝到塑料袋里，然后，吩咐我哥和我，去縣委看望史書記。我倆到了縣委以后，縣委辦的人說在開常委會，讓我們在辦公室外等，大約過了半小時，史書記回來了，與我們聊了有半小時，問了些村里的情況，也問了些我哥工作的情況。我們順利完成使命。
03
辦理我哥工作的過程，父親印象至深。現在，父親年屆九十，依然能夠清晰地描述其中細節。前幾天，我與他在電話中說到這件事，他還感慨：“那個年代請人辦事，不像現在，不需要送禮，就是依靠人情，要是現在，那是要送大錢的。”接著說：“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史書記，因為他不久就調到威海了。”20世紀90年代初，我哥在縣里做教育局副局長的時候，到威海開會，曾經順便去看過史書記，但他不在單位。父親還說：“他可能不記得這件事了，但是有機會的話，你們應該去看望一下。”
哥哥的曲折經歷發生在我的身邊，自然對我有所影響。雖然當時年小，但這件事在我們家實在是大事件，給我很大的震動，甚至是刺激。有時候，我會情不自禁也聯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將來，發現自己除了在村里當農民之外別無選擇，而且我的路更窄，父親的職業已經被哥哥接了，我已經無“班”可接。隨著年齡增長，“農民”似乎成為我的夢魘。夜深人靜時，想到未來時常惶惑，甚至有幾分恐懼。為什么給農村人那么多的限制？為什么生在農村的人將來只能是農民？因為讀小說比較多，我企圖成為作家，也幻想在報紙電臺發文章多了可能被提拔為干部，經常沉醉于舞文弄墨之中。
恢復高考后，我考上大學，欣喜之情可以想象，終于可以不在村里當農民了。但是，對于當農民的日子卻似乎有所留戀。當時我在生產隊里趕馬車。一直到開學的前兩天，我依然每天出工。此前，我曾經在生產隊擔任“飼養員”，專門喂養十幾匹牛馬。由于勞動環境的關系，我習慣了在牛馬旁邊坐下來讀書。讀書累了的時候，我能從牛馬的眼神中感受、捕捉到沉郁和淡定，得到安慰甚至啟迪，如同在一群令人尊敬、深沉從容的農民身邊。正是三秋大忙，有時半夜才收工，人很辛苦，其實牛馬更辛苦，只是它們無從表達。它們在農忙時節表現出的忍耐、超脫和堅毅，給人以力量。
離開家鄉前，我去看望一位病情危重的老農民。他是我家鄰居，是父母的好朋友，做過多年生產隊長，喜歡吹軍號。通常，別的地方農民上工是敲鐘，在我的生產隊則是吹號，特別是吹沖鋒號，在我們聽來，他吹得比電影里的軍號聲更動聽。他樂觀而且幽默，能用最輕松詼諧的方式，表達最沉重的生活苦難。在醫院里，他已經臥床不起，看到我來了，微笑著祝賀我考上大學，不必再當農民了。接下來，他很沉重地說：“莊戶孫不是人，農民不是人當的。”在當地，“莊戶孫”是農民的自我鄙稱，從來沒有人解釋這個詞的準確意義。我的理解是，莊戶人家在世人中矮三輩，或者說是這個社會的“孫子”，地位最低下的意思。這幾句話給我很大震撼，至今我仍然能夠記得他說話時激奮悲壯的表情。那么恬淡的一個人，竟有如此沉重的心聲。
時至今日，我雖然不能準確地說出研究農民問題的動力何在，但是顯然，早年間這些經歷和生活刺激，促使我開始胡亂琢磨農民的命運問題，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研究興趣。
人們其實是從具體而微的生活中感受社會制度，體察政治得失，所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那個年代的生活確實非常吊詭。明明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壓抑了農民的才智，扭曲了農民的命運，但是，意識形態的宣傳，還在標榜農民地位如何崇高，農民職業如何偉大。明明是言論自由、身份自由等基本公民權都殘缺，卻非要宣傳是在“當家做主”。這其實是欺騙和愚弄，且不說那些心智成熟的大人，即便懵懂幼稚的孩子，也有自己的感知判斷。雖然人們能夠體察現實與宣傳的扭曲，但認識往往是不確定的，容易迷茫甚至迷信。時移世易，社會政治環境已經很不同，但種種背離生活的說教和空洞渺遠的承諾，仍然相當頑強。所以，需要新的啟蒙。在英文中，啟蒙就是“點亮”(Enlightenment)。人們需要在思想上點亮自己，不要被那些聽起來響亮動人的宣傳鼓噪所迷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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