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集體化時期，政府極力在農村推廣衛生的知識與技術，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多種嚴重疾病影響著農民的健康，推廣衛生技術與知識，可增強人們的體質，消除疾病；另一方面，這也是改造人們的知識，改造人們的精神，建立社會新秩序之需要，是國家權力深入民間的需要。知識的改造是國家權力深入民間的重要策略，知識的改造與國家權力的深入相伴而行，改造農村的傳統知識，破除迷信，改造不衛生的生活方式，結束這種知識的“混亂”與“落后”狀態，代之以“科學”的知識，“有序”的知識，重建農村知識新秩序。在這一社會情境中的農村衛生科普實踐中，衛生已超出其消除疾病、增強體質的實用功能，被賦予了眾多含義，使衛生成為一種含義豐富的符號，并在實踐中充分利用衛生符號含義之轉化，這是集體化時期農村衛生科普的核心策略。
6.1衛生成為一種政治性符號
集體化時期農村衛生的推廣與普及，是與農村改造聯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既要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又要對農村文化進行改造，即通過衛生的普及與運用，來改造農村的舊文化，建立農村新氣象、農村新文化。衛生普及的這種使命來自建國初期我國農村廣大地區的衛生狀況，也來自當時農村改造、國家重塑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傳染性疾病以及一些地方性疾病廣泛流行，人們的生命健康受到很大威脅。開展群眾衛生運動，提高農村衛生水平，這是當時農村衛生工作的一個必然選擇。1952 年開始的愛國衛生運動則進一步推動了農村衛生推廣的深入開展。而在廣大農村地區，不衛生的生活習慣與迷信流行在這種情況下，加強農村衛生不僅僅是為了消除疾病，還增加了一個新的任務：消除迷信、改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此來參與構建農村生活新秩序。《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指出：“積極開展群眾的經常性的愛國衛生運動，養成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的良好習慣。講求清潔衛生的根本精神，是為了消滅疾病，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1981）毛澤東也指出：“綱要里頭有一個除四害，就是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是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這個民族振作起來。”（毛澤東，1957）農村衛生推廣不僅僅是一場單純的衛生運動，也是一場民族精神振興運動，一場國家建設運動。通過農村衛生運動，培養身體健康、生活方式合理、精神振作向上的新農民，以達到官方話語在農村的實現，構建農村新的知識秩序，達到消除舊社會之影響，形成新社會之氣象，從而實現國家權力對農村的社會控制。
當時的衛生推廣，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其主要手段是群眾運動。通過聲勢浩大的全民性的群眾運動，制造一種衛生普及的強大陣勢。“要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無論老人，小孩，青年，壯年，教員，學生，男子，女子，都要盡可能地手執蠅拍及其他工具，大張旗鼓，大造聲勢，大除四害……”（毛澤東，1960）群眾運動，能夠充分利用政治手段，將衛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深入影響到每個社會成員，極大地強化一種生存境域。
農村衛生推廣與普及不僅僅是為了改善農民身體健康與生活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重塑運動，并以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開展農村衛生推廣與普及，所有這一切，都使衛生突破了它的實用功能，賦予了衛生強大的象征作用，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使衛生實現了符號化的轉變。在農村衛生科普的實踐中，衛生符號的所指呈現多元化，根據社會情境及政府的執政需求，賦予衛生諸多其他功能，展開了多元敘事。衛生符號的含義轉換與多元敘事，是當時衛生科普的一個關鍵策略。
6.2衛生符號化的途徑
集體化時期，我國在傳染病以及地方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重大傳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消滅，如，天花、鼠疫、霍亂等已消滅或基本消滅。在衛生實踐中，衛生的功能性已得到充分顯現，這是當時衛生符號或衛生神話得以塑造的基礎。
衛生，從僅具有實用功能的一門技術，到富有豐富含義的符號，這一轉變，主要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通過語言的敘事策略，使衛生與某特定元素相聯系或相區分，從而使衛生處于特定的語言體系中，使衛生與特定元素聯結為一體，從而為衛生賦予其實用功能之外的其他含義，并通過特定語言的使用使衛生的符號含義得到不斷強化。在此，主要通過來自文本和宣傳性年畫的案例分析，討論衛生符號化的兩種機制，即區分、對比與聯結、嫁接。
6.2.1 通過區分與對比，使衛生符號化
衛生符號的塑造途徑之一，是新與舊情形的區分與對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經常通過新舊情形的對比來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訴苦就是其中的一種形式。這在當時的衛生科普實踐中也得到了運用。“進行衛生宣傳時，舉出真人真事，不說空話，或者開訴苦會，訴說在舊社會無法講衛生的痛苦，算細賬講明衛生有利，也是好辦法。”（賀誠，2006，p.353）在農村衛生推廣的實踐中，各地普遍組織了回憶訴苦、算賬對比、真人真事的現身說法等群眾性自我教育。廣大群眾在舊社會無錢治病，生下孩子也養不活；到了新社會不但治好了病，孩子也能健康成長。這種新舊對比的事例俯拾即是。（黃樹則、林士笑，1986， p.439）通過喚醒群眾對舊社會中無醫無藥悲慘處境的記憶，并與新社會中有政府保障、有衛生技術保障的現狀進行對比，使群眾體會到衛生技術的在場。在這一過程中，缺乏衛生的時期對應的是悲慘的舊時代，而衛生則對應的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新時代。這里，舊時代與新時代都是政治性概念，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分界點。舊時代與新時代之對比，往往是宣傳新中國之優越性的重要手段，而在當時的農村衛生科普中，衛生也被納入這一新與舊的對比之中，使得衛生成為了一個新與舊時代對比的重要范疇之一，使得衛生與缺乏衛生之間的對比演變成為一種政治性的一種對比。
塑造衛生的符號特性的另一種區分與對比是價值判斷的區分與對比。在愛國衛生運動中，政府發出號召：“環境衛生，極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養成衛生習慣，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現在，還有很多人不懂這個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意義。因此，必須大張旗鼓，大做宣傳，使得家喻戶曉，人人動作起來。”（ 毛澤東，1960）在這里，我們甚至已經看到了多年后“八榮八恥”的典型句式，這也正印證了衛生問題的意識形態化。要做到人人動作起來，以衛生為光榮，以不衛生為恥辱，這使得衛生與不衛生并不僅僅是個習慣的問題了，而成為了一種尖銳的價值判斷之間的對立，衛生與價值觀融為了一體。
通過區分與對比，使衛生在農民生存境遇中得以突出，并且，得以凸顯的衛生，是被眾多元素包裹的衛生，而這眾多元素包裹衛生的過程，也就是衛生之符號化得以成立的過程，通過衛生的符號化，人們被“拋入”一種新的生存境遇中。
6.2.2 通過聯結與嫁接，使衛生符號化
通過特定語言的使用，使衛生與特定對象融為一體并實現語義的嫁接，使衛生成為特定對象的表征。在此，以當時比較重要的一種衛生敘事方式——衛生主題的年畫為例，探討聯結與嫁接如何賦予衛生新的含義，從而使衛生成為一種符號。
由于年畫是農民過年時必不可少的文化消費品，年畫承載著農民價值觀等豐富的生存實踐信息，年畫一直以來就是農民表達與感悟文化的一種重要媒介，廣為百姓所喜愛。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有意識地利用年畫進行政治宣傳。1949 年11 月26 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達了《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該文件認為年畫是一種很好的宣傳工具，并確立了當年年畫的宣傳重點。（王樹村，2002， p.287）此時的年畫是政治宣傳的一個重要渠道，這些年畫對于全國，尤其是在信息來源較少的農村地區塑造一種特定的政治氛圍，傳輸政府的理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利用年畫宣傳衛生，是這一時期年畫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其中的衛生意象，帶有豐富的象征性，使衛生符號進一步豐滿。如山東濰坊年畫“除四害，新五子登科”，以“五子登科”的年畫典故，賦予新的內容，宣傳“人人除四害，家家講衛生，兒孫個個胖，黍谷年年豐”之理念。（曹淑勤，2008，p.354）這幅畫的意蘊非常明白，除四害，講衛生，能帶來健康，帶來豐收。同時，五位胖娃娃健康可愛的形象，也表示一種積極向上、欣欣向榮之氣象，顯示了除四害給人們帶來的精神振奮之情形。圖中所描繪的胖娃娃形象以及其場景，都是老百姓喜聞樂見或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這種形象及場景的熟悉度及其日常性，使得老百姓對于這幅年畫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理解其所描繪、傳輸的理念。同時，這幅年畫價格也很便宜，非常易于在農村流傳。
年畫“毛主席派來的好醫生”（陸克勤，2008， p.225）描繪的是一位年輕女醫生在給一位母親懷中的兒童問診的情形。醫藥箱和聽診器表征著這位醫生的身份，也表征著衛生技術，而醫生面前的母親和兒童對這位醫生的信賴與依靠，同時也是對衛生技術的信賴與依靠。整幅畫以黃、紅色作為基調，從色彩到人物形象，都透出溫暖的感覺，而這種溫暖感覺的核心來源就是這醫藥箱與聽診器，是現代化的衛生技術的象征。醫藥箱與聽診器雖然在這幅年畫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卻是全圖的靈魂，是全圖精神的來源，是全圖的核心。圖中描繪的是健康的年輕女醫生的形象，意在利用年輕女性的形象，表征衛生技術的溫暖與親切，塑造一種衛生技術的親和力。而這幅年畫的名字“毛主席派來的好醫生”，同樣具有強大的隱喻力量，表征著衛生技術和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系。全圖的場景具有細膩的生活氣息，樸素、寫實，而運用母親與孩子、百姓與醫生（醫生代表著衛生技術）之兩層關系的疊加，使得衛生與百姓之間的關系更加親近與自然。該年畫描繪出了衛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在場，且凸顯了衛生與生活之間的聯系，即生活中的衛生，生活實踐中實用中的衛生，而不是與農民生活距離遙遠、高高在上的衛生，賦予了衛生濃厚的生活性，凸顯了衛生作為農民生活實踐的一部分。
年畫“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陸克勤，2008， p.114）由魏瀛洲創作于1956 年。該年畫由數幅畫組成，左邊與右邊分別有三幅小畫，分別描繪不同場所中的生產與生活中的衛生行為。中間一幅大圖，描繪的農家庭院中打掃衛生、張貼對聯的情形，畫中人物歡樂詳和，對聯上寫著“身體健康”，院中有兩堆高高的谷倉，這象征著講衛生會使大家身體健康，糧食豐收，人人心情快樂，精神振作。在中間這幅圖的左上方，顯露出一個高壓電架的一角，表征著科學技術在改善著農民的生活。而整幅年畫則表征著利用科學技術、講衛生愛清潔的生活方式使得農民生活蒸蒸日上，精神面貌欣欣向榮。
該年畫中有幾個重要元素：衛生技術及其應用，戴紅領巾的小朋友以及健康、向上的百姓，高高的谷倉、清潔的農家院落、豐收的田野等，這都是表達衛生意象相關內容的重要元素，表征著衛生的多重功用及其政治蘊含。同時，高壓電線（架）作為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技術元素，表征著“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情境中的農村在向著現代化快速發展。
年畫“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既描述了衛生帶給人們的健康生活，同時，也表達了衛生的生活方式帶給人們的精神愉悅。更進一步來說，該年畫表現了政治改造后的新農村，表征著新的社會制度下的一種新的生活實踐，同時，也展現著一種新的政治空間，衛生符號成為刻畫這種政治空間的一個重要元素，而在參與這種政治空間的塑造過程中，衛生的符號化得以實現。
6.3衛生符號的特點與作用
集體化時期，新中國剛剛建立，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國家正處在新中國的塑造與新公民的塑造之中。與此相對應，農村衛生科普工作在兩個層面上參與著國家重建。一是物質層面，在農村推廣衛生技術，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另一層面，是精神層面，通過發展衛生科普事業，宣傳現代衛生理念與知識，改造農村人民群眾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理念，破除迷信，振作精神，以達到新公民之塑造，衛生推廣成為塑造新公民與新社會的工具。衛生的這兩重用途，特別是在后一層面，實際上是超出了衛生之實用功能，而衛生之新功能的實現，借助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衛生的符號化轉變。衛生符號化的實現，得益于特定語言（包括文本與圖形）的運用，這種語言主要來自政府的宣傳與塑造，衛生符號的核心屬性是政治性。衛生科普關注身體的健康與思想的改造，但在其背后更為基礎或核心的目標，則是實現身體的政治化改造，身體的衛生化是實現身體政治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衛生之符號化，反映了特定社會情境中關于衛生的敘事。衛生的符號化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它有助于衛生的神話得以成功塑造。衛生的符號化為衛生科普提供了一股強大的動力，推動著農村衛生科普的深入發展。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衛生符號化之后，人們所體驗所感知的實際上是政治性所主導的衛生符號，在這種政治性衛生符號的引導下，人們對衛生持有積極的態度，但是，對于衛生之方法以及衛生所蘊含之思想、精神并不了解，這就容易導致一種對于衛生片面的認識。衛生的符號化反映了衛生的社會性存在，隨著社會環境的不同，衛生之符號化會具有不同的特性，而在集體化時期，衛生符號的政治性使衛生以及衛生科普具有了強大的政治屬性。
當然，這又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特色。在最寬泛的意義，像衛生等與“科學”相關的傳播普及，總是不可避免地與某種意識形態相聯系，只不過不同時期其聯系的內容有所不同而已。但從本文所分析的集體化時期的這種與衛生科普相關的政治屬性，對于我們今天反思科普問題，更全面地理解科普的本性，仍然是有借鑒意義的。
作者系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選自《多視角下的科學傳播研究》第二章科學傳播與視覺文化，第六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科學的歷程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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