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從推進農村改革來說，幸虧有個他
“年齡過了，這邊行政職務都退了。”7月1日，陳錫文不再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轉崗全國政協。
66歲的陳錫文，曾多次為農民利益在媒體上發聲，是出現在國新辦發布臺上次數最多的農村問題發言人。他是中國“三農問題”專家，也“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的“門生”。
“杜潤生的門生”
陳錫文是從“九號院”中走出來的一位年輕人，“九號院”的精神領袖，就是杜潤生。
“九號院”位于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九號，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辦公所在地。杜潤生曾在此帶領一群年輕人探討中國農村改革的新路徑，制定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引領了中國如火如荼的農村改革。
這批杜潤生的弟子們離開“九號院”后，有人成了學者，有人成了國家領導人，有人成為企業家。陳錫文，則在后來成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這位曾在杜潤生“手下當兵多年”的人，曾對媒體說自己始終記得杜老的話，“要接地氣，不進村入戶，不了解農民的真實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農村政策。”
“搞農業工作的至少要對農民有感情”
陳錫文的名字，離不開“三農問題”、“土地流轉”、“城鎮化擴張”等關鍵字眼。在不少媒體人眼中，這位與農民打交道多年的官員，有很深的“農村情結”。
政知圈的同事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兩會”期間，這位同事曾專訪過陳錫文和杜鷹，在她看來，這兩位杜潤生的門生，都有很深的“農村情結”。她說，只要時間允許，記者拋出的問題，他都會作答，言辭坦誠、樸實，不講空話。
陳錫文的農村情結體現在多個方面，比如他說“搞農業工作的至少要對農民有感情，總的希望是農業能發展持久，同時農民過的比城里人不差。”再比如，他曾堅決反對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那農村呢？”
農業、農村和農民，這位言詞樸實的官員時刻記掛。
“謹慎不是膽小，也不是看不清楚”
搞農業的陳錫文，自然離不開農村改革的話題。
今年“兩會”的會場內外，陳錫文被追問最多的便是“土地改革試點”進展情況如何。面對“目前改革偏保守”的質疑聲音，陳錫文說，“之所以謹慎，不是膽小，也不是看不清楚。中國的土地改革到現今階段，該要做大的判斷”。
陳錫文看似“保守”的風格體現在多個方面。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的流轉、入市開了一道有條件的“口子”。 之后陳錫文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稱，要堅守“四個不能”----土地制度改革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給改垮了，不能把耕地給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給改滑坡了，不能把農民的利益損害了。
“一路狂沖下的‘改革’，容易翻車”
但在當年同為戰友的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看來，農村改革中缺不了看似“保守”的陳錫文。
針對堅守“四個不能”等“后退性”言論，周其仁曾表示，“我是在邏輯上有點不同意見，其中也包括錫文的。但是，從推進改革來說，幸虧有個陳錫文。”
他解釋說，中國的改革怎么可能喊個口號就一路春風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從來先在某些局部出現，與全局的普遍狀況有不小的距離。局部先行的改革還不能與‘大部隊’脫得太遠，更不能對立。錫文現在是負責中央農村政策的大官，他當然要著眼于全局。千萬別以為‘保守言論’一定有害于改革。
“‘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為這樣才能讓改革不翻車，它拉著你、扯著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舉措顧及各種復雜的力量和訴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細。一路狂沖下的‘改革’，容易翻車。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頭上，讓改革背黑鍋，欲速則不達。”周其仁說。
“很多問題，不是眼前的這點兒事”
今年“兩會”上，陳錫文稱，讓農民工進城需要解決四個問題：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和子女同等條件上學。
他認為農村土地改革的關鍵在于集體經濟走向，復雜之處在于涉及財產關系，對于這個“難解的扣”，他直言，如果不能轉讓給集體以外的人，轉讓就沒意義。“如果松開這個扣，集體經濟分崩離析；如果堅守集體性質，不許這樣或那樣，農民財產權利怎么變現？”
有人說，幾乎每一幢新大樓下都埋著故事。這些年來，由于國家征地、拆遷而引發的暴力事件不斷見諸于報端，針對中國當下最尖銳的社會矛盾之一，陳錫文顯得頗為謹慎，“其實每項具體的改革后面都涉及很大的背景，能看出最基本的發展思路。有人說，往前一點點有什么事？但千里之堤潰于蟻穴。一個洞打下去，稀里嘩啦就收不住了。所以很多問題，不是眼前的這點兒事。”
“市長們反對他，擋住一些人的財路了”
為農民發聲也讓他得罪了一些人。
“小產權房不合法，不是對農民集體所有權的歧視，是因為土地規劃不能建房。”接任中農辦主任以來，陳錫文聲討“農民上樓”，反對突破耕地紅線改變農地用途，在中國城鎮化的過程中，陳錫文不斷抨擊市長們想出的各種經營土地的主意，有人對媒體稱“市長們反對他。擋住一些人的財路了”。
在陳錫文看來，農民工并沒有真正成為城里人，教育、就業、社保都沒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條退路，一旦城市經濟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
在陳錫文的背后，是近些年房地產的瘋狂生長，是土地供應的日益緊張。
“不能再對不起農民，老讓農民吃虧”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陳錫文在2010年接受央視采訪時的一段視頻，當時的陳錫文，充滿憂慮。
在談到“農村征地問題”時，他說，第一，你不管是什么方式去征地也好，拆房子也好，拆村莊也好，一定要遵守國家給你多少建設用地，你就是多少建設用地，不能隨便亂超，第二個，如果是拆村并居，把指標拿過來了，那么你得跟農民講清楚，我拿你的指標我在哪賣，上市賣了多少錢，是100萬就得還人家100萬，是1000萬你就得還人家1000萬，你不能說你看我給你蓋的一個好房子，你就行了，其實你連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錢都沒有，大頭還是你賺走了。”
當記者問“那他會覺得說，農民也是愿意的呀。”時，一直在節目中平靜的陳錫文忽然有些激動，“農民愿意？你告訴他我拿你的地賣了多少錢嗎？你只要敢跟他講，農民說你把我的地賣100萬，我只要20萬就行了，這事你就隨便。你不能再對不起農民，老讓農民吃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知圈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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