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云南省勐臘縣勐伴鎮河邊村召開了新年第一次村民大會。已在這個邊疆瑤村駐扎扶貧4年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團隊向村民公布了一項收入：1月份，全村來自客房的收入達到了15萬元。另外，李小云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在農歷新年之前，將主要的扶貧項目“瑤族媽媽的客房”正式移交村民運營。這意味著村民將在其團隊的支持下開始進入自我管理階段。
上世紀90年代，李小云寫過一本名為《誰是農村發展的主體？》的書，他認為，只有村民進行自我管理，他們才能真正成為自身發展的主體，“無論如何河邊村都是村民自己的河邊村”，他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說。
經過4年的扶貧實驗，河邊村發生了巨大變化，全村來自新業態產業的收入累計接近100萬元，實現了廁所革命，廚房革命，成了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李小云在這里探索出了以自然教育和小型會址經濟為主導產業，以當地特有農產品為輔助產業，以傳統種植業為基礎性產業的多元化的復合型產業格局。
在他的推動下，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和當地政府針對當地婦女開展了客房服務、餐飲服務等相關培訓，中國農業大學將河邊實驗列為其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研究基地，中國扶貧基金會支持展開合作社發展試點。敦和基金會、南都基金會、招商局基金會、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和愛德基金會等公益組織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河邊實驗。
河邊實驗是中國公益組織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公益組織如何在政府開辟和主導的發展場域發揮其獨特作用的一個實驗。
——李小云
逐步退出并非李小云心血來潮的想法。在去年7月3日舉行的以“誰是絕對貧困終結后的窮人”為主題的南都觀察2018夏季論壇上，李小云對傳統扶貧策略做了反思。他提出“以往的扶貧策略對減少絕對貧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隨著2020年絕對貧困人口的消失，扶貧的策略也應該隨之改變”。他認為，扶貧策略應轉向防貧和助貧，即防止貧困發生和協助窮人應對風險。
在河邊村，李小云已著手布局一系列防貧措施。去年，他在河邊村建立了兒童活動中心，探索自然村村辦村管的學前教育。“我們不能一邊扶貧，一邊還在生產貧困。”他認為，應該從窮人的學前教育開始，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他不僅在河邊村付諸實踐，還與徐永光、盧邁共同推動了浙江新湖慈善基金會在云南怒江學前教育的全覆蓋計劃。
李小云在河邊村實施的這場實驗始于2014年底。當時，在勐臘縣幾個少數民族村寨考察時，他看到了一個被他稱為“深度性貧困”的景象：農戶入不敷出，村莊人畜混居，房屋破敗，無硬化路和通訊條件。受制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等原因，當地人極少出遠門打工，甘蔗和砂仁是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但是甘蔗也才發展了幾年時間。
作為一名發展學專家，李小云似乎遇到了新問題。他覺得深度貧困村莊的脫貧可能離不開“如何對接現代”這樣一個核心問題，但是如何既不破壞其文化又能讓其在現代意義的發展中受益，卻是很難的事。
李小云的扶貧情結來自于他豐富的國內外發展研究的經歷。他是我國第一位作物栽培學博士，然而上世紀80年代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改變了他人生的道路，之后他到德國、荷蘭學習。
90年代初，他領導的北京農業大學中德綜合農業發展中心是當時國內第一個以實踐為導向的國際化的研究機構，正是在這里，他將國際發展的理論，如性別與發展、參與式發展等介紹到中國。此后，他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發展學院，即北京農業大學農村發展學院（現在的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并一直作為院長，推動了中國發展研究的教育。
90年代開始，他帶著同事在河北搞農業推廣，在北京郊區搞扶貧，在寧夏鹽池搞農村發展。他也是中國民間組織發展早期積極的推動者，參與了國際NGO在中國的發展實踐和公益組織孵化，曾長期擔任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北京恩玖等機構的理事。
2005年，他與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共同完成亞行、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實施的扶貧領域政府購買服務的試點研究。
盡管如此，李小云還是說他不了解農村，“至多是腳尖沾了一點土”。他說，“所以才選擇在河邊村里扎下來，一扎就是4年”。他解釋，自己從本科到博士都受到了從實驗室到田間的訓練，也許是這個原因讓他又回到了田間。
在對河邊村的研究中，李小云提出了“貧困陷阱”理論。他認為扶貧的難度不在于個體，而在于群體。
當一個群體已經進入現代化，里面的個體如果被落下來，跌入貧困，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因為整個群體富裕起來了，幫扶個別人是相對容易的。但是一旦群體陷入了貧困，治理就很難。
——李小云
在他看來，河邊村是一個“沒有富人的村莊”，村里勞動力走不出去，也沒有資源進來，基本上維持在一種生存性的低水平均衡狀態，或稱之為處于貧困陷阱之中。他反思，“村里的人沒有能在現代的市場經濟中致富的，我們這些具有現代思想和技能的外來人去要求他們努力，說他們落后懶惰，其實是很不道德的，他們的貧困主要還是個結構問題。”李小云知道這是個宏觀的問題，并看到精準扶貧已經開始動搖這個結構，比如資金和資源向貧困地區前所未有地轉移，于是動了一個念頭——想在微觀上試試“如何讓貧困人口能真正受益”。
他認為，造成河邊村貧困的原因不是懶惰，也不是觀念、思想等的落后，“而是他們的社會文化是一個生存性的文化實踐，這個文化與現代論下致富文化之間的差距還比較大，而達到現代標準的脫貧則又是一個需要現代化實踐的過程，窮人把握不了現代市場的基本準則，或是當地資源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用，被迫陷入貧困。”
李小云在河邊村住了下來，決定在這里開啟一場扶貧社會實驗。實際上，這也算是一個“傳統對接現代”的社會創新。“傳統和現代不是對立的，是相互融合的，連續的。”他說，“我不想消滅傳統，我想看看能不能有機對接現代。”
2015年，河邊村村民人均年收入為4000多元，而支出超過5000元。如果沒有創新性措施，僅按照常規扶貧措施推進，河邊村無法徹底擺脫貧困。李小云認為，必須創新產業發展思路，探索能夠極大提高農民收入的主導性產業，同時又需要考慮產業單一的市場風險。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臘縣注冊成立勐臘小云助貧中心（以下簡稱“小云助貧”），以動員社會資源尤其是公益資源投入進來。
在河邊村駐扎半年后，李小云基于該村特殊的熱帶雨林景觀、具有民族特色的木樓等自然和文化資源，確定在這里打造小型高端會址經濟和自然教育基地的新業態產業。
這個概念是李小云花了半年時間思考提出的。
任何一個民族或群體都會追求生活改善，而做到這一點不一定非得通過現代化的‘暴力’。河邊村村民不是完全與現代化隔離的，但是他們的生存性倫理與現代性倫理有很大的距離。我要找一個把它和現代性連在一起的對接點。
——李小云
他最終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這個連接點。
“當地瑤族干欄式建筑沒有窗戶、沒有陽光，因為山地只有木頭，沒有玻璃和磚頭，只能靠著木料的縫隙透進陽光，村民只能到外面去曬太陽。感受陽光，是他們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對接現代性的線索。我實踐的對接點就是建造一座充滿陽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們沒有的概念：一個瑤族特色的嵌入式客房來賺錢。”李小云說。
“瑤族媽媽的客房”的工程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扶貧資金，輔助與社會力量的捐贈。從2015年至2017年，小云助貧連續三年通過騰訊“99公益日”以及其他渠道籌集將近300萬元，建設客房和相應的基礎設施。原本只是用于解決村民住房出行困難的政府資源在公益創新思想的引領下變成了村民創收的資產。一個只有固定工作人員的微型公益組織撬動了300多萬的公益資源和1000多萬的政府資源。
公益不能只想拿大錢自己干，企業家捐點錢也很不容易，在中國政府主導發展的條件下，公益應該聚焦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政府形成合力。這也是我理解的徐永光倡導的公益創新和三一基金會說的‘科學公益’吧，這樣政府就離不開公益了。
——李小云
工程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到2018年底，河邊村全村大部分村民建起了客居，與此同時政府在河邊村完成了村內基礎設施和通訊網絡的建設。李小云說，“這就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政府有很強的發展在場性，公益組織對接了這個在場性”。
為避免單一依靠會議和自然教育潛在的市場風險，李小云和團隊相繼規劃了其他產業。目前，在河邊村，中藥材種植，雨林蜂蜜，自考酒釀制，養雞，養豬的示范都已展開，能夠抵御風險的復合型產業也將逐步成型。
具體說來，李小云開展的這場扶貧實驗包括五個方面：復合型產業發展、提高農戶經營能力、基礎設施建設改造、人居環境建設、改善社區治理。他在3年的實踐中探索了社會力量在扶貧“最后1公里”發揮作用的現實路徑，以及政府主導、大學和公益組織參與、農民為主體優勢互補的綜合性治理的公益模式。
雖已幫助河邊村實現脫貧，但李小云意識到，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在村民大會上，他問村民們：“如果李老師和他的同事學生都撤走了，你們還能有這樣的收入嗎？”
在河邊村開展這場實驗之前，李小云在非洲推廣玉米密植種植技術多年。“非洲的發展也是個現代化的問題”，他說，在非洲種玉米也是在找脫貧的路徑。
“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理論家，甚至算不上一個學者。”回顧河邊實踐，李小云說，“簡單地說，我做了一個實驗來說明我們有可能突破一個結構、改變一個社會。讓貧困的村莊里有現代的要素，有趨向現代的產業，年輕人才會留下來。扶貧和鄉村振興不是讓年輕人回來像他們父母那樣種地，扶貧更不是消滅貧困人口的文化，而是讓他們的文化與現代的要素對接，這個說起來容易，其實很難。”
李小云坦陳自己是一個現代的發展主義者。他總結4年的實驗，“很多人都問我你的模式能復制嗎？我都會說不能。我只是希望探索一個路徑，至于河邊實驗是否算成功，那可能要到很久以后來才能回答，現在我不能說是成功的，我甚至覺得可能會失敗，但是失敗的教訓可能比成功更重要吧。”(作者 楊百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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