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新的提法，為什么要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很多人就說中央提了，我們就干吧。但我覺得，必須要弄清楚為什么，才能很好地探索實踐。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國民經濟從改革開放，到“三期疊加”、“新常態”，再到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農業發展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到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再到當前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改革邏輯的多重疊加。
改革主要的目標是什么？是推進農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是一個動態的，是農業的前沿變化。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目標和任務。在西方工業革命時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工業中，不能夠用這么多人去從事農業了，還要農業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無疑對農業現代化提出了要求。由于化學在農業上的應用，石油、化肥、農藥、機械化對農業的裝備，從而推動了農業革命，將自然農業轉變為石化農業。所以，在過去很長的時期，農業現代化就是指石化農業，主要表現在粗放農業向集約農業轉化，低產量向高產農業轉化，依靠生物能源向依靠礦物能源、石油農業轉化，低投入向資金密集型農業轉化。
石化農業帶來短期高速增長的生產力，改變了糧食的供應狀況，為消除饑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發展的趨勢和出現的危機日益拱顯出來，如農田開墾等引起的植被、物種和田地的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破壞了物種的多樣性，造成了環境污染、高消耗和高成本的問題嚴重，尤其是全球農業因大量釋放出的溫室氣體超過原先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的30%，相當于150億噸CO2成為全球氣候變暖的一大元兇。同時，石化農業的技術是進步了，產量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但很多農產品外形是這個外形，營養成份、味道品質全發生了變化。因此，從歷史的發展邏輯看，農業發展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農業現代化需要新的目標和任務了。
從改革的邏輯看，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習近平明確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此，農村改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開始，到農業的增長方式轉變，到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再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由原來迫切需要解決的溫飽問題，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建設，是一個重大戰略的轉變。
從現實的邏輯看，農業的現實問題是什么？不要我總結了，已經形成了共識：農產品成本“地板”上升與價格“天花板”下壓的“雙重擠壓”，農業生產和價格補貼的“黃線”與農業資源環境“紅燈”的“雙重約束”，糧食“高產量、高進口和高庫存”的“三量齊增”，農業生產“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的“三高困境”，農業“供需匹配能力下降、國際競爭力下降、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增收支撐能力下降”的“四大挑戰”等，這些東西可能大家都清楚，文件、熱點、焦點都反復討論這幾個特征。湖南的水稻是一個什么樣的高庫存呢？有關部門說是一年的產量，我說一年的產量不對，我說你報的那個產量可能還太高了，說不定是三年的產量，三年實際的產量和一年報留的產量。高庫存，高進口，“高產量”，這個高產量要打個引號，但是產量還是高，因為單產的產量很高，也可以說是產能高吧。
原來農業是一個什么態勢呢？中國農業長期以來是一個生產主導型，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能夠賣得出。改革開放以前飯都吃不飽，糧食短缺，當時的最大問題就是要怎么解決溫飽問題。人口大國而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嚴重不足的基本國情，一直用生產導向來確保糧食生產的總量。什么菜籃子工程、米袋子工程，下達都是產量；所有的政策導向，也都是產量。過去我們一天吃一斤半米都沒問題，兩斤米都吃得了，那時飯量特別大，四兩一餐還吃不飽，現在一天能夠吃四兩米就了不起了。水果也是一樣，一天吃一兩三個就可以了，也吃不了那么多了。所以，我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湖南是魚米之鄉，可縣城、小鎮都賣的是泰國大米、東北大米，盡管可能是假冒的，而本地的大米都沒有多少市場了。
所以，從歷史的邏輯、改革邏輯、現實的邏輯提出了農業供給側改革這樣一個時代命題。首先是習近平在2015年兩會的湖南代表團提出來的，也是有針對性的。湖南大米庫存量很高，而進口的大米又很多，這是一個問題。同時，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只對主糧進行了限制，對粗糧沒有限制，大豆進口量是國內產量的數倍，這么多的大豆進入中國，使我們從大豆原產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就是品種也有結構性的失衡。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不僅僅是農業發展的問題，更是事關全面小康建設的大局。
（作者于2017年3月在某省舉辦的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點工作會上，作“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專題講座，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錄音進行整理，本文節選自專題講座的整理文本，題目為編者所加）
作者：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主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論道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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